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英惠
由清朝翰林到革命志士
清末的革命运动有一显著的特色：几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等，其领导阶层多为新知识分子，拥有传统功名者很少，而具有翰林头衔者尤属罕见。当时仍然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翰林院则是全国高级政治人才的渊薮，蔡元培以一个商家子弟，在翰林院中，已由庶吉士升补为编修，仕路已通，但他放弃了十年寒窗、梦寐以求而得来的大好出路，献身于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一八六八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三年，比孙中山先生小不足两岁。太平天国这时虽已失败，但余波仍在荡漾。郭湛波在其《近代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孙、蔡两人的革命思想时说：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思想的演变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实代表反中国传统的思想，而荡平“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实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国父”说“闻太平天国遗老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他的思想，是从这方面发展。蔡先生在二十八岁（一八九四年）以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院编修，思想是从另一方面发展。两大伟人，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第二百二十四页）
蔡元培在二十八岁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旧式的，所继承的也是传统的思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释仇满》一文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苏报》〕这段话的原意是用以说明太平天国的“反满”，种族之见十分薄弱，但也看出他对太平天国流露着微词。尽管他与中山先生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但加入同盟会之后，便是“同归”了。
蔡元培之所以逐渐走上革命的路途，一方面是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自维新运动中获得启示。由于甲午失败，国人自梦中惊醒，不仅“新政”的呼声甚高，对“西学”的注意也趋于积极。蔡元培也因此开始涉猎译本西书，以间接吸取世界新知识。此举对他以后的思想行为，是一个大的转捩点。维新派的言论和行动，在当时曾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及至政变发生，蔡元培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深感失望，同时也看出革命的不可避免，遂毅然与清廷诀别，弃职回里，开始其革命“排满”的艰苦历程。
对革命与“排满”的卓见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满汉两族间始终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自从太平天国将汉族对满族的新仇旧恨挑起，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的思潮亦相继输入，更加强了“反满”的情绪。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春，上海的舆论界“仇满”之声浪甚高，张园演说会中，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持极端“排满”论的邹容在其《革命军》中尤抱杀尽满人的见解。蔡元培虽然也主张革命“排满”，但他的意念是基于清朝政府的无力抗拒外侮，并非基于历史上的种族仇恨，所以对邹容的激烈主张不表赞同，特发表《释仇满》一文，以表示其看法。他认为种族之别有二，一曰血液，一曰风习。当时汉满两族通婚之事已屡见不鲜，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至于语言文字、起居行习，亦为汉人所同化，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只有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而已。若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之必要。
他认为当时“仇满”论之所以盛，是政治思想发达的结果：因为世界进化，已演成多数压制少数时期，风潮所趋，绝不容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社会，此为政略之争。“仇满”之动机虽在政略，且联想所及，不免混杂有过去种族之见，但重心应全在政略上，绝非纯粹种族之见。而且，由于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没有不被摧败的。
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其头脑冷静、不尚浮夸以及无所不容之襟怀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眼，要是过分强调满汉的种族之见，势将两受其害。因为革命党如坚持杀尽满人，必加强满人的团结，以求自保，其将增加革命的阻力，至为显然。更值得注意者，他不仅主张推翻清朝的政权，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世界潮流所趋在民主政治，其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及至武昌起义后，他的看法才普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在议和的纲领中，对清室列有种种优待条件，清室因而迅即退位，促成了五族共和。于此可见其对“排满”见解之卓越。
春申江边的革命风潮
蔡元培在戊戌政变后辞职返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校中的教员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属于新派，提倡物竞生存之进化论，对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引起旧派的反对，遂辞职，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赴沪，展开了他多彩多姿的革命生活。当时在上海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或为主要发起人，或负其总责。
聚集在上海的各方志士，在列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的情况下，都想从事救亡的工作。大家目标既然一致，咸认有加以组织的必要，否则力量不能集中，也不易收效，遂有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论者谓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寓革命于教育的团体，其后上海的一切革命活动，大都与该会有关。
教育会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月成立的，发起人为蔡元培、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钟观光（宪鬯）等，公举蔡元培为会长。先后加入的重要会员，计有吴敬恒（稚晖）、章炳麟（太炎）、黄宗仰（乌目山僧）、林獬（少泉）、蒋维乔（竹庄）、邹容、陈范（梦坡）等，以及爱国学社的绝大部分社员。其成立的宗旨是编印教科书，但事实演变，成为上海教育团体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
与教育会有关的革命团体，如爱国女学、爱国学社、《苏报》《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等，其活动有一最大的特点，即：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也就是寓革命工作于教育事业之中。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及南洋公学任教时，即开始提倡民权、女权，以散布革命的种子，而由教育会经办的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更含有革命的性质。仅由这两个学校的名称上，亦不难看出他爱国之深心。其中爱国学社系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南洋公学发生风潮，蔡元培将退学生介绍给教育会，募款所成立的，故关系特别密切，学社的人几乎都加入了教育会，而教育会仿佛就是学社的校董会。全校师生都议论时政，公言革命无忌，空气极为自由，遂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诚如章炳麟所说：“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
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女学期间，凡革命同志，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杨守仁、黄兴等到上海时，他都借该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他办学的方针，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就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校中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及俄国虚无主义等。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由于暴动、暗杀最好的武器是炸弹，所以他在爱国女学中特别注重理化，以试造炸弹。当时与他一起研制炸弹的同志，有钟观光、王季同、杨守仁、何海樵、苏凤初、孙毓筠等，而黄兴、蒯若木也自东京送来弹壳相助。辛亥革命时，爱国女学的学生多有从事南京之役者，便是这个时期教育的成效。
《苏报》原是一份同情变法及君宪的报纸，直到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主人陈范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等相结纳，方与学社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馆则每月津贴学社一百元以为酬，这才转变为革命性的报纸。南洋公学的风潮，已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序幕，《苏报》又特辟“学界风潮”一栏，报道各地官立学堂腐败情形，鼓动学生退学。于是，学生反抗学校当局不合理的压迫乃成为全国普遍的风气。南京陆师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陆师学堂等，相继发生学潮。年轻的一代从驯服变为反抗，使清廷穷于应付。学潮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苏报》的鼓动要为重要原因之一，则无疑问。
蔡元培除了在学校中鼓吹革命外，又以教育会的名义在张园举办了一连串的演说会，发表革命及“排满”言论，遂使张园成为一处讨论政治或鼓吹革命的集会场所，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有的演说词以及教育会、爱国学社与东京方面各革命团体的活动，《苏报》均以显著地位予以披露，气势甚壮，可以说是教育会成立后的全盛时期。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五月，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为主属问题发生内讧，而《苏报》则改请章士钊为主笔，刊载章炳麟之《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序〈革命军〉》等文，言论之激烈，达于极点，并直呼清帝为小丑，遂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排满”而渐及反帝国主义
《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又与陈竞全、王小徐等创办《俄事警闻》报，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刊，其发刊的动机为“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并在创刊的同时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这时上海革命志士的注意力，显然不再像《苏报》时代专致力于“排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谋求抵制之策。蔡元培曾用白话写了一篇小说《新年梦》，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在该文中，他假借一自号“中国一民”者梦游之见闻，表达一个严肃问题：怎样才能造一个新中国？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应办的三件事：第一，恢复东三省；第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第三，撤去租界。等这三件事完成后，再由中国提出弭兵会，设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维持和平，于是世界大同。论者谓这是国人倡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早记录。至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一日，《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正式揭出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目的，其反帝国主义之旗帜，益为明显。终因揭露德国人在山东经营铁路、开采煤矿等密谋，引起上海德领事交涉，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被迫停刊。
同盟会成立前后的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何海樵介绍入会，旋由吴春旸推荐为上海分会会长。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阶层中，他与黄兴、张继在上海即相熟，对中山先生虽然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他之所以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因素很多，主要是与他在上海所主持的种种革命活动及光复会会长的身份有关。
光复会是由留日学生所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演变而来。暗杀团团员龚宝铨等到沪，与蔡元培洽商，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光复会之组织，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暴动则须借重秘密会党，时陶成章在浙江金、衢、严、处等地联络各处会党，准备联合行动；绍兴一带，则另有一派会党，由徐锡麟、王金发、竺绍康等统率。二派之间各不相谋。蔡元培因与陶、徐二人均相识，特邀二人到沪，恳切商谈，促使浙东两派革命党互相合作，均加入光复会（见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蔡元培德行有余，声望亦高，足资号召，但就从事实际工作和活动而言，则非其所长。故自陶、徐入会后，光复会领导之重任便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的重心在日本，上海因《苏报》案后部分同志星散，声势大不如前。蔡元培在此期间的活动，显然也没有加入同盟会之前那么活跃。据现存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经他主盟入会的有十三人。又曾加入暗杀团，赁屋学制炸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特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当场发表演说，据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文中说：“蔡先生是日之演辞，特别警策。因此，陈英士闻而感奋，回里变卖不动产，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后来成就伟大事业，发端乃始于此。”足见其感人之深。
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名义不复存在，但光复会在江、浙、皖一带的组织，并未因同盟会的成立而改组，仍沿用光复旧名。光复会的骨干如章炳麟、陶成章等，在同盟会筹组期间都没有直接参与，在同盟会成立后，虽与不少光复会会员相继加入了同盟会，但终因两会领袖间的个人冲突导致分裂，分途发展。蔡元培虽曾为光复会会长，由于素性恢廓，并无自限于光复会之意，自加入同盟会后，即以整个革命团体之一分子自居，不似章、陶诸人之隘。其革命救国的事业，从此即与三民主义的革命大业化合为一，凡事均以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为着眼点。
赴欧游学吸取新知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他之所以决心赴德留学，固然是由于追求新知的志愿心切，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也是因素之一，这可由他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致吴敬恒的信中见之：
弟之所见，恐平民革命之剧，在支那终不能有好结果，现在所可预期者，唯有两途，幸则为土耳其之革命，如汉民君《以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篇所言，弟颇赞成之；不幸，则支那民族演犹太人之印版文字，分居于各强国政府之下，而守其不洁、贪、吝、迷信旧宗教（以儒家之祖先教代摩西教）之习惯，历劫不变，其中一部分占势力于经济（界），又有一小部分为忽出忽没之暗杀党，一小部分为学术家，而平时受人诟詈凌虐，又无端而忽受虐杀，一一如犹太人以往及现在之历史。二者何去何从，恐不出十年，可以解决也。……弟自与爱国学社诀别时起，脑筋之历史，出入于犹太的支那民族之最后两小部分中，在上海时，因后小部分之目的无可进行之路，而专注意于前者，其间颇有艰难秘密之历史，其后卒以途穷而移于后者。到德以后，则专向后者之路进行，而于前者之关系，则尚时时触接。
此函对他离开爱国学社以后的活动——或从事暗杀或立志学术，有一非常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光复会成立后，大权落在徐锡麟和陶成章身上，他已不被重视；同盟会成立后，更是人才济济，显不出他的重要；而暗杀活动又困难重重。所以，只有本着他的专长向学术方面发展，才有留学之举。他之出国留学，只是暂时放下国内的实际革命生活，去求取新知，再充实自己，以贯彻其戊戌政变后培养革新人才以达到革命目的之素志。他在旧学方面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底，但在西学方面，自己感到不能满足。他到德国后，入来比锡大学，尽管过的是半佣半丐、十分艰困的生活，但仍潜心研究，心无旁骛，所听的课甚多，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美学等，只要时间不冲突，都去听，兴趣非常广泛。其求知若渴及苦学的精神，可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与吴敬恒的论学书中见其一斑：
……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自鞭辟，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连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唯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
吴敬恒复函谓：“先生学问愈高，则不自满之处愈多。此即进步锐速之证。”但闻其半佣半丐之窘状，则兀然不自安，为之搔首踌躇者久之。
维护革命的领导中心
蔡元培在德国虽然专心苦读，但对整个革命活动，特别是影响革命大业的事，仍然十分关心，可由下述二事见之：（一）章太炎与吴敬恒为《苏报》案的论战；（二）章炳麟与陶成章攻击中山先生事件。
章炳麟在爱国学社时，即对吴敬恒有意见，及《苏报》案发，章、邹入狱，乃疑为吴氏所陷。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撰《邹容传》在日本刊行之《革命评论》第十号发表，文中对吴颇有微词，因而引起两人之笔战。时章主编之《民报》与吴主编之《新世纪》，遂成为笔战战场。这两个同为宣传革命之重要刊物，至是竟因《苏报》案旧事而内部互讦，诚为革命阵营中一大不幸事件。吴质问章氏之重点，在求《邹容传》中所云之证人，证人既不可得，若章承认为想当然语，即不再追究，但章则避重就轻，不做正面答复，只一味漫骂，不仅攻击吴氏本人，并且词连《新世纪》的主张。笔战伊始，蔡元培即曾仗义为吴剖白，以《苏报》案当事人之一的资格，谓章、邹之入狱绝非吴氏所陷害，并列举事实为证，希望此案早作结束，以免造成分裂，但未能如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发生章炳麟在日本神户之《日华新报》撰文攻讦中山先生，以及陶成章假七省同盟会会员名义在海外散发攻讦中山先生传单事件。吴敬恒在明了真相后，特于《新世纪》连续撰文指责章、陶，主持公道。此举之重要性，正如吴相湘师在《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文中所云：
吴先生这一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章、陶文字在华侨社会间所引致的误解和混乱，获得了澄清。中国同盟会的大分裂在千钧一发间因此没有真正爆发开来，这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时，蔡元培虽在闭门读书，但对此等大事，则无法忘情。他虽曾对陶成章之“朴挚耐劳”自认“万万不及”，颇致好评，但于陶之厚诬中山先生则极为不满，此可于他致吴敬恒函中见之：
南海末路如此，已矣，不能复有所为矣。吾党凋枯，亦复尔尔，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此公本有此等脾气，前与徐（锡麟）、陈诸君结为特别死党（凡五人），在东京时，亦以党款故，与徐君龃龉，驰函各处攻徐君，谓其有异志，然徐君卒不出一诋陶语，识者曾以是判徐、陶之优劣。及徐君殉义，则是非更昭然矣。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移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
并在致吴敬恒的另一函中，对章炳麟之“大放其丑语”，认为尤不可原谅：
奉惠书并承示各函件，感谢之至。先生曾于《新世纪》中斥陶氏攻孙之檄，而特先之以保皇党之丑历史，苦心孤诣，深可感动。不意枚叔又以《民报》题名之小故，而大放其丑语，不特使反对党畏忌中山之梦为之惊醒（反对党心目中恐亦只有孙文，未必有普通革党之观念，盖专制国无论政府或文人，其观念皆如此也），而且因以洞悉党中穷困崩析之状，此人真党中下愚不移之败类也。
在此短短数语中，其维护革命团体安全及领导中心威信之精神，不言而喻。
武昌起义后协助宣传
武昌起义时，蔡元培正由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T.W.Dantzel）之介绍，与维坎斯多弗一新式中学教员野该尔相识，往该校参观。在该校住一星期，忽见报载武昌起义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有一位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即肯定地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预备已很久了。他在阳历十月十八夜致吴敬恒函中亦持同样乐观的态度：“盖弟意蜀事本早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权，必将势如破竹。”及见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之讯，他对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在致吴的同信中谈及对此事的看法：“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而即借此以自帝。”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中国历史之演变，看得了如指掌。
当时，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袁之出山，使其脑中乐观悲观更起迭现，遂决定先积极从事影响德国舆论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此与中山先生在美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不立即返国，而认为当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乃在樽俎之间，遂绕道欧洲从外交方面致力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蔡元培因即于十月十八日回来比锡，转赴柏林，与留德学界俞大纯、李倜君、顾兆熊（孟余）等，集资发电致上海《民立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此举甚为重要，不仅可助长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亦有促使各省共起响应的作用。
关于拍电报之事，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说：“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后来罗家伦阅读此信时说：“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见《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页）
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对外国宣传之事，于致国内报馆电中，“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转示德报馆，易于取信”。中山先生于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电国内，主张速定临时总统人选，举黎元洪或袁世凯皆可，目的在求早日巩固国基。蔡元培之所以在电报中加入并不确有之举袁为总统事，目的在离间清廷与袁的关系，并影响人心和外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可见他为求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热爱国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蔡元培同时又与留德同学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为外国所承认，决定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并作文数篇，送登各报。他们每天聚集在同学会，购报传观，将革命新闻用朱笔画出，并节译大要书于黑板，大家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莫不发于革命速成之心，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汉阳炮厂派到柏林调查制炮之术的刘庆恩，为四川人，将同学会中的龙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之清军现在炮位及其实力表，认为革命战争非短期内可结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为炮，革命军如欲迅速获胜，必须向克虏伯速购具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此种新式攻城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折合美金十万，留德学界无力筹出，乃于阳历十月二十六日与蔡元培联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请筹款。如获见允，运输之事，由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则由刘庆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术之周树廉任之。时中山先生适由美抵英，与吴敬恒约晤于伦敦。蔡元培恐他与刘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记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吴氏，请他设法助力。
由以上诸事，当可看出辛亥武昌起义时，蔡元培与留欧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一斑！
毅然返国参赞大计
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当时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极度艰危的时候，他在协助留德学界致力宣传工作之余，显然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在柏林将近一个月，接陈其美电报，催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阳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结语
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同盟会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业上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他多半居于领导地位，显得相当活跃；加入同盟会后，由于人才济济，他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乐观，所以决心改从学术方面报国。虽然他曾谦虚地说，“对于创建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见《我之欧战观》一文），但总起来看，他对整个清末的革命运动，还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