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绵亘五千年。远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以来，已历两千五百年，乃有孔子出生；又迄今两千五百年。孔子适居其中心。实为吾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相传一最高代表人物，承先启后，有其极为杰出莫可比量之重要性。
中国文化人物中之最居重要性，站在最高阶层者为圣人。孔子以前之圣人，皆居天子地位，即政治上之最高阶层者，如尧、舜、禹、汤、文、武皆是。惟文王子武王弟周公，亦居最高地位，而实未为天子；乃居臣位，非君位。孔子生平奉周公为标准，即身不占政治上之最高地位，而实居人品中之最高阶层。而后世则奉孔子为中国圣人中之最高位。故其弟子言：“夫子贤于尧 舜远矣。”
孟子则在孔子以前未居天子高位者中，又举出三圣人：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孔子则为“圣之时”，乃兼任、清、和三德，而随时更迭表现其三德。则其地位显又高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上。
后代中国人奉孔子为“至圣先师”。自孔子后，惟尊孟子为“亚圣”，而其他人物则全不再获圣人之称。此见后代中国人尊崇孔子，以为乃上下古今五千年来一至高无上、莫可伦比之大圣人。
孔子平生言论行事，具载于其及门弟子所编集之《论语》一书中。自孔子弟子曾子传其学于孔子之孙子思，孟子乃受学于子思之门人，上距孔子已五传逾百年以上。孟子已在战国时，诸子学群兴，墨翟、杨朱之传尤盛，两家之言盈天下，而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也。”又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但当孟子时，《论语》一书尚未正式编纂成书，故《孟子》七篇中，乃不见《论语》之书名。《论语》之正式行世，当更出孟子之后。
战国百家中，惟道家晚起，犹在杨、墨之后。庄子与孟子略同时，但《孟子》书中尚未见有庄子。而《老子》书犹后出。但庄 老道家陈义高深，略可与儒家孔 孟相伯仲。自西汉罢黜百家，表彰《五经》，而儒家乃特出百家之上。孔子作《春秋》，列《五经》中。其《论语》一书，则为其时一部小学必读书。
西汉《五经》博士中，《礼经》博士传有《小戴礼记》一书，其中有《大学》《中庸》两篇。考其成书年代，皆当在秦始皇帝时。两篇中尤以《中庸》一篇，显见已多参杂有道家思想。在魏 晋 南北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庸》一篇备受重视。隋 唐时，佛教中国化，天台、华严、禅三宗，皆于《中庸》一篇有阐述。《大学》一篇则自宋代理学家兴起，二程与朱子更常加称引。《大学》《中庸》遂与《论语》《孟子》共有“四书”之称。朱子有《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作。元代考试制度，遂以《四书》更驾于《五经》之上，定为考试之重要经典。如是八百年迄今，《四书》乃为中国人人必读书。阐论孔学，不得不兼及《四书》，不当专据《论语》一书而止。
其实论孔学，不当仅止于《四书》。即战国 秦 汉以来两千五百年，凡治孔学者，其言论行事，皆当和会融通，一以贯之，始足以发明孔学之全体真相。并不当偏在《四书》，更不当偏在《论语》。惟提纲扼要则《论语》为主，《孟子》《学》《庸》为副，始足以把握孔学之精要。
二
居今世姑以《大学》为言。《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之后四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治孔子之道者所必言。但以今日论，群以欧洲西方学为本，而西方学中实缺“天下”一观念。依中国语论，若言“形上哲学”，当言“宇宙”。言“自然哲学”，当言“世界”。论“人生哲学”，则当言“天下”。而西方人观念，凡属人事，则仅以“国家”为限。至康德始言“国际”，近代则有百五十国以上列入国际联盟，而尚有在此联盟之外者。但在“国际”一观念之上，并无“天下”一观念。中国则自古有封建诸侯，但诸侯之上有天子，如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皆是。故中国自古为一封建制度，而封建之上，实尚有一天子，仍属大一统局面；与近人所想之封建列国并立大不同。故孔子虽据当时鲁国史官所载作《春秋》，而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列国之上，尚有中央周天子一高位。孔子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在孔子理想中，虽不能向上追复西周之旧，而仍必为东周，仍当有一天子在上。与今日之所谓国际联盟，有其大不同处。
近代人惟因缺一“天下”观，遂使列国相争，迄无宁日。最近自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又继之以美、苏相争。甚至核子战争如在眼前，不论胜败，数百万以上之人生，顷刻间即可葬送于核子弹轰炸之下。稍有人道观念，又何忍出此。孟子言：“天下定于一。谁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傥谓核子武器大量杀人可以一天下，则诚出中国人想像之外矣。傥果谓大量杀人可以一天下，则人生之意义价值又何在？若谓大量杀人不足以一天下，则又何必为此核子武器之争？此皆无说可通者。
抑且西方人不仅在国之上无“天下”观，亦且于国之下无“家庭”观。西方人之家，仅当中国家之前一半。子女长大成婚，即各自别成一家，与父母家分离，不再和合。中国则重孝道，为子女者决不离父母而独立。中国家庭又分“内”“外”，夫妇成婚，女家则称外家，女婿对岳父母有半子之称。如三代时，姬、姜两族，常如一家。故中国由家成国，以至于天下，始终是一贯相承，无大分别。而其主要中心，则在己之一身。
人之一己，必分男女两性。此乃自然，中国人则谓之“天命”。男女相结合为夫妇，则乃人伦之始；由夫妇而有父子、兄弟，乃至于国与天下君臣、朋友两伦，皆从天生己之分为男女来。即是说“人伦”乃从“天道”来。孔子特提出一“仁”字为人生大道，《论语》一书主要即在讨论此一“仁”字。而“仁”字乃为西方人所无有，特难以西方一字相译。孔子弟子有子说：“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之道，实即仁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之本源所在。使人与人不能以仁道相处，则惟有仗法律作种种防止。西方人重法律，即从其不知有仁道始。
三
今言教育，西方自希腊时已有之。亚里士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仍为一种个人主义。重自发现、自创造，不重师传。但不知人生真理，尤贵在人之相爱。其他真理，皆从此人之相爱之一心，即相爱之性情来。岂有在人类性情相爱之上，别有真理？试观其他有生物，相互间，岂不各有一番相爱之表显？是此生物相爱之真理，并不专限于人类。如此则今日所发明之核子武器之大群杀害，已远越乎人类相爱之真情以外，岂可亦认其为是一真理？当知核子武器杀人乃物理，非人道，即非人生真理。
西方人亦言人类爱情。罗马时代开始有宗教，犹太人耶稣，以上帝独生子教人爱上帝。但“凯撒事凯撒管”，人类相互间事耶稣不管，于是耶稣乃上十字架。故此下之教徒，乃以耶稣之十字架表示其宗教精神。则今日之核子武器，岂得谓是十字架之更进步的创造？岂真是凯撒之道之更为进步乎？
西方近代高等教育，亦始自教会。除宣传教义外，尚有两专门。一为律师，教人为罪人申冤，为罪人抱不平。一为医学，教人为人治病。皆有一分人类相爱之义。但今日发明了核子武器，则律师与医生皆所不能救，不知又当学如何作对付？
其次宗教以外之教育，则始于德国之国民教育。人生惟当为一“国民”，上帝以外，一切事惟当管理于凯撒，其他乃无教育中心可言。则西方人之真理中，亦可谓并无“人对人”之真理可言。如中国人之修身、齐家，皆非西方人之教育内容。而平天下则更所不论。
中国无宗教，而极重教育。教育中最高最大之教师则为孔子。故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孔子教人主在“仁”，仁即人生之大道，即人与人相亲相爱之道。亦可谓乃人类相互间之一番同情心。欲发抒此一番人类相互间之同情心，最先则本源于婴孩之对其父母兄姐，故曰“孝弟为仁之本”。其次长大成人，乃移此一番情感来对国、对天下，故曰“移孝作忠”。
四
中国人言忠，其道在尽己以对人。而言忠道则又必言“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道。在美国，远在南北战争时，有一将军，退休后寓居纽约附近，独身不娶，性情怪癖。家中仆人皆遭谩骂，中途离去。有中国 山东籍一华工丁龙，亦投身到将军家为仆，亦以遭谩骂而离去。后此将军家遭火灾，丁龙闻讯，自来相助。告将军：我原籍中国 山东省，古圣人孔子乃我同乡，教人忠恕之道，己所勿欲毋施于人。今将军遭苦难，一人独居难堪，余特来追随相助。将军闻言大惊异，谓不知君乃能读古圣人书。丁龙言：余不识字，不能读书，乃幼时闻父训知此。将军谓汝父能读圣人书，亦大佳。丁龙又谓：余父亦不识字，亦不能读书，乃闻之祖父、曾祖父以上；亦皆不能识字，不能读书，乃上代之家传知有此。此将军闻言大加嘉许，乃相交如朋友。积有年，丁龙患病将不起，告将军谓：得将军历年资养，衣食居住皆得安足。今病不起，将军历年所给薪资，余皆积存。此间无深交，老家无亲属，愿归还将军，聊报积年爱顾之情。丁龙死，此将军乃将其遗存，并增巨款，赠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设一讲座，专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务。但此讲座历任人选皆美国人，不闻聘中国人任之。中国人留学美国，或在哥伦比亚大学，或在其他大学者，学成归国，亦从不谈及丁龙事。余于一九六〇年亲赴美国，乃始知有丁龙其人其事。每以与台湾之吴凤并举。吴凤虽读书识字，亦非一学者。然此两人皆真有得于孔子之遗教，足为后人百世之师。此乃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所得之佳果。纪念孔子，求知孔子之道，能如吴凤、丁龙其人，斯亦可矣。而岂必以专门读书，成一学者乃为贵！
吴凤者，乃晚清 同 光时，在台湾，为平地人与山地人通商一通事。其时山地民族好杀人，每年必以一人头为祭。吴凤任通事，得山地民族之好感，劝勿再杀人。每年即以所积存之人头，择一为祭。如是有年，人头已尽。山地人又欲下山杀人，以告吴凤。吴凤尽力劝阻，山地人不听。吴凤乃告以某晨某处山路上有一骑马者过，可杀之以祭。山地人从其言。乃知所杀即吴凤。大悔憾，此后乃止杀人之俗。如吴凤之以身劝杀，此即孔子之所谓“杀身成仁”，亦可谓曲尽其忠于对人之所能至矣。今台湾之山地民族与平地居民和好如一家，则皆吴凤往年之功。至今有吴凤庙，受人崇拜。
中国人言“非吾族类，其心必异”，此乃言其相互积习之心。又言“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此则言其修养道义之心，即人类之文化心。今逢美西旧金山举办祭孔大典，诸君远在美国，余则羁老在台，皆远离大陆本土。然孔子亦欲居九夷。故中国人言“天下一家”，亦皆从其文化言。其文化之大本，则出自人之各己之一心。其心变，斯文化亦随而变。中国人之所谓“道一风同”，其所望则在此心之道之常存而不变。风之随时而必变，仍以能不变其心之所存为贵。愿吾当今国人其相互共勉之。
（一九八六年十月应美 旧金山华侨邀稿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