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後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讬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故《夷夏篇》後，继以《民心》。
汉成帝元延元年，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
注曰：元帝师萧望之，成帝师张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听望之言，踈许、史而去恭、显；成帝则听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杀身，禹以此苟富贵。汉祚中衰，实由此也。又，成帝之时，吏民犹讥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书者至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帝之时吏民犹忠于汉，平帝之时吏民则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无从之乎！有国家者尚监兹哉！（卷三二）
此莽党所假造之民意也。然久假不归，乌知非有，白乐天诗曰：“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正可见莽之尝得民也。
汉献帝兴平二年，曹操欲取徐州，荀彧请先平兖州，以固根本，曰：“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注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雠，必不心服于操，纵破其兵，犹不能有其地也。（卷六一）
此内战也，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彧为操谋，亦尝于民心上用工夫矣。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鬥心。
注曰：吕蒙所以禽关羽者，携之而已。（卷六八）
吕蒙之術甚浅，而羽不为之备，毋乃轻敌太过乎！蒙之于羽，固鬥智不鬥力也。
魏文帝黄初六年，汉诸葛亮率众讨雍闿，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注曰：此马谡所以为善论军计也。（卷七〇）
马谡之言，乃千古不磨之论。得其地而不得其心，未为真得也；反之，失其地而未失其心，亦未为真失也，故得失在心不在地。吴泳曰：“马谡之论高矣，街亭之败，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势日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斩谡，过矣！夫法立必诛，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此申、韩之所为也。前辈谓孔明之学，出于申、韩，信矣。近世如张魏公之斩曲端、赵哲，乃效孔明所为，尤非也。”语见《鹤林集》卅七。
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司马昭克寿春，诸葛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
注曰：史言诸葛诞得人心，人蒙其恩而为之死。（卷七七）
诞在诸葛兄弟中所被詈为狗者，狗能得人心如是乎？方正学曾辨之矣，曰：“诸葛兄弟三人，才气虽不相类，皆人豪也。诞当司马昭僭窃之时，拒贾充之说，起兵讨之，事虽无成，身不失为忠义，岂非凛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谓蜀得龙，吴得虎，魏得狗。为斯言者，必贾充之徒，自以鬻国弑君取富贵为得计，论人成败，而不识顺逆是非之辨者也。”语见《逊志斋集》五。诞被詈为狗，见《世说新语·品藻篇》。
晋武帝泰始二年，罢山阳国督军，除其禁制。
注曰：魏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国于河内山阳县之浊鹿城，置督军以防卫之。至晋时，帝孙康嗣立，人心去汉久矣，故罢其卫兵，除其禁制。（卷七九）
汉献帝废後，至是才四十六年，身之以为人心去汉已久。然再阅四十年，刘渊之兴，犹冒汉以为号召，则怀旧之念诚可利用也。宋亡後八十年，而韩林儿、刘福通之徒，假名于宋，终屋元社，此身之所想望而不及见者也。
秦始八年，羊祐归自江陵，务修德信，以怀吴人。每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出军行吴境，刈穀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皆悦服。
注曰：成伐吴之计者祐也，凡其所为，皆豢吴也。正以陆抗对境，无间可乘，故为是耳。若曰“务修德信”，则吾不知也。（卷七九）
羊、陆对峙，各务得民，故斯时之民，汔可小息。
晋武帝太康十年，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注曰：为刘渊得众以移晋祚张本。（卷八二）
明前此之易代，胥为内政之争，自此以后，始有异族相倾之局也。内争不已，异族纷乘，自晋太康十年己酉，至隋开皇九年己酉，凡三百年，中国始复归一统。身之于此大书特书刘渊之得众者，谓其得民心也，晋不足惜，如中国何！故与其谓之南北分裂三百年，毋宁谓之民心被劫三百年之为合于史实也。
晋怀帝永嘉二年，荆州寇盗不禁，诏起刘璠为顺阳内史，江汉间翕然归之。
注曰：瑶父弘之丧未终，起之于苫块，荆州之民怀其父，故翕然归其子。（卷八六）
永嘉三年，山简为征南将军，嗜酒不恤政事，表“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恐百姓劫璠为主”，诏徵璠为越骑校尉。南州由是遂乱，父老莫不追思刘弘。
注曰：史言刘弘父子得江汉间民心。（卷八七）
民主政治未建立之时，以天下为私物，忌疆吏之得众，然则疆吏之虐用其民，乃君主所深喜也。呜呼！忌同种之刘璠，而其害乃在异种之刘渊，岂山简之徒所及料哉！靖康元年，李邦彦等之谮罢李纲也，太学生上书请留，军民数万，挝鼓喧呼，唾邦彦，杀内侍，义出众愤，而贼臣即以此中纲，谓纲为民心所归，帝亦愈疑纲而不可解，宋遂不得不南渡矣。
晋元帝建武元年，聪飨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陇西辛宾起，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
注曰：使之执戟前导，使之行酒洗爵，使之执盖，所以屈辱之至此极矣！戎狄狡计，正以此观晋旧臣及遗黎之心也。（卷九〇）
刘渊父子虽匈奴，自谓同化于汉，其灭晋也，自诡于政治革命，而非蛮夷猾夏也。岂知中国人心未死，晋犹能偏安者百年。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臺除正。
注曰：奏上秦朝，除为正官也。呜呼！荀卿子有言，“兼并易也，坚凝之难”，以苻坚之明，王猛之略，简召六州英俊，以补守令，然鲜卑乘乱一呼，翕然为燕，以此知天下之势，但观人心向背何如耳！（一〇三）
善政本可得民，然有时政虽善而仍不得民，则其善政未足以敌其民族意识也，观苻秦与鲜卑慕容氏之事可知矣。前燕既灭，十馀年後，後燕、西燕、南燕，相继踵起；宋则二王之後，一蹶不振，更无所谓後宋、西宋。曾慕容氏之不如，此身之所为欷歔也！
咸安二年，温公论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
注曰：此惟汤武足以当之，下此则汉高帝犹庶几焉。（一〇三）
明元之灭宋，非能为人除害，仅以武力取之，知其不能久也。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棊，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棊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注曰：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矫情镇物。人臣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大敌压境，一战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齿之折，亦非安之訾也。（一〇五）
肥水一役，为吾国历史上有名外战。闻胜而喜，国民心理所同然，岂独谢安，固将举国若狂也，安特其代表焉耳！
太元十年，吕光宠信主簿尉祐，谮杀名士姚皓等十馀人，凉州人由是不悦。
注曰：昔齐人伐燕，胜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其後燕卒报齐。吕光始得凉土，而无以收凉人之心，宜其有国不永也。（一〇六）
元世祖平宋，不务恤民，专任姦徒，横征暴敛，南人不服，叛乱四起，其始与吕光之得凉土无以异也。
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长安百姓逐朱龄石。龄石焚其宫殿，犇潼关。
注曰：义真既大掠长安而归，长安之人，固仇视晋人矣。龄石奉宋公之命，与义真俱归可也，痴坐长安以待逐，何欤？（一一八）
去年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霑王化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其情绪之热烈可知也。曾不一年，而朱龄石被逐，何耶？语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义真之大掠长安，真所谓为知己者痛，而为仇讐者快也。
宋明帝泰始元年，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废帝所宠任，专典禁兵。兴宗尝与之俱从帝夜出，道隆过兴宗车后，兴宗曰：“刘君！比日思一闲写。”道隆解其意，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注曰：废昏立明，非常之谋也。蔡兴宗建非常之谋，既以告沈庆之，又以告王玄谟，又以擿发刘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也？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盖人心之所同然也。（一三〇）
《廿二史劄记》九，言：“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当然”云。顺人心而为之，故非常之谋，有时亦可不败。
泰始二年，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
注曰：湘东篡位，非其本心，寻阳起兵，名正言顺，故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商旅断绝，米甚丰贱”者，前朝之积也。“四方雲合，人情更安”者，积苦于狂暴，而骤乐宽政也。“天下嗸嗸，新主之资”，斯言岂不信哉！（一三一）
湘东即明帝。晋安王子勋称帝寻阳，旋即覆灭，此内战也。人心厌乱，明帝予以安集，故能坐享其成。
泰始五年，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白曜抚御有方，东人安之。
注曰：宋置冀州于历城，魏既得之，改为齐州，统东魏、东平原、东清河、广川、济南、东太原六郡；东徐州统东安、东莞二郡。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信哉！（一三二）
此言民族观念之有时不可恃也。“抚御有方，民安其生”，则忘统治者之为谁氏矣。南北朝能对峙二百馀年，亦以其政丑德齐，不足以相胜也。
齐武帝永明十年，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注曰：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一三七）
身之盖为袁进士镛言之也。镛宋亡殉国事甚烈，《深宁集》有《哭袁进士诗》，而降元者讳言其事。明初徐一夔《始丰藁》十四，《跋袁镛家传后》云：“宋季鄞人袁镛，尝登咸淳辛未进士第，以忧未上官。元兵将陷宋都，镛与寓公将作少监谢昌元、华文阁直学士赵孟传，共谋死国。已而游兵至鄞上，镛先二人往觇敌，奋不顾身，为敌所擒，骂不绝口而死。其妻孥一十七人，闻之亦同时赴水死，独有僕护其一子。其事类齐王，而又甚焉。幸遇太史公，得书其事。镛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敌，亦讳道其事，故遂至于无闻。镛死易代，其孙廷玉，有文学行谊，以国子生林右善叙事，请为私传，以补《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说”云。然袁镛不特《宋史》无传，元延祐间修《四明志》亦无传。《鲒埼亭集》廿三《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云：“少时从天一阁范氏得见袁尚宝公所刻《先进士忠义录》，其中有蒋教授景高所作传，较详于旧志。呜呼！袁公之死，盖见卖于赵孟传、谢昌元，而清容作志，不立公传，初意以为《五代史》阙韩通之例，出于嫌讳，既而见其为赵、谢二降臣皆有佳传，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盖清容之父处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纪先友也，凡降元者多称之，而且作《哀兰操》以吊崖山降将吴浚，可谓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抗元者不立传，或有可原，降元者反传之，岂非党哉！著书而以颠倒是非为事，将谓隻手可以障天耶！吾读清容之文，未尝不爱其才，而心窃薄之。呜呼！千古之清议，夫岂一时之记载所能持，其愚甚矣。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谁为袁粲传？沈约沉吟颜有汗。’”此身之所谓“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也。因论民心，附识于此。
齐明帝建武二年，魏主欲于淮南置戍，高闾上表，言：“安土恋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镇，城戌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
注曰：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犹不乐属魏，思归江南，遂有五固之役。（一四〇）
此外战也。宋泰始二年丙午，至齐建元二年庚申，凡十五年，江南朝代已易，淮北之民，犹不乐属魏而思叛。足见宋齐之相禅，民无所别择，以为执政者之转移而已，惟对魏则视为敌国，谁愿为敌国之民哉！
梁元帝承圣二年，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注曰：江淮之民，苦于齐之虐政，欲相率而归江南。（一六五）
此民族自决之表见也。齐无虐政，民且欲归江南，况以齐文宣之暴戾乎！身之盖为当时之动乱言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江西贼钟明亮寇赣州，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往讨。二月，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馀起，宜选将讨之。三月，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袁清容《师友渊源录》谓“身之释《通鉴》，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即此年也。窖当在宁海，全谢山以为在鄞，非是。镇龙亦作震龙。宁海为身之邑里，此身之所亲见，皆苦于元之虐政而动乱者也。又《元史》一六七《王恽传》，载：“恽至元二十六年为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进言于朝曰：‘福建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恽复条陈利害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乎！’”秋涧言“官吏贪残”，身之言“苦于齐之虐政”，其意一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馀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馀楼。孙瑒兵不满千人，身自抚循，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死战，周人不能克。
注曰：史言千人一心，虽大敌不能克，郢人之死战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一六八）
同一时代，兵器利钝相等，婴城拒守，惟恃人心。《困学纪闻》十三，言：“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周杨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注曰：贾谊曰：“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姦雄挟数用術，不能外此也。（一七四）
杨坚之篡周，有类王莽之篡汉。躬履节俭，宽大为怀，一反周之虐政，已可得天下之心，更有民族意识为之援，坚之得国，所以比莽尤易也。
唐德宗兴元元年，赦天下改元，制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
注曰：此等言语，强藩悍将闻之，宜其感服易心。（二二九）
又，赦书既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注曰：史究言兴元赦书感动人心之效。（二二九）
以陆宣公任宣传，宜其得人感泣也。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
注曰：裴度平蔡，蔡人不复叛矣，识者知其所以然乎？（二四〇）
此惟内战，可以收效如此。
唐穆宗长庆元年，田弘正遇害，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馀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注曰：以田布所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济者，人心已摇，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二四二）
“财散则民聚”，本为至理名言，而有时用之无效者，谚所谓“临时抱佛脚”也。
唐昭宗景福元年，安仁义破孙儒五十馀寨，田頵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
注曰：光启三年，孙儒始与行密交兵，至是而败。孙儒以十倍之众攻行密，其智勇亦无以大相过，而卒毙于行密者，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又后无根本。行密虽为儒所困，分遣张训、李德诚略淮浙之地以自广，又斥馀廪以饲饥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胜也。（二五九）
饥者易为食，不必其躬行仁义也，稍胜则人归之矣。此其道甚浅，屡行之而有效者也。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帝在陕州，赵晖自御帝马而入，至石壕，汴人有来迎者。
注曰：汴人越郑洛而来迎，可以见其苦契丹之虐政，汉氏之来苏，惜乎卒无以副其望也。（二八七）
民对契丹，有虐政之逼迫，又有民族之歧视，最易使其归心也。于此而无以副其望，终使为异域之民，汉之为汉可知矣，盖深伤中原之不复也。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唐主谓冯延巳、孙晟曰：“楚人求息肩于我，我未有抚其疮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来苏之望。”
注曰：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敛，望唐之休息，而唐又兴兵役以疲之，非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摇于众口，乌有他日之败乎！（二九〇）
楚与南唐接壤，民不堪其虐，而求息肩于唐，将以为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唐主能言而不能行，是亦楚耳，民何择焉，所以同归于尽也。
广顺三年，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度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禦之，民与兵鬥而北来。
注曰：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二九一）
後周南唐之兼併，内战也，内战纯恃得民，唐既无善政，又有天灾，欲人心之不去得乎！若宋之与元，本有夷夏之防，足为保障，而仍不免于灭，是可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