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时代的曙光
东汉是儒术最盛的时代，儒术统一的结果，除了造成一般方士和经师之外，只有在政治上造成些臧否时政的党锢名流。这些党人们大半牺牲他们的精神生命到政治上，对于思想界的贡献殊少，但因为结党交游的风气一开，思想上交换的机会日多，并且党人们多半是光明俊伟之士，绝非委琐卑陋的经师们可比，他们的流风所及，很可使人的心智一开。到了东汉末年，政治日坏，人心思变，思想上怀疑之机遂一发而不可遏了。
从东汉末年起，到东晋初年止，这一百多年之中可以说是思想史上的怀疑时代。虽然没有什么独立的建树，但较之黑暗销沉的东汉时代，实在已高出百倍。东汉经师们只晓得咬文嚼字，说《尧典》首数字，至十余万言，其繁琐冗长，毫无用处可见。东汉末年有个郑玄算是经师之巨擘，他将这些妖妄之说，繁琐之论，分别结集起来，成了五经的注，经师派到此可算大成，但经师派的势力也就及郑玄之身而斩了。
当郑玄苦心结撰那些故纸堆中的材料的时候，新的怀疑空气已经渐渐造成。与郑玄同时略后的孔融和祢衡便都是放荡不拘礼法的人，他们曾说“子之于父母犹物寄瓶中，别无恩义”，这是对于汉代儒教盛行的唯一教义“孝”字的大胆反抗。这时候儒教的不能压服人心，已成公然的事实，有眼光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都想拿法家的主张来范围人心。无奈人心遏郁已久，正是思想自由解放的时候，法家的干涉主义也无法与这新潮流反抗，因此曹操和诸葛亮的建设事业都只成了昙花一现，毫无效果。到了曹操的重孙手里，便出了何晏、王弼两个大思想家，他们大胆与古来相传的儒教教义反抗，开拓了一个新世界。何晏、王弼都好谈老庄，王弼注解《周易》，以义理为主，一扫汉朝经师支离荒谬的胡说，确替中国的哲学开拓一条新路。他援引老庄来解《易》理，虽然也未必即是《周易》的本义，但于融会儒、道二家的主张上，很有功效。汉以来的道家，除了一部分神仙妖妄之说外，大抵是清静无为的老子之教为主，当时谓之“黄老”，其说甚浅。到何晏、王弼以后，才特别提出庄子之学，建设一个新人生观，此后言哲学者，或谓之“老庄”，或谓之“《老》、《易》”，总之不但与儒家不同，抑且与汉以来的道家大不相同，完全是一种新东西。
与王弼等同时稍后的，还有个王肃，他是一个经学家，著经解若干种专门与郑玄为难，且并不惜伪造伪书以证实其说，如《孔子家语》便是王肃所造伪书之一。因为他是晋武帝的外祖父，所以他的学说后来也居然传之于世，与郑玄相颉颃。此人及其学说虽不足取，但他敢于遍翻郑玄之案，立意与汉儒为难，也可见时代潮流之一斑。
魏、晋之际与西汉末年一样，是一个伪书流行的时期。王肃所造伪书除《孔子家语》外，还有《孔丛子》。此外有汲冢发现的许多古书如《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其真伪也是问题。东晋初年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孔氏传》也是伪书之一。此外如《汉武内传》，东方朔《神异经》之类，俱属东晋以后的伪书。这些伪书中，于时代思潮最有关系的，要算《列子》。《列子》是经晋初张湛注解以后才出名的，有人疑为即张湛所伪造，有人以为张湛以前的人所伪造的，总之绝不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中《杨朱》一篇最滋人疑窦，其实《杨朱篇》以外的各篇大半抄袭《庄子》而成，又间杂以佛经的语法和故实，其非战国时著作也是显然的。《列子》虽系晋人伪作，但它的价值倒不可轻视，因为魏、晋之际的时代思想颇可从这部书中寻绎出来，尤以《杨朱》一篇更可注意。他因为孟子中有“杨子为我”一语，遂因而杜撰出一篇极端为我主义的哲学来，大致以人生的享乐为主，轻视一切身后的批评和社会的善恶标准。所谓享乐主义者更绝对以肉体的享乐为主。这种不长进的堕落主张，确是魏、晋之间才会有的，战国时代哪里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呢？
当何晏、王弼提出以老庄代替儒家的时候，确是想努力缔造一个新哲学，新人生观的，他们努力于破坏方面反不及努力于建设方面者多，倘若后来有人能承继着这个方向去走，则新的哲学早已出现，不必待印度思想之输入而始有光明之路了。不过不幸何晏、王弼死后，没有能够继承他们事业的人，所谓晋初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大都是放荡不拘的名士派，在思想方面破坏之功多，建设之功少，反抗旧礼教的力量多，建设新哲学的力量少。并且生丁禅代之际，易遭政治的压迫，嵇康一个较有思想的人，竟为司马昭所杀，阮籍因此缄口不言，以酒自放，此外山涛、毕卓、王戎之流则竟欺世盗名，躬为污浊之行，而自托于高尚了。当时的所谓思想，不过是伪列子《杨朱篇》中所代表的享乐主义而已。西晋末年，内政腐败到极点，外患也因之勃起，竟至中原沦丧，夷狄横行，虽然是政治不良之过，究竟这些堕落的时代思潮也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所以范宁要太息痛恨地说：“何晏、王弼之罪浮于桀纣”哩！
享乐主义的影响，确使人心风俗因之奢靡，当时的名人如何曾、石崇等，都以奢华相尚，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影响。其间有与这个潮流相反抗的，如裴頠著《崇有论》，可以代表儒教的反抗思想，不过效力很少，终于酿成五胡乱华之祸。
东晋初年，过江名士流风未绝，竞以谈玄论道为尚，一言片字，妙解独契，颇似唐以后佛教的禅宗。《世说新语》一书载这种名言甚多。虽非系统的思想，究属不无可取。当时名士，每多升座讲演，手拿麈尾，与听讲的人互相辩难，辩不胜的便即退席，这种情形与禅宗的机锋更相似。假使东晋和平较久，学者循这种轨道往前进行，或者也可以成就一种新的系统思想。但是这种自创的思想尚未成功，印度的佛教已挟民族迁移之新势力尽量侵入，给饿渴徘徊的中国思想界以一种无尽的宝藏，学者的力量顿然转向这新的方向去，思想上就又成了一个新的局面了。
思想的进退与民族精力的盛衰是成正比例的，中国民族自西周以前尚在浑浑噩噩的未开化时代，异民族的醇化也未成功，自春秋时代经晋、楚、齐、秦诸大国的努力，将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异民族都融化于一炉，民族的醇化既已完成，正是发挥精力的时候，所以才产出战国时代光辉灿烂的思想来。战国以后，思想业已成熟，但民族精力尚未发挥净尽，因此秦皇、汉武得以挟之向政治外交军事方面尽量发展。西汉武、宣以后，政治军事已经发扬到绝顶，民族精力已呈疲倦之态，因此自西汉末年以至于东汉一代，无论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绩，只是苟且敷衍局面而已。魏晋以后，民族越老了，政治、军事方面都退化了，思想也就因之堕落起来，才会产出那样徘徊歧路的怀疑思想和聊以永日的享乐思想。民族思想到了这样地步是非常危险的，照这样弄下去，是会酿成民族的自杀的。然而“适会有天幸”，西北、东北的野蛮民族突然大举的侵入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大混合，结果产生出一种新的富有朝气的大民族来。并且这些异族的侵入不是空手来的，他们背后挟着中央亚细亚一千年来的文化，并且间接的将喜马拉雅山这一条天障打开，使恒河流域的古文化得以与东亚民族接触，这个举动真是影响不小。于是正在醇化中的中国民族，接受了这件巨大的礼物，尽力的将他介绍研究，慢慢地咀嚼融通，隋唐的大帝国和新的佛教都从这个时代酝酿出来，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下章要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