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输入
当汉朝在中国本部建设了统一大帝国的时候，北方蒙古地方也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匈奴。匈奴最盛的时候，势力东面扩张到满洲和朝鲜半岛，西面直达到新疆和中央亚细亚。那时新疆和中央亚细亚建设了许多小国，成为东（中国）、西（希腊、罗马）、南（印度）三方面文化势力和政治势力的接触地。匈奴和汉朝争持了多少年终于被汉朝将他战败，到东汉初年匈奴的主要部分已降伏汉朝，南迁至塞外，余民数十万落在蒙古的，尽为东北方面的鲜卑民族所吸收，从此鲜卑遂成为庞大的民族。至于中央亚细亚地方，自西汉末年，兴起了一个大月氏帝国，这个帝国本是东亚民族，由黄河套搬至中亚的，所据的地方则系希腊民族所建大夏帝国的故地，而尤可令人注意者，这个大月氏帝国跨兴都库什山而建国，一部分在山北中央亚细亚，一部分则在山南北印度，因此印度的文化就借这个帝国之力灌输到中亚诸国来。印度自公历纪元前六百年左右，佛教兴起以后，战胜了旧有的婆罗门教，就成为印度的中心思想。这时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由锡兰岛传至后印度半岛诸国，就以锡兰岛为根据地，北派则由大月氏传至中亚诸国，大月氏就成了北方佛教的中心了。西汉末年，大月氏使者来中国，哀帝使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之受浮屠经，这是佛教输入中国之始。至东汉初年楚王英在宫中私祀浮屠，可见佛教势力已侵入宫庭。自此以后，民间传习者渐多，不过尚属宗教的性质，于学术思想无大关系。到西晋末年，鲜卑、匈奴、羯、氐、羌五种民族侵入中国，号称五胡乱华之祸，这五种民族在未入中国以前，本来都已受过佛教的感化，既入中国以后，遂将佛教间接介绍给中国人。加以自异民族侵入以后，西北交通复开，中央亚细亚与中国的接触日繁，印度的佛教文化遂由这种种的机会传入中国了。
这一期的佛教，主要的工作在翻译事业。因为佛教初入中国，内容尚未尽为华人所窥，因此不得不致力于这层工作。这时担任翻译事业的人，大半系外国的高僧，有来自印度的，有来自大月氏的，有来自其他各国的。这些外国僧人初来中国，对于华言未尽通达，翻译颇为困难，因此不得不另物色中国人为之笔受。大致由外国僧人口译，再由中国人由笔记录下来，或者有时更请文学家为之润色一下。翻译既然须经过如此许多困难，自然不免谬误，就中翻译最有名的要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天竺人，生于龟兹，自幼精研佛理，名闻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高僧叫做道安，对于佛理也深有研究，常常慨叹佛经翻译的多有错误，因发起迎鸠摩罗什来华。前秦王苻坚容纳他的意见，派大将吕光去迎他。恰好苻坚不久就因兵败而死了，鸠摩罗什赶到长安的时候，已是后秦王姚兴的时代。姚兴也是个信仰佛法的人，他用政治的力量保护鸠摩罗什，赞助他大规模地做翻译事业。因此鸠摩罗什得以放手进行他的工作。他的翻译卷数既多，内容又很正确，因此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极大。除鸠摩罗什以外，外国僧人在中国很有名的有安世高、佛图澄、菩提达摩等人。
当时东西交通既便，不但外国僧人来中国的很多，就是中国僧人也有到西方求法的。当时的东西交通约有两路，一条是陆路，就是从新疆经中央亚细亚以达印度，另一条是海路，从广州出发，坐海船经后印度半岛以达印度的锡兰岛。外国僧人来中国的大半系从陆路，惟菩提达摩是从海道来的。当后秦的时候，长安有一个和尚名叫法显，发愤往印度求法，由陆路出发，凡经三十余国始抵印度，在印度住了十五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带回的经论很多，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记他的经历，这部书在后来宗教史和地理学上都很有价值。在法显前后往印度或中亚诸国求学的僧人很多，据梁任公先生在《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一文中考证，自三国以至唐初往西求法的高僧其确有姓名可考者已有百零五人，佚名者尚有八十二人，在当时旅行困难，危险非常之多的时候，能有这许多人牺牲生命光阴去做这种事业，可见时代潮流之一斑了。
除了出国求法的高僧以外，在国内也出了许多有名的和尚。在东晋末年有一个高僧道安，本姓卫氏，后改姓释，他在南北传道多年，弟子非常之多，欢迎鸠摩罗什来华的动议就是他发起的。中国佛教的基础可以说自他以后才确立起来。他的弟子慧远在庐山结白莲社，研究佛理，南方佛教的发达，他与有功焉。
当时信仰佛教的不但是和尚们，就是在家的居士也很多。原来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其初政府尚禁止中国人出家为僧，故信仰者多属居士。自三国以后，此禁才开，于是在家、出家两途遂分。居士中信佛的著名者如与慧远结社的刘遗民等十八人，如宋初的谢灵运、颜延之等，对于佛法的普及都很有关系。
当时佛教传播之速，于政治势力的保护很有关系。自五胡乱华之后，侵入北方的异民族大半系信仰佛教的，他们的政治首领多努力奖励佛教的传布。如同后赵主石勒，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都非常提倡佛教。北魏诸帝除太武帝外，也都信佛，末年的胡太后尤崇佛法，建筑佛寺甚多，又遣宋云、惠生到印度求经，得百七十余部而还。北魏一代佛寺的兴筑非常之多，读《洛阳伽蓝记》一书可见梗概。南方的君主虽系汉族，但受了异民族的影响，也非常崇信佛法，就中东晋孝武帝、宋文帝、梁武帝、陈武帝等尤为著名。梁、陈二武帝都以开国雄桀之姿，不惜几度舍身僧寺，祈求福泽。南朝建筑寺庙之多，不亚北朝，政治上的如此提倡，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佛教自西汉末年输入中国，历时二百余年，到东汉末年民间已传习甚广，但都是宗教的信仰，于学术思想无甚关系。加以当时翻译事业初开风气，外来的僧人对华言素不通习，辗转传译，错误甚多，专门术语也未经成立，因此翻译的经典不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直到五胡乱华以后，外国的高僧来华者日多，带来的经典也较前多了，中外僧俗彼此相处日久，情意融洽，所翻译者自然较前正确，从此东土的人，才得睹佛教之真正广大的面目，又恰当思想烦闷饥渴的时候，焉能不立刻风行全陆呢？佛教在印度本分大小乘两派，当中、印交通的时候，值大乘业已盛行中亚之后，因此移译的经典以大乘者为多。其初尚没有枝派可分，到后来传习既众，不免有门户之见，于是大乘之中又分出许多枝派，大致都是以西土的经典为主，如般若宗依据《大般若经》，摄论宗依据《摄大乘论》，地论宗依据《十地论》，律宗依据《律藏》之类。原来大乘在印度本分两派，龙树一派从实相方面立观点，主张“法体恒空”，无著、世亲一派从缘起立观点，主张“万法唯识”。其输入中国也分两派，鸠摩罗什所译的般若三论之类，尽属空宗经典，故此派先盛于中国，到陈时真谛三藏东来，译出《摄大乘论》等有宗的经典，于是唯识法相之说才稍有萌芽。而此宗又分两派，在北方者谓之地论宗，在南方者谓之摄论宗，其实大旨相同，不过大小互异而已。以上这些派别，都尚系承继印度学派，直到昙鸾创净土宗，智顗创天台宗之后，中国才有了自创的佛教哲学，佛法就越发光芒万丈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东汉一代是神秘思想发达的时代，佛教在当时也不过是许多神秘思想中之一种，此外本国自创的秘密宗教尚多，大致不出方士妖妄之说，而其中有主符箓的，有主丹鼎的，有主梵咒的，细细分起来，派别也很多。今日道教所托始的张道陵，在当时也不过是这些秘密宗派之一，后来流为五斗米贼，仅盛于四川一带。这些秘密宗教最初与道家本无甚关系，到东晋时候，有一个葛洪出来，著了一部《抱朴子》，将当时的神秘思想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东晋本是老庄之学最盛的时候，因此这些神秘思想就与道家相结托，借老庄的哲理以为后盾，他们的基础才渐渐稳固。到佛教盛行以后，受了佛教的影响，模仿佛教的组织，将这些神秘思想组成一个完全的宗教系统，从此以后就有了“道教”的名目，能够与佛教对抗成为二大宗教了，这个时代约当北魏的初年。
自老庄之学盛行后，与儒家旧说显相牴牾，学者已感取舍之困难，佛教输入以后，又添了一个新学派，这三派思想之间，怎样调和分别，问题甚多。因此学者有著论专主一家的，有谋调和三教的，但大势已趋于佛教思想，这些主张无甚大关系，故不赘述。此外如梁范缜所主张的神灭论，虽立意颇为新颖，但在当时和后世都无影响，也就不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