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彻未尝有也。如以为本助而今税亩，则有若不当对以“盍彻”，孟子不当云“周人百亩而彻”也。如以为本彻而今税亩，安得复有所谓“公田”，所谓“馀亩”者乎？朱子以为鲁本用彻，是矣。然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数耳，非亩也。若於九中复取其一，乃倍赋其粟耳，非税亩也。犹是粟也，犹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谓之彻法所取，彼一斛粟谓之逐亩而取，粟何别焉？名何异焉？至於“共井”云者，亦沿“杜注”之误。此自助法，非彻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谓之通力合作，计亩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对，似彻法已废而欲复之者。若鲁但於助彻之外多取其一，则是助彻未当废也；请罢税亩可矣，何以云“盍彻”乎？增一以为二，君之所取诚倍矣；益八以为九，民之所加无几也。丰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异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谓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问，患用不足也。为不足计者，当损乎？当益乎？有若果欲哀公节用，何不竟以“盍节用”对而但以“盍彻”对？不劝其俭於出，惟劝以俭於入，一何问答之相悖邪！晋士鞅之来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备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谓不贫矣；犹以为奢而欲节之，然则必使一耦不备乃可以为国乎！
△一井、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曰：“然则三代何以异制？周何以亦助？鲁之税亩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难知，顾人下细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禄亦莫不以九一为程：一以奉上，所以训恭俭；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为公田，外之八为私田；公田以养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于井者也。中之一为乡遂，外之八为都鄙；乡遂以奉君（《齐语》所谓“参其国”，《孟子》所谓“君十卿禄”者是也），都鄙以为卿大夫之采邑（《齐语》所谓“伍其鄙”，《孟子》所谓“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则《书》所谓“大都小伯”，《传》所谓“王官之邑”，《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国者也。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与焉，中之一为王几，外之八为侯国。土畿以奉天子（《书》所谓“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谓“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国以封亲贤神明之裔（《书》所谓“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天下者也。是故齐、晋、宋、鲁，外诸侯也；秦、温、郑、虢，内诸侯也。自平王东迁郏、辱阝而秦、郑乃渐列於会盟，其初实畿内也。鲁公室之卑以乡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晋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乡遂如故也。自桓公东迁屯留而韩赵乃尽分其乡遂，其初实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书》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鲁季孙之取下，取公邑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请申、吕，请公邑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国，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务於富强，变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执一格以相绳也。
△贡、助、彻法为三代圻内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贡”，夏之圻内，夫授田五十亩，而行贡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五十而贡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内，夫授田七十亩，而行助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亩而彻”，周之圻内，夫授田百亩，而行彻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百亩而彻也。故《诗》云：“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当夏、商之际，乃不行贡助而行彻，是夏、殷之贡助不必尽行於天下之明验也。周之先世既用彻法，是以大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时天下诺侯皆用助，至武王而尽变易天下之井疆以为彻也。然则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汤因之；非夏时天下诸侯皆用贡，至汤而尽变易天下之沟涂以为助也。故《诗》云，“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然则申伯未封以前，谢固未尝用彻，封申以後乃行彻耳。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然则江、汉之间，诸侯固多不用彻也。盖彻之行於诸侯者，皆已灭之国，新造之邦，乃以彻整齐之；至於慕义来归之国，则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灭之国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彻行之；若法度未尽废，疆界未尽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然则初封之国亦有行彻不行彻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涂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陋人众；设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者也。然则圣人於此皆因势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周人百亩而彻”，周之乡遂用彻也。“虽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诗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穑之诗，──故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之妻称“主妇”，故天子大夫之妻称“君妇”也。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之臣，故称“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为都鄙也。至於《周颂》之文，则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乡遂之用彻也。然则周人彻自彻，助自助，助彻兼行，非彻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为有公田”，明贡彻之皆无公田也。故曰“虽周亦助”，言虽周亦兼用助，非谓虽周之彻亦即是助也。盖此章以“取民有制”句为纲领，而其下分释之。“夏后”以下六句，言乡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阳虎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什一为准也。“世禄”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禄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龙子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用助为善也。故曰“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言世禄当用助法，世禄既行则助法断不可不行也。周虽用彻，而其於世禄未尝不兼用助，然则龙子之言或即为世禄而发，未可知也。若以世禄与助为二事，谓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废，则“世禄”一语上与龙子之言不相承，下与《大田》之诗不相贯，横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毕战之问，亦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即“世禄”六句都鄙之说也。“什一自赋”；即“夏后”六句乡遂之说也。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云云者，申言乡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乡”即乡遂之乡。“徙”者，乡之属有州有党，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党而徙彼党，皆不得出其乡。“乡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亩，乡之授田亦每夫百亩，与井同也。“八家皆私百亩”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犹《班爵禄章》“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也。自《集注》以“同井”为“八家”，近世说者遂以此为治野之政，则井中安得有乡；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谓之不出其乡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终皆分乡遂都鄙言之，两两相承，其文最为明显。後人不加熟读，概以为一事，故於“虽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夫既为贡为助矣，又何得复为彻！不但先王之制淆乱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鲁之税亩与彻法之不同
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也，诺侯所自食者乡遂；三桓所共分者乡遂，所谓“公室”者也。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於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税亩之法虽不可考，然吾尝以其名思之，彻者，通也，通众夫共耕之，不以亩别而但计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税亩”，则是不复以粟多寡为程，而但计亩之多寡为粟之程也。既各计其亩之多寡为程，则是亦无待於通众夫而共耕之也。然则非但加一为二与彻之数不符，而履亩定税亦必与彻之制不同矣。吾又尝以鲁事考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宋乐祁犁曰：“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为失民之始。考三军之作在襄公世，中军之舍在昭公世，曷为皆自宣公数之？然则失民之故当与税亩相表里。盖助彻之法，民隶於君，而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於君，而计田以征赋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为己有，但计应纳之赋以贡於公，而公遂不之问也。吾又尝以他国之事推之，《齐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子产之治郑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计夫授田，不得自为多寡，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谓“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产之使？是知春秋之时，王制已废，井疆已紊，但计田以取粟而不复计夫以授田矣。今论者皆以阡陌之开咎商鞅；然鞅所开者秦之阡陌耳，关东诸侯何以亦无复有存焉者也？然则自周东迁以来，固已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税亩之法，恐亦类是。尚未必计夫以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而能悉仍彻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税亩自别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复古制；非助彻如故而但於助彻之外别税其亩为十而取二也。盖无故而加赋，其名不顺而其势亦难行，故必变其旧制，别设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传》皆以加赋为讥。因加赋而变法，故所讥在加赋，非法不变而但加其赋也。大抵彻之取民，名为少，而君与民一体，贫富同之，是以人咸尽力，田畴辟，家室盈，而财亦无中饱旁漏，故国用常宽然有馀；税亩之取民，名为多，而君与民不一体，始则取必於田而不问民，继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问田，久之而君与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归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贾皆得藉以自润，而公室常苦贫，无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盐之法，其初纳粟甚少而边实饷赢；其後改为折色，利加五倍，未数十年而田畴荒芜，粟价涌贵，竭天下之力以给边而国用遂大绌。事固有见为少而反足，见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汉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计不足，月计有馀；月计不足，岁计有馀。”有若之请用彻，意盖如是，因哀公专为己虑其不足，故复言君民一体以悟之。其实，彻乃兼足君民之术，非专欲损君以益民也。
△区画之各异
盖先王之整齐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国，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区画之。当其盛也，地各异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国各异政，尤不可以强同。以此区别而推求之，则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赋居民之政之见於经传者皆可以徐核其实矣。
△兵车不尽计民以赋
经传多称“千乘之国”。或云：“八十家出车一乘。大国地方百里，为成者百，为井者万，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军皆征发於乡遂。故《费誓》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周官》，天子六乡，乡为一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则所称“千乘”者，亦乡遂也。《鲁颂》云：“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纟┪，徒增增。”然则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数，──正如《周官》，胥一人则其徒十人，──是以车称千乘，徒号三万。成八百户，户出一卒，则三万之卒不过四十成之地。而自东迁以来，诸侯亻并吞，其国渐大，故其乡遂之地自足以赋千乘之车徒，原不必通国而计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则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仓卒之调发。故《论语》云：“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云：“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此隶於卿大夫者也。《春秋传》，齐侯伐晋，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晋栾书伐楚，败申、息之师於桑隧：此守境以待仓卒之调发者也。盖古者以民为兵兴师动众非旦夕可具，──故齐邴意兹曰：“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後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是以常藉边鄙之邑仓卒之患，而不以参於国之正赋，不容通一国而统计之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山军之数”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为依据，而《鲁颂》此章叙伐楚一事，其文连属而下，安得於徒则但言行者，於车则兼言居者，为此一口两舌之言乎！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卫之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车何以遂十倍？又不称其开疆拓土之勋，而悉以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之效。然则是贫故车少，富故车多，而亦不尽称徒以造车也。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地虽辟於前，然岂能数倍於文公之世！然则是晋、楚争霸以来，诸侯兢以兵力相胜，是以其车益增，而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盖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於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
△大邑与小邑
经传或称“百室之邑”，或称“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杜氏《春秋传》“郑赐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卫与免馀邑六十”，则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为一邑矣，有时而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瞀乱，闻者何所从，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讵宜如是！且积四邑为丘，积数丘而又名之曰邑，从来宁有如是之制度乎！盖邑之始，本以号夫建国之地。故《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称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诸侯之国，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谓之邑。邑既为通称矣，於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别之，而其馀则但谓之“邑”。然则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数多寡定之为经制也。故《传》云：“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对野而言则皆谓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言三百户，有不三百户者也。故聚人多则为大邑，聚人少则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卫免馀所称“唯卿备百邑”者，则通大小，截长补短而计之者也。然小邑又统属於大邑，故大邑亦谓之“都”，小邑或谓之“鄙”。故《传》云：“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属之小邑也。故楚启疆曰：“韩氏七邑，皆成县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则是但举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计其数也。盖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渐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复别有属邑。故晋至与周争侯阝田，而曰：“温，吾故也。”士モ、赵武、韩起欲得州田，而赵武曰：“温，吾县也。”二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然则温其大邑而侯阝与州其属邑也。先儒未尝详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说，谓“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误矣！
△私田与公田
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注云：“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余按：孟子称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请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是十一而取一，统谓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减其数，别之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仅十室，举其中而计之，则田之远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获近矣，无须别授一宅。即欲为多桑计而树之两地，何如授五亩於邑而树之一地之为便乎！《诗》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盖耕耘之日恐风雨之不时，颖栗之秋虑寇盗之不禁，故於田中庐焉，为憩息守望计耳。故不称室而称“庐”，明不成乎室也。为时不久，需地无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庐不必减公田百亩之数，犹之种瓜之疆埸亦初不以减私田百亩之数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体之不失，原未尝琐琐焉尺寸而计之也。
△班禄之制
若夫班禄之制，亦与分田相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计之也：合则数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禄之法，析其下而别之也：析则分殊，故禄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之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递损其半为率。三等之国皆君十卿禄，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视侯，为地一同，亦君十卿禄也。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亦君十卿禄之意也。然则大国之卿当受一成，而君之乡遂当为十成，明矣。故鲁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当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当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视伯，大夫亦当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又当大夫之半矣。惟大国之卿四大夫，次国三大夫，其降杀独多。然窃尝思之，大国之大於次国，次国之大於小国者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国，不应天子之卿仅二大夫而大国反四大夫。《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与士则名分礼秩迥然相悬，又不应大夫士之降杀反少而卿与大夫反多。盖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国地广政繁，小臣数多；故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地狭政简，小臣数少，故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三等之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之降杀均当有异。以卿与大夫为降杀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见位递尊则禄递异，位递卑则禄递同耳。不然，大国之地四小国，何以君禄仅倍之？次国倍小国，何以君禄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禄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杀亦必更甚於大国；但大略皆以倍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其在正禄之外者，则诸侯有“汤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之许田，卫之有阎之士，此朝觐时汤沐之邑也。郑之礻方，卫之相土之东都，此天子巡狩时诸侯汤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禄，则孟子亦末尝及之；然举一反三，其降杀差等皆当与公臣略同。但有禄以邑者《春秋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禄以栗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是也。窃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诸侯之国渐大，卿大夫之禄亦渐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禄其贵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辨《周官》诸公方五百里之说
曰：“君取国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与《王制》推之，诚然矣。《周官》九畿为方万里，天子之地仅居百一，而诸公方五百里；乃当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而《王制》为汉儒所撰，不足征信，未可概谓以九一十一为率也。”曰：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馀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为之说。孟子於本朝之大经大法犹迳庭若是，况尧、舜、禹、汤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论语》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传》云：“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则传记皆以百里为封国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说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鲁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则邾、滕在封内矣；宋在今归德界，若方五百里，则曹、杞在封内矣。宋、鲁当春秋时兼并之馀，犹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况当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东至海仅二千里，以西至积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万里者而区画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据之以疑孟子，其亦异矣！况天子并其都鄙计之仅四诸公之禄，而诸公乃二十五於诸男之禄，君臣之降杀何太近，同为诸侯者其降杀何反太远？其断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
△画井不必尽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齐而不可变通也。尧都冀州，而甸侯绥三服每面皆谓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国如是则田邑可知矣。今说者每谓井田之制必平坦广大之地乃能区画，而山国泽国不可行。不知平坦广大之地始可行者，沟洫之法然耳。沟洫行於国中，建国之地平广者多，故为千夫万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为九井，二里即可为四井，一里即可为一井，不择於地之广狭也。至於山泽林麓，则古人但以蕃草木鸟兽，原不以赋於民。即负山临河之地，亦但置之以为闲田，或授之於馀夫，而不在画井之数。然此亦论其常耳；若果其国山溪深阻，地势逼隘，则广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广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