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清咸丰3年)5月25日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他祖父靠租种薄田度日，到他父亲时，已置田20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兄弟5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10岁时，塾师出“日悬天上”命对，他应声作答：“月沉水底”，乃父大喜，蓄意培植。但作为农家子弟继续跟随兄弟洒扫粪除，或田间耕作。1881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41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24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1882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殊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5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985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是他的恩师，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1903年(光绪癸卯)，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光绪丁酉(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如宣统庚戌(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罂粟)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详见《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应该指出，满清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大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始逐步成为现实。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下车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3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桕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翌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100只，蒙古羊200只，另一处是京西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1914年9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甲辰(1904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庚戌(1910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入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1902年(光绪壬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1914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蕲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26—27万元。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1896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一、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二、(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三、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四、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五、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1897年，即戊戌前一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1898年满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1910年(宣统2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次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2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1917年1月，即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还归故里的第二年初，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1917年2月5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本来，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维新，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9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10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1898年10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1923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4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3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2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1935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纵然如此，张謇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祗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享年73岁。这样英雄一世的人物，如果说他“失败”，也是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其责不在其人。

简历

1853年5月25日生于江苏南通州海门常乐镇。

1973年读《通鉴》《三国志》始写日记。

1876年入吴长庆幕。

1879年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取第一。

1880年随吴长庆陛见。

1882年随吴长庆督师赴朝鲜，策划前敌军事。

1886年南归，为乡里兴蚕桑。

1889年著《棉谱》。

1894年思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列名上海强学会，出长江宁文外正书院。

1898年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

1900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

1901年筹建通州师范学校。

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

1904年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筹建大生二厂。

1905年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1907年参与创设中国公学。

1910年议设全国农业联合会。

1912年入京，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

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参加旧金山博览会。

1915年辞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

1917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主持召开南通农业展览会。设立蚕桑讲习所。

1919年任运河督办。

1921年检旧存文字，订为张季子《九录》。

1922年主持南通中等学校运动会，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会长。

1926年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