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带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做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渊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王芸生
方觊功能济国艰，岂知讣报发宜山！论兵迈古开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天下英才犹待育，云霄立鹤早间关。腥膻遍地迷无路，渺渺征魂可易还。
忍将老泪哭齐年，童稚情亲倍黯然。岂仅文章垂后世，更无谈笑获随肩。攘夷方急中原日，赍志长悲欲晓天。伯道乏儿苏武妇，我来何处吊新阡。
松坡早谢韵松亡，黯黯同侪欲息铓。驱狄方期峰井伯，挥戈忽丧鲁灵光。才闻汉节旋殊域，遽报箕星陨鬼方。寂寞宜州山下月，只应黄九与参行。
龚生虽夭却成仁，殉国亡躯志已伸。还忆伤心严谴日，翻成尽瘁鞠躬身！青灯往昔几年少，白发而今一故人。从此逢秋倍增感，重阳风雨菊花晨。
——高子白：哭百里同学
高子白将军，我们浙江军界的前辈，和百里先生同年同学，弱冠缔交，长益相得。百里之丧，友朋赋诗痛悼，除了上面高氏的四律，张宗祥先生也有一首挽诗：
白头离乱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
磨蠋半生悲往命，黄花晚节盼奇香。
宵深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这都是对百里很知契的话。子白说：“甲午以后，我国以新法编练国军，国家年选子弟分赴东西各国留学，国内亦广设军事学校，所造就人才，不下数十万人，其间能以军事专家名于世者，殊不多观。段祺瑞每以军略家自鸣，国人未一致推举也。惟吾乡蒋百里先生则众口一辞，推为军事专家。及其逝也，齐声恸之，曰中国军略家亡矣。其故何哉？盖军事难于实验，纵有实学，仍须有雄辩之舌锋，爽利之笔锋以佐之。又须复国学精密，深识国情，始能融会他国之长，灌输国内，著述流传，雄辩广布，然后人无间言，始成众所推崇之军事家，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幸致哉！”这话是很好的墓志铭。
（聚仁按：军事学本来是综合的学问，近代的军事学，更与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群众心理有密切关系。北洋派军人在这一方面的了解太浅，所以相继失败。孙传芳和百里是士官同学，他居五省联军统帅时，丁文江愿意替他办一个军官学校。孙氏就以为书生必不知军，练兵还得像他那样的武夫才行。这就可见旧式军人没有世界眼光。百里先生是地道的文人，却也是地道的军事家，至于是不是地道的政治家？待考。正如毛泽东、周恩来诸氏是地道的政治家，也是地道的军事家。一般人，并不知道胡宗南突破延安之役，毛氏自任统帅，周氏兼任总参谋长，把蒋氏的主军打垮了的。这就证明了现代军事家，不一定是武夫。而陈毅将军原是新闻记者，是诗人，却指挥新四军，一直与蒋氏相周旋。淮海一战，蒋氏的总崩溃之势已成，便不可挽救。所以现代军事家，必须是诸葛亮型的人物才行。）
百里在汉口时，曾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送给张禾草君，诗云：“犹有书生气，空拳张国威。高歌天未白，长啸日应回。旧学深沧海，新潮动怒雷，老来逢我子，心愿未应灰。”
诗中颇有夫子自道之意。百里一向很神气的，翩翩书生，颇如张良，只不像子房那样爱用权术就是了。
我推想当年悼念百里先生的文字，该有几百篇，而收集在百里先生《抗战言论集》附录中的十五篇，不一定是格外有价值值得保存的。（张禾草兄为了和黄萍荪闹气，重行出版，他大概只删了萍荪的一篇，并不重要的。）
我们且看张孤山先生的纪念文中所引香港《大公报》的悼文，那一段便说：“蒋百里先生的逝世，是国家一个莫可补偿的损失；我们虽然有二百多万的军队，实际是国军建立运动，尚待努力。我们的士兵战虽勇，但是军官的知识不够，尤其是参谋人才太缺乏，这是我们的致命伤。在这次抗战中显示的非常明白。这两年，百里先生都有抱负，有特见，有天才，国家正用得着他的学识来进行‘建军’的大业。岂知他竟与世长辞！旷观国中，堪与比肩的，殆无其人！如之何不令人为国家一哭！”话就说得很有分量，全文并未辑入。可见当年仓卒成书，金华又偏处东南一隅，遗珠一定很多，到了今天，我即有心也无从补辑了。
我写的这本类似传记的小册子，不想把这些悼念文字留在尾上，只把其中有关百里言行的摘述如次：
“……在全国唾骂军人、鄙视军人时代，百里则曰：‘只怕军人不学无术。如果军人有军事学识，又有政治素养，哪怕他们过问政治……’百里在过去每一个时代所说的话，都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国家到了今日，人人才了解先生的话确是真理，为现代中国之所忽略。五年前，吾人讨论日本的人物时，百里急云：‘近卫如果出来当国，日本非倒霉不可。’大家惊问所以，他说：‘近卫承先人余荫，位至公爵，为各方所尊崇；人颇聪明，好说漂亮话；迎合时流，自己既无实在力量，又无坚定主张。此人出马之时，日本国策必乱。’日本国运，果然糟在他的手中。”（《张孤山纪念文》）
“百里先生对于学术上的致力，实以哲、文、史为多，居恒手不释卷。他的哲理方面，最重视康德哲学。一九三○年，先生囚居南京，即以全力治康德哲学。有一天，很郑重地交我一张康德像，说这画像最能表现思想家康德神气，命即配框。他还在相片上题了词句。百里对于佛法也用功很深，他描写释迦牟尼讲经说法，使他一往神钦。他最钦佩宜黄（江西）欧阳竟无大师，有一回，欧阳诞辰，百里写了一部经文以为贺礼。百里对于中外史学最富兴趣，研究深邃。他论到宋朝的兴亡史迹，尤为痛心疾首；盖抚今追昔，不胜其感慨也。……他在史学上有一个重要见解，说：‘从古创业帝王，大多出身草莽，而以书生统治天下者，只有两人，一为王莽，一为曹操。宋代以后，书生气质愈趋萎靡，充其极只求为相，不求为王。故国家气势薄弱，汉族不振，常为外族所侵。’百里最推崇两部外国史，一为《柏尔塔克（今译普鲁塔克）英雄传》，一为韦尔斯：《世界史纲》。他在文学方面，最爱好歌德著作。他亦爱好音乐，这一份天赋，遗传给他的三女蒋英，幼年学钢琴，天赋很高。（他的书室中，置有歌德石像，还存了一部很精致的《歌德全集》。）百里爱种花，尤喜柏松菊兰，花园不广而花常满园。他的女儿移植了几丛夜来香，尤为先生所爱赏。此花洁白美丽，姿仪万千，形似莲而更妩媚，先生赞不绝口。”（蒋洁：《追怀百里先生》）
“苏东坡《留侯论》：‘张良有如妇人女子。’他也便是张良典型的人物。他的书和诗法，都足传世，军人中真能具足学者书生本色者，百里外，已无第二人。”（黄征夫：《怀百里》）
言归正传，一些读者关心百里先生的身后，问及左梅夫人情况以及四位女儿的归宿。百里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我已说过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儿子与女儿是一样的。他的女儿都已出嫁，左梅早已做了外婆了。我在这儿不想一一交代，只交代那位老三蒋英，在柏林学音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钱学森，百里好友钱均甫的儿子。蒋英也在北京。
百里和左梅，他俩对女儿倒是父慈母严，女儿们对百里眷念之深，世所罕见。百里在宜山逝世，英女在柏林做了一个梦，梦见戴了白冠在雪中跳舞，醒来时心中不免怏怏。不久便接了噩耗，悲痛之余，她写了一篇痛念慈父的至性文字。文中说：“……我们几个孩子要你，临危的祖国需要你，你不能弃下国难当头的祖国独自飘然而逝！你忍得弃了你白头偕老陪着你奋斗一生的妈妈么？你更不能丢下你这一群弱小羽毛未丰的小孩子。……爸爸，你是我生命的火炬！……六年前那时你刚从南京回来，咱们一家重聚，是多么快乐呀。每天你上街回来，总是大包小包的水果买回来。照例老用（佣）人总会站在楼梯上叫声：‘老爷，你回来啦！’我们便打雷打鼓似的从楼上跳下来。这个喊，那个叫的。呀！什么广东荔枝啰，新会橙啰，香瓜啰，葡萄啰，说不尽的时鲜东西，十只手，来得快，一会都抢光了。你总是说：‘给妈妈留些啊——给妈妈留些啊！’于是又一齐闹着去找妈妈，妈妈不是在书桌上记帐，就是坐在沙发上结毛线衣。于是一家人都坐在一块儿，有时谈正经的，有时闹着玩，家真是说不出的香甜呀。两年后，病魔插足到我们的乐园中来了，一向多忧的大姊被它所侵袭了。一个月，一个月，终不见起色，于是一家都慌张起来。最慌张的还是您！什么中国郎中、外国医生都请到了，你急得连客也不会了，门也不出了，整日闷在屋里看书。最后，还为了想随着大姊的心愿，一家都搬到北平去，为她养病。哪知三个月后，我们重上津浦路时，大姊已经一病不起的了。你那时脸上两行流不尽的泪，真是表示出天下最伟大的父爱啊！唉，爸爸！我们何福，竟蒙你这般的怜爱？可是我们现在又何罪，竟平空失去了你，失去了我们的光明，失去了我们的一起！记得大姊临终时，她左手搂着你，右手搂着妈妈，带着满足而惭愧的微笑，同你们道了永诀。有人在旁边看见了，都说大姊真有福气，能有这样体贴入微的父母。唉！现在想起你一个人在陌生的小城中，左不见妈妈，右不见孩子们，空房冷榻的就这样悄悄地去了，世界上还有甚么比这事更可悲的呢！”（限于篇幅，就引了这么一段。）〔1〕
她写得非常细琐，却十分真挚；我相信在她的笔下，一定有一部很好的回忆录在写作了。（或者是一部交响曲也未可知。）
附一：悼蒋百里先生
陈立夫
海宁蒋百里先生，志虑忠纯，国之耆宿，诲人不倦，治学精勤，抗战方殷，遂捐馆舍，老成凋谢，悼惜同深！其所著述，皆指陈大计，洞中机宜，谋国之忠，道途无间。典型未远，叹息弥襟！用举其平生志节所存，追忆晤言所及，荦荦大端，谂诸当世，作后进之楷模，庶先生为不死。
先生以兵学专家，为陆军先进。民国初元，曾长保定军官学校，规划周至，任事勤劬。尝以格于当道，所志不遂，感愤之余，慷慨陈辞，举枪自杀，结缨正命，何以加兹。近顷代长陆大，夙夜从公，以身殉学，是其勇于负责之精神，始终若一。志决自歼，足资矜式者也。
先生学兼中外，著述等身，考察所至，殆遍全球。不惟军事优娴，韬钤独富，文、史、哲学，进诣俱深。纵其治学之要归在于“察往以知来，觇人以律己”。（见《欧洲文艺复兴史》）于纷纭繁变之中，得采颐钩玄之道。新知培养，不以故步自封；旧学商量，不肯妄自菲薄。是其治学之方，择善而从，又足资取法者也。
先生之治军事学也，远瞩高瞻，尤多独到。往往资战史之比较，以衡战略之短长，考战略之推迁，以求将来之教训，故能洞中渊微，一言破的。其尤足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则为发见民族盛衰之根本原则，所谓“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是也。（见《国防论》）譬之世人论井田之制，皆曰寓兵于农，而求其所以，不过曰寓卒伍之编制，于里闾之组织而已。先生独以为所以致力于沟洫者，非特为农业民族灌溉所资，抑所以外制游牧民族戎马之纵横，内成经济团体抵抗之单位。夫阡陌交横，沟渠旁午，非但可以限上古戎车之马足，由今言之，亦何尝不可以制重兵器之驰突无前？是则井田之制，非特以裕生计，实足以固国防，寓兵于农之精义，于此大明，先生石破天惊之论，虞可开拓万古之心胸也。复次，岳武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言，先生独以为一心之贞诠，非指主帅之独运机谋，而当为全军之精神一致，而共所以产生，则一由于自发的精神力量，本信仰与觉悟之坚强，一由于自动的行为力量，重技术及体力之培养。（见《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是则有抗战必胜之信心，即可以操抗战必胜之左券；奋抗战必胜之努力，即可以收抗战必胜之成功。先生此言，真足以振奋人心，并坚敌复同仇之念者也。
先生关于国家大计之最要主张，为抗战建国，均有建军之必要。以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而“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见《军事常识》）故抗战实有建军之必要，建军则为制胜之前提。故曰：“军队者，所用以贯澈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同上）而其要则在于战志之确定，忧勤惕厉之诚积于中，斯蹈厉发扬之致极于外。以明耻教战，立必胜之志，树抗战之基；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策必胜道之。（见《国防论》）至于建国之道，亦在建军。先生以为“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见《国防论》）孙子所谓“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者也。举国力而加以军事组织锻炼，则为武力，武力之最贵者，则曰民力，民力则寄于国民之体魄、道德、知识之力。是即全国总动员之真精神，与先生发见之原则，若合符契，盖亦所以求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能一致者也。
先生关于军事整理之一般计划，规模宏远，惜乎末竟设施，大星剧陨！举其概要，凡有二端：一曰，本史地之研求之发见适用之中国方法；一曰，国防建设，当与人民生活方式相称。先生以为一国有一国之历史与环境，一民族有一民族之特性与传统。中国数十年来，日日言建军，而但知步趋外人，不加别择，方柄圆凿不切国情，是以不能深入国民之心性，适应民族之传统，节节失败，职是之由。譬之周心之制井田，封建、足食、足兵，同时并进，故能薄伐猃狁，践平徐奄。中国历史上，开疆辟土之豪杰，受国民之崇拜，初不如效死勿去之英雄，足知守胜于攻。而自卫之民兵，又最适于国民性之军事制度。避短用长，实为军家之胜算，故当以自卫为建制之根本原则，至其建设之顺序，则十数年前，先生已有当以京汉铁道以西为总根据逐渐东进，以求设备之完全之言。眼光远大，烛照机先，由今思之，真不可及也。先生又谓：“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而无用处。”此则量己之长，料敌所短，真克敌制胜之方也。
中庸有言：“聪明睿知，足以有临”；“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先生临事则烛照机先，觇国则御繁以简，故能够深索隐，洞见中边，挹取精华，周知四国，当此二言，盖无多让。而其不朽之著作，有《国防论》，最近之论述，为《日本人》。《国防论》之发端曰：“万语千言，一言以蔽之，曰：中国必有办法。”《日本人》结论曰：“成败利钝，一事为至要，曰：不可与之讲和。”内审国情，外衡敌力，先生往矣。而其至理名言，犹仿佛大声疾呼以昭告于国人也！
附二：哭蒋百里先生
呜呼百里，吾侪自长江下游之苏浙，退而入于崇山峻岭之西南，果何为也耶？亦曰百折不回，力御外敌，保民族生存，以无愧其为四千年来独立国家之国格而已。孰知公于是时可以参预帷幄，可以为国育才之日而竟以病殁闻耶？
呜呼百里，生宁可喜，死亦何悲？有谓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者，隋李行之言也。亦有以身许国，以己国之存为天地间惟一之是，而己国之外，不复知有他是，因为一是居士自号者，是南宋郑思肖之言也。吾侪处二十世纪，深知民族本位为建国之天经地义，必以行之之所为为耻，而惟所南之心史是归，有断然者。孰意公于民族命在呼吸之顷，而竟长眠地下，其抑郁以死耶、抑天之夺我善人耶。呜呼，吾知公不瞑目于地下矣。
公为军人，而一生遭际有李广数奇之叹。考学于日本，为中日两国同学之冠，继学于德意志，入兴登堡联队中，所得于国外者如是其丰，而当其本所学以行诸国中，辄逢意外阻力。尝为项城拟国防计划矣，而公之高瞻远瞩，知者绝少。长保定军官学校矣，司军学者忌其能，所条拟皆搁置不行，于是公乃大愤，于学生集合之际，以枪自戕，幸免一死。公生平所学，在对外之国防，内争与内战，非所素习，故一生之中，未尝握一方兵柄，虽尝参赞戎幕，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呜呼，疆场胜负之数，闻者为公太急，然非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耶？公之所以不朽者，不在武功，而在文治。所著有《军事常识》与《国防论》，今之孙武十三篇也，民国八年公归自欧西，携《欧洲文艺复兴史》稿以返，与五四运动作桴鼓应。同时主持共学社，印行有关文艺复兴学术之书数十种，又曾办讲学社，杜威、
罗素、杜里舒、太戈尔（今译泰戈尔）之东来，皆出于公与新会先生之罗致。呜呼公为军人，而有造于近年新思潮之发展者如是。盖公之学有远出于军旅之学之上者矣。
呜呼，公天资之清微高妙，非常人所能企及。其究心各国军事外交也，稍一省察之余，便已洞见隐微之处道其上下议论也，惟其见人所不能见，故能道人所能道，薄物细故，入公胸中，皆成妙谛。其发为文章也，有孔子所谓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之姿。盖百里先生之文，上下开阖，变化倏忽，令人起来去无从之感，所谓见首不见尾者非耶？
呜呼，公之物化也，益令我念亡友而悲不能自已。民国七年欧游之日，同行中年事长者六人。新会先生死于割肾，在君死于煤毒，新六死于飞行，公今亦以药石误投而死。亡友四人之死虽不同，然皆有可以不死而竟死者存乎其中，今尚在人世者惟子楷与我二人，其亦可以不死而竟死耶，抑暂留人间，能为国家有可以自効者耶？倘公等地下英灵呵护于生者之侧，使国家由亡而存，使学术由衰而盛，则后死者不主冒偷生苟活之名，而不至无裨浩劫之挽救，而不然者，我宁愿早从公等泉壤之下矣。
呜呼，公在泉壤之下，为我告新会先生曰：新会先生两度所拥护之民国，生死存亡，迫于眉睫矣。后死之友，唯一心以民国为念，不知其他。却所南之念大宋曰：“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行造化，迈历数，毋万物而未始有极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无前，后乎无后，满眼惟父，与天同大，宁以生为在死为不在耶？”
呜呼百里，我辈后死之人所以慰公等于地下者，亦若是而已。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公报》
注释
〔1〕详见本书第十二章附录之《哭亡父蒋公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