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的创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是对鲁迅终生事业的最崇高也最恰当的评价。鲁迅以一八八一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县城的一个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阶级”家庭里。幼年时和农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时候就与中国的劳动人民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十三岁后，“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境地，又叫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因为父亲的病死和“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二十二岁（一九〇二）到日本后，“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当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在影片中忽然会见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着，是在用文艺来改变他们的精神。从此以后，他就放弃了医学研究工作，决定把文艺当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且就开始运用文艺这项武器来向封建社会的黑暗顽固的堡垒进攻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鲁迅本人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来，都是非常地重要的。在最早的论文里，他竭力介绍和赞扬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们(2)，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的维护垂死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者和洋务主义者们(3)。另外，他还从事于外国文学——偏重俄国、东欧、北欧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年）。虽然在当时，鲁迅的思想在基本上还是属于民主主义的，但他的为人民的利益与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战斗的意志与锋芒，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怀旧》(4)，就爱憎分明地刻画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如秃先生），一类是属于被压迫阶层的穷苦人民（如王叟、李妪）。对于前者，他无情地剥露和嘲笑了他们的丑恶的本质；对于后者，则生动地揭示了他们的善良和质朴的灵魂。以简括、洗炼的笔墨深刻完整地塑绘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原是鲁迅作品的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在《怀旧》这篇小说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显露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战线上的。他的战斗实绩，主要地表现在小说的创作上；在这时期，他是以小说为主要的战斗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他在这时期写下的许多小说，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永远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小说揭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他这样地说到那时的情况：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狂人日记》的出现，标志着鲁迅创作事业的伟大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开端。一九一八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的决定时期快来临了，文化上的革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狂人日记》担负了这个任务，以深切的表现和特别的格式，在青年读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义的火焰。
《狂人日记》借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会里“人吃人”的悲惨事实，来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传统和因袭的罪恶。这一主题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人民在吃人社会里被少数人所吃掉的这一悲惨事实，是鲁迅的伟大心灵所不能容忍的。鲁迅的一生完全呈献给了推翻吃人社会的这一庄严神圣的事业，而《狂人日记》便是他最初向吃人社会投出的致命一击。后来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他这样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他看到了“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于是他希望大家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狂人日记》形象地、真实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正义要求。鲁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狂人日记》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品。
《狂人日记》对于封建社会的抨击是异常地猛烈的：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真是非常深刻的暴露。旧社会的统治者正是以表面的“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本质。他们全都具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揭露社会矛盾的才能是如何地惊人。鲁迅曾说，他的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5)。这深广的忧愤，全部地表现在鲁迅对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愤恨，和对于生活在这种古老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广大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同情上。
尤其应该指出来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不仅对于吃人的现存制度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同时，对于未来的新的社会也透露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导师和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认识上所已经达到了的高度，而且他也就开始以这种美好的理想给予了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在小说的最后，鲁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呼声是强大的，是足以震撼广大读者的心灵的。
《狂人日记》只是十三则不记月日的日记，但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表现得十分鲜明，十分完整。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创作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严谨、洗炼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同时，《狂人日记》这个标题是采自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一八三四年所写的一篇小说的篇名，这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而把这种重要影响首先带到中国文学上来的，正是我们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
接着《狂人日记》，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下了他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这依然是一篇暴露封建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无能而怯懦，有着不少的缺点，但他是善良的。这篇小说以同情的笔调，在短短的篇幅里刻划了这么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满口之乎者也”的不幸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鲁迅猛烈地抨击了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和在封建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丁举人之类的地主豪绅。它的描写手法是非常地经济的，结构异常紧凑，字里行间弥漫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的气氛，感人力量是十分强烈的。
《药》是鲁迅的第三篇小说。它写在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间。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一方面谴责了群众的吃人血治病的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写下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志士。故事是这样的：茶馆老板华老栓因为儿子小栓生肺病，据说人血可以作为治疗的药剂，于是出钱购买浸染了人血的馒头。而这血却是牺牲了的革命者夏瑜所流的。患肺病的小栓后来自然是死了，而当夏瑜的母亲来凭吊儿子的荒冢的时候，却在坟头上发现了不知是谁送来的一个花环。
从《药》这篇小说，我们更可以看出鲁迅的深广的忧愤。革命者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和灾难，但迷信落后的群众却用革命者的血染的“人血馒头”来医治儿子的肺病。作品接触了民主革命必须启发群众觉悟的重大问题，反映出尚未觉悟的群众与革命先驱者之间存在着可悲的隔阂。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把这样的悲剧写下来，作为对于革命者的崇敬的献礼，同时也沉痛地揭露了群众的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自然也抨击了那造成群众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这在鲁迅，是不胜其苦痛愤激之情的。
然而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并未失去信心的。对于夏瑜，鲁迅虽然没有从正面来表现他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雄事迹，但从刽子手康大叔的话里，却也非常清晰地呈露出了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者的感人的形象。他“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当他因为对红眼睛阿义宣传革命而遭到毒打时，他想到的不是自身的痛苦，而是可怜红眼睛阿义的无知。象这样的人物，在广大群众还没有觉醒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样的时间是不会过于长久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后，鲁迅终于用了在夏瑜坟上出现的花环，来暗示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和中国革命日益广阔的前途。他曾经这样提到当时进行创作的情况，他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6)
鲁迅虽然认为在夏瑜坟上添上一个花环，是用的“曲笔”，是“听将令”，“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他后来又曾经这样讲到他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又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7)。这些都很确实地说明了：在夏瑜坟上添上花环，正是鲁迅自己当时对革命前途的认识；而同时，也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的。革命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密切结合，正是一切伟大艺术创作的最基本的特色。
据说，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鲁迅是用来影射秋瑾的。秋瑾是绍兴人，她被杀在一九〇七年，那时鲁迅正留学日本，很可能给他思想上以强烈的激动。因此，当鲁迅从事创作的时候，用夏瑜这样一个名字来暗地纪念这位为革命而牺牲的志士，是完全可能的事。但我们不能说小说里夏瑜的故事就是写的秋瑾的真实事迹。
在小说《明天》（作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里，鲁迅刻绘了像单四嫂子这样一个女性：她守寡，生活在愚昧和无助里，受尽了人间的愚弄和凌辱，结果是送掉了自己的唯一爱子（宝儿）的幼小的生命。通过这篇小说，鲁迅对旧社会又投下了沉重的一击。
作于同年七月的《一件小事》，是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一首热烈的赞歌。作品写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件极其微小的事件上，发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因而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自大与自私心理作了深刻无情的批判。当车夫扶着跌倒的女人，向巡警分驻所的大门走去的时候，作品这样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故事最后，又说：“……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作品中的“我”，虽然不能看作就是作者自己，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热情的向往和深刻严峻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鲁迅和中国劳动人民结合的坚实基础。相信“只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我们的导师，在其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从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吸取战斗的勇气和对于战斗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了。
《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于广大农民的深厚感情。在这篇作品里，鲁迅塑造了闰土这样一个勤劳、朴质然而为贫困所折磨的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人物。他一方面用回忆中的闰土和眼前的闰土前后迥异的形象，具体地说明了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惨痛、阴郁的生活，显示了作者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恨；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作品里，透露了他对于“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的希望和向往之情。他写道：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自然，这种“新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故乡》里，鲁迅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告诉我们的；但鲁迅却确实地告诉了我们，这种“新的生活”经过了许多人继续不断的奋斗，是一定会要实现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光明的未来有着怎样坚强乐观的信念。“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鲁迅的作品是这一时代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阿Q正传》是鲁迅最伟大的一篇作品，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耸立的一座丰碑。这篇小说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的二月间，但在小说第一章（序）中，鲁迅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足见它的酝酿和孕育，是在很早前就开始了的。《阿Q正传》，应当说是高度地表现了鲁迅前期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的。
在《阿Q正传》里，鲁迅创造了阿Q这样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阿Q是旧中国农村里一个流浪的雇农，他的性格被塑造得十分真实而具体，他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读者的眼前。关于阿Q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意义，周扬作了十分透辟的分析：“几千年来，农民被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迷信观念以及农村的各种保守落后习惯所层层束缚，不解脱这些束缚，农民是不能够彻底翻身的。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最感痛心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精神上的奴役，正是这种奴役造成了农民的精神麻木状态或行动起来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他在他的关于农民的小说，特别是杰出的、著名的《阿Q正传》中，最深刻地、集中地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不觉悟的方面。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鲁迅把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精神上的弱点也是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来批判的，他要求国民性的改革。当然这些弱点是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真正的特点的。……农民的不觉悟，不团结，都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这种情形是鲁迅所深切了解的，因而也就是他所最感痛心的。”(8)周扬在这一段话中所概括地指出来的，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要反映而且已经完满地反映了出来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鲁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阿Q这样一个典型性格，安置在典型的环境里面来刻画。通过阿Q这个人物和他在未庄里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鲁迅十分深刻地、具体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辛亥革命前后整个中国社会的面影。在《阿Q正传》中，鲁迅十分卓越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村里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强烈的正义的爱憎。他刻绘了阿Q、王胡和小D们一群。饱受剥削和损害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也塑造了像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的地主阶级的人物。鲁迅对于阿Q的态度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一流人物的态度有着绝大的不同。对于阿Q，鲁迅指出来的是他由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而造成的愚昧和落后，是他的精神上的某些个弱点；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指出来的则是他们的残忍、狡猾和卑贱的自私。对于阿Q，鲁迅是谴责的，但在谴责里满含着温情和希望，是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和假洋鬼子们，则是无情的暴露，深恶痛绝的讨伐，是要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而“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地重要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面向了旧社会血淋淋的现实之后，在对现实生活作过不断的探索和剖析之后；所必然地要具有的看法和态度。基于这个看法和态度，鲁迅在《阿Q正传》中，除了通过阿Q和其他人物形象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共同弱点外，他还给我们暴露了旧中国农村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提出了一连串的亟待解决的农民问题。而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是达到了异常惊人的深广程度的。
对于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我们从阿Q身上也可以感触得出来。阿Q对于来临在他面前的这个革命，很显然地还缺乏真正明确的理解，但从自己的不合理的生活遭遇和切身感受里，他是那样朴素而简单地理解了这个革命，而且迫切地需要着这个革命。他是这样想的：“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这个想法，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民来说，是有着很深刻的典型意义的。但由于中国近百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资产阶级是没有可能担负起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时，这一股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一方面既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参加和支持，辛亥革命就不得不悲惨地失败了。阿Q的始而“革命”，继而“不准革命”，终于是不明不白地把性命送在把总和举人老爷手里，这一悲惨的事实，异常鲜明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真实情况及这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历史证明：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农民的潜在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农民才能够永远地从屈辱、卑贱、困乏的生活里翻过身来，成为自由、富裕和幸福的人民。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的严正批判，使我们重新深刻地认识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阿Q正传》在艺术技巧——特别是在塑造典型和运用语言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成就，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顶。自然，鲁迅不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他不是离开生活，离开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来孤立地、本末颠倒地讲究艺术技巧的；他的注重艺术技巧，是从生活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的基础上出发的。因此，《阿Q正传》就能够集中地、生动地反映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和感染的力量。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从阿Q这个人物身上，从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仅展示出了性格上的显著特征，而且具现了使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阿Q正传》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不朽的典范。
《阿Q正传》的语言，具有着非常准确、明了和简洁的特色。鲁迅是从来不能容忍文学语言中的一切芜杂混乱和冗长拖沓等恶劣现象的。他运用和提炼了人民口头的语言，同时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了恰当的、适用的词汇，这样来构成和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在人物对话方面，他十分注意每一个人物不同的阶级地位、个性特点和时间、环境的限制与区别，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这种情形，在《阿Q正传》中是如此，在其他的作品中（包括他的许多小说和杂文）也全都如此的。鲁迅正是我国文学史上善于运用语言的一个最杰出的巨匠。
总起来说，收在《呐喊》里的鲁迅的早期创作，不只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稀有的伟大作品。当我国新文学运动还正在倡导、发轫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在思想内容上和在艺术形式上都已经达到异常卓越、成熟的境界的作品，来作为我们前进途中的鼓舞和范例，这实在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件最值得夸耀的事。鲁迅早期的创作，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它的主要内容，作品的题材多半取自旧中国的农村或是封建势力很大的城镇，人物主要是些“不幸的小人物”——农民和小市民。通过这些作品，鲁迅给予了旧中国社会以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但也经常地透露出作者对于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的热望和信心，鼓舞了广大青年为未来而战斗的勇气。这些特色，一方面使鲁迅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的那些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也就预示了鲁迅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更宽广的前途。
鲁迅而外，本时期的小说作者，还有《新潮》上的一群。这些作者，除欧阳予倩后来致力于剧本的创作，和叶绍钧在小说上更有着远大的发展，我们将在下面叙述外，其他如俞平伯、杨振声后来就没有写小说了；汪敬熙后来在《现代评论》上还发表过小说，而且还在一九二五年选印过一本《雪夜》，但又以为自己的作品“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而忘却本时期的战斗精神了；至于罗家伦，则又极端堕落，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本时期的作品，“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9)
关于这些作家，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加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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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引均见《呐喊·自序》。
(2) 《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作。
(3) 《坟·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
(4) 载《集外集拾遗》。
(5)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 《呐喊·自序》。
(7)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8)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
(9)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