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语》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
读《论语》并不难，一个高级中文中学的学生，平直读其大义，应可通十分之四乃至十分之五。
读《论语》可分章读，通一章即有一章之用。遇不懂处暂时跳过，俟读了一遍再读第二遍，从前不懂的逐渐可懂。如是反覆读过十遍八遍以上，一个普通人，应可通其十分之六七。如是也就够了。
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问，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整部《论语》，共四百九十八章；但有重复的。有甚多是一句一章，两句一章的。再把读不懂的暂时跳过，至少每年可读《论语》一遍。自二十岁起到六十岁，应可读《论语》四十遍。
若其人生活，和书本文字隔离不太远，能在每星期抽出一小时工夫，应可读《论语》一篇。整部《论语》共二十篇，一年以五十一星期计，两年应可读《论语》五遍。自二十到六十，应可读《论语》一百遍。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
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二
上面一段话，我是为每一个识字读书人而说。下面将为有志深读精读《论语》的人说，所说则仍有关于如何读《论语》的方法问题。
读《论语》兼须读注。《论语》注有三部可读：一是魏 何晏《集解》，一是宋 朱熹《集注》，一是清 刘宝楠《正义》。普通读《论语》，都读朱子《注》。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
最先应分开读，先读朱《注》，再读何、刘两家。其次应合读，每一章同时兼读何、朱、刘三书，分别比较，自然精义显露。
三
清儒曾说：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读《论语》亦该从此三方面用心。或疑读《论语》应重义理，何必注意到考据、辞章。以下我将举少数几条例来解释此疑。
第一，读《论语》不可忽略了考据。如：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读这一章，便须有考据名物的工夫。古代的大车、小车，体制如何分别？“輗”和“軏”是车上什么零件？若这些不明白，只说孔子认为人不可无信，但为何人不可以无信，不懂孔子这番譬喻，究竟没有懂得孔子真义所在。好在此等，在旧注中都已交代明白，如读朱《注》嫌其简略，便应读古注和清儒注。务求对此项名物知道清楚了，本章涵义也就清楚。万不宜先横一意见，说这些是考据名物，不值得注意。
又如：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这两章，孔子论及禘礼，那是有关制度方面的事。“禘”究是个什么礼？“灌”是此礼中如何一个项目？为何孔子看禘礼到灌以下便不愿再看？那必有一番道理。孔子弟子们，正为有不明白孔子心中这一番道理的，所以紧接有下一章，有人问孔子关于禘的说法。但孔子又闪开不肯说，说：“我也不知呀！”下面又接着说：“知道了这番道理，治天下便像运诸掌。”可见这番道理，在孔子心中，并不小看，而且极重视。现在我们只能说，孔子讲政治极重礼治主义。但孔子主张礼治之内容及其意义，我们无法说。若只牵引《荀子》及《小戴礼》等书来说，那只是说明《荀子》和《小戴礼》，没有说明孔子自己的意见。
若要考据禘礼，那不像大车小车、輗和軏般简单。古人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似乎非专治考据，无法来解决此难题。其实也并不然。前人引经据典，提出的说法，最多也不过四五种；我们只要肯细心耐心，把此四五种异同之说，平心研讨，自然也可明白一大概。坏是坏在我们先有一存心，说这些是考据，和义理不相关。其实这两章的考据不明，则义理终亦无法明。
四
现在再说，读《论语》不可忽略了辞章。
我此处所说的辞章，包括字义、句法、章法等，即纯文学观点下之所谓辞章亦包括在内。如：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此章似乎甚为明白易解；但中间发生了问题，问题发生在“之”字上。究是晏子敬人呢？还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下面引伸出的义理可以甚不同。古注是解的人敬晏子，朱子解作晏子敬人。现在我们且莫辨这两番义理谁是谁好，我们且先问孔子自己究如何说。这不是一义理问题，而是一辞章问题。即是在句法上，此“之”字究应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论，自然这“之”字该指的他人。但又另有问题发生，即《论语》的本子有不同，有一本却明作：“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人”字。若下句原来真有一“人”字，自然又是古注对。此处便又牵涉到考据学上的校勘问题了。
牵涉到校勘，便要问这两个不同之本，究竟那一个本更有价值些？郑玄本是不多一“人”字的，皇侃《义疏》本是多一“人”字的。但皇侃本在其他处也多与相传《论语》有不同字句，而颇多不可信；则此处多一“人”字，也不值得过信。至于其他本多一“人”字的还多，但皆承袭皇本，更就无足轻重。因多一“人”字始见是人敬晏子，则少一“人”字，自当解作晏子敬人。而多一“人”字之本又不值信据，则此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朱子注《论语》，岂有不参考古注异本的？但朱子只依郑玄本，知在此等处，已用过别择工夫。
五
又如：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一章的问题，较之上引一章，复杂而重大得多了。从来读《论语》的，对此章不知发生过几多疑辨。直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有人把此章编了“子见南子”的话剧，在孔子家乡曲阜某中学演出，引起了全国报章喧传注意。可见读《论语》，不能不注意到此章。讨论孔子为人，亦不能不注意到此章。但研究此章，断不能不先从字义句法上入手，这即是辞章之学了。
孔子做了此事，他弟子心感不悦，孔子没有好好陈说他所以要做此事之理由，却对天发誓，那岂不奇怪吗？所以从来注家，都对此章“矢”字作别解，不说是发誓。独朱子《注》明白说：“矢，誓也。”朱子何以作此断定？因下文是古人常用的誓辞。朱《注》又说：“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可见此处朱子也用了考据工夫。其实朱子此注，如改为“凡上用‘所’字、下用‘者’字之句，是古人之誓辞”，就更清楚了。其后清儒阎若璩在《四书释地》中把关于此种语法之例都详举了。近人《马氏文通》也曾详举一番，可证明朱《注》之确实可信。
朱子既根据这一判定，下面“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三句，解作“若我所行不合于礼，不由其道，则天将厌弃我。”这一解法，也确实可信了。许多对“矢”字作曲解的，对下面“否”字也另作曲解，那都不值得讨论了。
照字义语法讲，朱《注》既是确切不移，但仍然不能使人明白这全章之意义。南子是一位有淫行的女人，孔子见之，却说合礼由道，这是什么意义呢？朱子在此处，特别添进一句，说：“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此一条又是考据。若我们明白了这一层，“子见南子”这一件事，也无足多疑了。
《论语》中像此之例还多。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便不得不去见阳货。朱子注此章亦引据古礼，说：“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经朱子加进了这一番考据，情事跃然，如在目前了。现在孔子在卫国受禄，卫君的夫人要见他，照礼他不得不往见。近代社交，也尽有像此类的情节。那有什么可疑的呢？
清儒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据明而后义理明。”朱《注》此章，真做到了。清儒对此章之训诂考据，则反有不如朱子的。
但这里仍有问题。清儒是肯认真读书的。朱子所说那条古礼，究竟根据何书呢？清儒毛奇龄曾遍翻古籍，却不见朱子所说的那一条。于是再翻朱子的书，原来朱子也曾自己说是“于礼无所见”；因说朱子是杜撰。但这里至少可见朱子也曾为此事而遍翻古礼，才说“于礼无所见”。朱子也知要明白这一章的情节，不得不乞灵于考据，于是才遍查古籍的。但古籍中虽无“仕于其国必见其小君”之一条，也并无“仕于其国必不得见其小君”之一条。如卫封人欲见孔子，说了一番话，孔子也就见他了。南子欲见孔子，也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史记》曾载下，说：“四方之君子，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是南子欲见孔子之请辞，十分郑重，而又恳切。《史记》又说：“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是孔子辞而不获始去见。《史记》又记其相见时之礼节云：“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我想朱子根据《史记》此一段记载，说“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不能说他完全是杜撰。清儒硬要说无此礼，反见是拘碍不通了。古代的礼文，那能逐条保存，尽流传到后世？而且社会上的礼节，又那里是件件要写下正式条文的呢？可见我们读书，需要考据，但考据也解决不了一切的问题。又考据也有高明与不高明之别。朱子此条，在我认为是极高明的了。近人认宋儒轻视考据，或不懂考据，那都是门户偏见。
但这里仍有问题。若果如朱子解法，孔子何不直截了当把此番话告诉子路，却要急得对天发誓呢？朱《注》对此层，仍未交代明白；所以清儒仍不免要多生曲解。此处让我依据朱《注》再来补充说一番。
说到这里，便该注意到本章中“子路不说”之“不说”两字上。今且问：子路不悦，是不悦在心中，还是不悦在脸上，还是把心中不悦向孔子直说了？依照本章上下文的文理和神情，子路定是把他心中的不悦向孔子直说了。子路如何说法，《论语》记者没有记下来，但一定牵涉到南子淫行，是可想而知了。而且南子原本不是一位正式夫人，如何叫孔子去受委屈？这些话，都是无可否认的。孔子若针对子路话作答，则只有像朱《注》般说：“我只依礼不该拒绝不去见，至于她的一切，那是她的事，我何能管得这许多？”在此又有人提出古礼，说：“礼，在其国，不非其大夫。”现在南子是君夫人，地位更在大夫之上。她请见孔子，辞令又很郑重有礼。孔子不愿针对子路话作答，因为这样便太直率了。于是说：“我若错了，天自会厌弃我。”这样说来，孔子之以天自誓，并不是愤激语，反见是委婉语。细寻本章文理，如此说，并非说不通，而且在文章神情上，岂不更好吗？就行事言，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就应对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此处对子路的誓辞，却反而有诗意了。
以上这段话，是我根据朱《注》，再依或人之说，而自加以阐发；自谓于考据、辞章、义理三方面都能兼顾到，说得通。但不知如此说来，究说到《论语》本章之真义与否？总之，要研寻《论语》义理，不能不兼顾考据、辞章。举此为例，也可说明此意了。
六
现在再继续举一章说之：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朱子注：
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
朱子在圈下注中又引程子说，谓：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
朱子又自加发挥，说：
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
大家说程 朱善言义理，但此章解释却似近勉强。朱子说：“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辞。”其实本章明言欲无加诸人，所重在“欲”字，“欲”即非自然而然。欲无加诸人之“无”字，亦非自然而无，乃是亦欲不加诸人。因此此章程 朱把仁、恕分说，实不可靠。
古注孔安国说：“非尔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义于己。”此解乃为得之。何以说孔安国说得之？仍须从本章的句法上去研求。本章句法是平行对列的，我不欲人把非礼加我，我亦欲不把非礼加人。下句有一“亦”字，显然是两句分开作两件事说的。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等句法是直承偏注，只是说一句话，一件事。细究两处文法，自见不同。若把握住此点，朱《注》“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这一句也错了，只应说“我不欲人加于我，我也欲我不把来加于人。”朱《注》“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此语只可移作“己所不欲”四字之注解。朱《注》“之事”二字，即“所不欲”之“所”字，但厘章则句法不同。孔安国看准了，故说：“别人要加非义于你，你何能禁止呀！”孔子所谓“非尔所及”，只承上一句，不关下一句。
我举此例，仍只要说明欲通《论语》之义理，必须先通《论语》之文法。若文法不通，所讲的义理，只是你自己的，不和《论语》本文相关。
七
此下我想再举一例。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我常爱诵此章，认为大有诗意，可当作一首散文诗读。此章之深富诗意，尤其在末尾那一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十一字。其实在“于我如浮云”那五字，尤在“如浮云”那三字。若省去此一掉，或在掉尾中换去“如浮云”三字，只说：“于我有什么相干呀！”那便绝无诗意可言了。但我们读《论语》，固可欣赏其文辞，主要还在研寻其义理。难道《论语》记者无端在本章添此一掉尾，也像后世辞章之士之所为吗？因此我们在此掉尾之十一字中，仍该深求其义理所在。
若在此十一字中深求其义理所在，则“不义而”三字，便见吃紧了。“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并非要不得。孔子又曾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不以其道而得富贵，还不是“不义而富且贵”吗？今且问：你若不行不义，那有不义的富贵逼人而来？富贵逼人而来，是可有的。不义的富贵，则待我们行了不义才会来。倘我绝不行不义，那“不义而富且贵”之事，绝不会干扰到我身上，那真如天上浮云，和我绝不相干了。因此，我们若没有本章下半节“于我如浮云”这一番心胸，便也不能真有本章上半节“乐亦在其中”这一番情趣。关于本章下半节的那种心胸，在《孟子》书里屡屡提到，此不详引。我此所说，只是说明要真了解《论语》各章之真意义，贵在能从《论语》各章逐字逐句，在考据、训诂、文理、辞章各方面去仔细推求，不要忽略了一字，不要抛弃了一句。至于把《论语》原文逐字逐句反到自己身心方面来真实践履，亲切体会，那自不待再说了。
八
或有人会怀疑我上文所说，只重在考据、辞章方面来寻求义理，却不教人径从义理方面作寻求，如孔子论“仁”论“智”，论“道”论“命”，论“一贯”“忠恕”，论“孝弟”“忠信”之类。这一层，我在上文已说到，读《论语》贵于读一章即得一章之益。即如《论语》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仁者其言也讱。
仁者先难而后获。
这些话，逐字逐句求解，解得一句，即明白得此一句之义理，即可有此一句之受用。若解释得多了，凡属《论语》论仁处，我都解得了；《论语》不提到仁字处，我亦解得了；孔子论仁论道的真意义，我自然也解得了。此是一种“会通”之学。义理在分别处，亦在会通处。会通即是会通其所分别。若《论语》各章各节，一句一字，不去理会求确解，专拈几个重要字面，写出几个大题目，如“孔子论仁”，“孔子论道”之类，随便引申发挥；这只发挥了自己意见，并不会使自己真了解《论语》，亦不会使自己对《论语》一书有真实的受用。那是自欺欺人，又何必呢？
所以我劝人读《论语》，可以分散读，即一章一章地读：又可以跳着读，即先读自己懂得的，不懂的，且放一旁。你若要精读深读，仍该如此读，把每一章各别分散开来，逐字逐句，用考据、训诂、校勘乃及文章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面面俱到地逐一分求，会通合求。明得一字是一字，明得一句是一句，明得一章是一章。且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一项大题目在胸中，认为不值得如此细碎去理会。子贡说：“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颜渊、子贡都是孔门高第弟子，但他们也只一件件，一项项，逐一在孔子处听受。现在我们不敢希望自己如颜渊，也不敢希望自己是子贡。我们读《论语》，也只一章一章地读，能读一章懂一章之义理，已很不差了。即使我们读两章懂一章，读十章懂一章，也已不差。全部《论语》五百章，我们真懂得五十章，已尽够受用。其实照我办法，只要真懂得五十章，其余四百五十章，也就迎刃而解了。
九
朱子注《论语》有三大长处：
一、简明。古今注说《论语》之书多矣，独朱《注》最为简单明白。
二、朱《注》能深入浅出。初学可以浅读，成学可以深读，朱《注》可以使人终身诵读不厌。
三、朱《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皆优。
宋人长于义理，固矣，然朱《注》于考据训诂亦极精善，且又长于文理，能于《论语》之章法、句法、字法体会深微；故《论语》以朱《注》为最胜。
犹忆十七八岁时，偶在家中书架翻得清儒毛西河《四书改错》石印小字本；读之惊喜，不忍释手，迨黄昏，移就庭外立读。其书批驳朱《注》，分类分条，几于通体无完肤。余时愚陋无知，仅知朱子乃宋代大儒，又知读《论语》必兼读朱《注》；而毛氏何人，则不知也。又其分类，如有关天文、地理、宫室、衣服之属，凡所讨论，余皆一无所知。读其书，使余知学问之广大，若另见一新天地之存在。
越后读书渐多，知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别。又久之，读书益多，乃知即论考据训诂，清代治汉学诸儒未必是，朱《注》亦未必非。其后几二十年，在北平书肆又购得毛氏《四书改错》之大字木刻本；再读之，乃知毛氏虽博辨，其书实不能如朱《注》之广大而精微。回忆少年时初读此书之心境，不觉恍然自失。
盖清儒自号治汉学，门户之见甚深。凡朱《注》错误处，积清儒二百数十年之搜剔抉发，几于尽加驳正，殆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矣。然亦有朱《注》正确，清儒存心立异，转以自陷。时余在北平，见学者群推刘宝楠《论语正义》，鄙薄朱《注》不读。心知其非，顾一时风气所趋，亦无法纠挽。及抗战时在成都，病中读《朱子语类》，一日仅能读数条而止，倦即放置不读，亦不读他书。约半年，读《语类》始毕。乃知朱子注《论语》，于义理亦有错，并多错在“性”与“天道”等大纲节上。此乃程 朱与孔孟学术思想分异所在，亦已多为清儒所纠弹。然善言义理，仍推朱《注》，断非清儒所及。故余数十年来，教人读《论语》，仍必教人兼读朱《注》。
惟学者治《论语》，先于朱《注》立基础，仍贵能进而多窥诸家之异说。所谓诸家，有远在朱子之前，更多起于朱子之后。苟非多窥异说，将不知朱《注》所误何在，更不知朱《注》所为精善独出于诸家之上者何在。从来解说《论语》者多矣，几于每字、每句、每章必有异说。每有异说，亦多在两三说以上。惟学者治异说，切戒有好异心，切戒有好胜心。贵能平心静气，以实事求是之心读之。每得一异说，于文理文气上孰当孰否？于考据训诂上孰得孰失？于义理阐发上孰精孰粗？贵能细心寻求。《论语》本文，若平淡易简；然学者能循此求之，一说之外复有一说，众说纷纭，而各有所见，亦各有所据。正在此等处，可以长聪明，开思悟，闻见日广，识虑日精。仅于《论语》一书能如此求之，而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之进益，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日新月异，益深益远，已臻于为学之上乘而初不自觉者。然治《论语》之异说，亦不贵贪多，不贵欲速，不贵在限定年月以内，必尽搜《论语》之异说而遍治之。只贵于朱《注》外，随时得一书、获一说，即取与朱《注》对比，通一说即获通一说之进益。如此从容缓进，乃为可贵。
余自来香港，即有意为《论语》作一新解，虽尊朱《注》而不专守朱《注》，遇异说胜朱《注》者，尽改以从。而亦欲仿朱《注》之力求简明，力求能深入而浅出，力求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兼顾。务求自中学生以上皆能通读，尤望成学之士读我注亦不以为鄙浅。怀此心已久，屡易稿而皆未惬。三年前在美国，积半年之力获成初稿。后又再自校读，前年冬通读一过，去夏又再读一过。一再细读，今已过半，多所改定，今冬当可付印。自问此书，虽不能取朱《注》而代之，然读朱《注》者必当再读吾书，然后于《论语》易于有入门益进之望。此则余之志愿所在也。
（原题《校庆日劝同学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一九六二年九月在香港 新亚书院为孔诞及校庆作，载《新亚生活》五卷七期。一九七四年编此书时，又并入《新亚生活》四卷五期《论语读法》一文，改为今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