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着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惟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71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传论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符箓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讵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讫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我国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左：
（一）《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定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仇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记》引刘向《列仙传》 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记》、《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土行《经录》，谓奏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贞元录》、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支，况夹击匈奴，虽不成；然骞知月支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支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