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古代则人类迷信的色彩愈重，此通例也。细读《诗》、《书》两经，案其年代，其对于天道观念变迁之迹，盖略可见。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如《书》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大诰》、《康诰》、《多士》、《多方》，《诗》之《文王》、《大明》、《皇矣》等篇，俨然与《旧约》之《申命记》同一口吻。迨幽厉之交，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懠”（《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卬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故春秋时一般思想之表现于《左传》者，已无复称说天意之尊严，其事理之不可解者，则往往归诸鬼神术数。而有识之士，益不屑道。子产斥裨灶之言曰：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昭十八》）
此论可以代表当时贤士大夫之心理矣。及老子用哲学家眼光，遂生出极大胆的结论，所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此语骤读，若甚骇人，其实视诗人之斥天为不惠、不平、不彻、不骏其德、辟言不信、其命多辟……者，曾何以异。此无他，神权观念，惟适用于半开的社会，其不足以餍服春秋战国时之人心，固其所也。孔子持论最中庸，亦云：
先天而天弗违。（《易·文言》）
与古代传统的天道观念，抑大别矣。惟墨子纯为一宗教家，毅然复古，《天志》诸篇所说，确为商周以前思想，而此论已不复能适用于当时之社会。及战国末而人智益进，荀子遂大声疾呼，谓：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篇）
此实可谓人类对于天之独立宣言，非惟荀子，当时一般思想家之观念，殆皆如是矣。其后，董仲舒又采墨氏《天志论》以释儒家言，其著书专言：“天人相与之际。”两汉学者，翕然宗之。此为天道说之第二次复古运动。然与方士派之鬼神术数说转相杂糅，其在学问上之价值，亦愈低落矣。千年间关于此事之思想变迁略如此。下文述各家学说，时当别有所论列。今欲学者对于本问题先获有较明了的观念，辄类举其梗概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