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世界人类共出有三大教主：一释迦，印度人。一耶稣，犹太人。一穆罕默德，阿剌伯人。三大教主皆亚洲人，此亦一奇。
孔子，中国人。其生前既不自尊为教主，其身后亦无教会传道组织。故中国儒家并非一宗教。但孔子地位实堪与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三人相比，或犹超而上之。
三大宗教皆主出世，重在教人如何为死后作准备。孔子则主教人如何在世好好做一人。
三大宗教之信徒，当其生前，已必与人异，否则即不得为其教之信徒。孔子之教，在其生前如何好好做一人，此道人人相同，无教内、教外之别。
三大教主各以其教主身分来教人，孔子则以一学者身分来教人。故孔子毕生“学不厌，教不倦”。换言之，教主与信徒地位有不同；而孔子与来学者则同样在学，无地位之不同。
此则孔学与世界三大宗教之不同处。
二
孔子如何教？即在教来学者各就其自己之本性以为学，以各长养完成其本身自己理想可能之一人。
孔子分人性为三类，一曰“狷”，一曰“狂”，一曰“中行”。狷者有所不为，偏消极后退。狂者进取，偏积极向前。中行则有不为，有所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此之谓中行。
上述三类外，又有“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已”。此类人不肯有个性，只众人如是，我亦如是。那又何必再加以教？又如何再加以教？故孔子“有教无类”，而曰：
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
则乡愿始斥于孔子之教外。
释迦近于狷，有所不为，实足代表印度之民族性。耶稣、穆罕默德近于狂，实足代表犹太人与阿剌伯人之民族性。惟耶教不行于犹太，而独畅行于欧洲。欧洲人性更近狂，喜进取。耶稣说：“上帝事由我管，凯撒事凯撒管。”果使信其教者皆不管凯撒事，则一部欧洲史，势当另写，决不有如现代之欧洲史。耶稣又说：“富人入天国，如骆驼钻针孔。”则后代欧洲，既决不会有帝国主义，亦决不会有资本主义。其实欧洲人对耶稣最所信仰，乃在其“十字架”精神，一意向前，到死不回头。民族性之难得转易有如此。
三
孔子实亦代表了中国之民族性。孔子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
孟子曰：“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舜为大孝，父顽、母嚚、弟傲，一家皆欲置舜于死地，但舜决不愿远离父母，一人独自去谋生；遂成了舜之大孝。此即有所不为，乃以成其有为之一证。
鲧治水失其道，洪水泛滥，成大灾难。舜殛鲧于羽山，使其子禹继父业治水。舜之殛鲧，乃正道，乃大道。禹不以此怨舜，亦不随其父至殛处侍养，乃受舜命治水，以干父蛊。此非不孝。其子方生，禹在门外闻其啼声，乃三过其家而不入。此亦非禹之不慈。实则禹亦有所不为，以成其有为也。
洪水既平，使后世尚有中国人生生不绝，禹之大功大德，实尚超舜之上。尧则更不论。但后世中国人更多称尧 舜。因尧 舜之处境为人，比较平易。舜处在野，不如尧之为天子，更可学。禹则处境特殊，又拥有特殊才能，建特殊功业，非人人可学。中国人则更求其人人可学者，而禹乃转居其次。
尧、舜、禹、汤、文、武，皆为一国之君，或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岂人人能学？周公独为臣，不为君，较易学。故孔子毕生为学，乃以周公为目标。墨翟继起，一反孔子，主张“兼爱”，举禹为目标。是孔子举其易，而墨翟举其难。此即墨翟之不如孔子处。
墨家有传道组织，故墨翟颇近一教主。近代国人，颇有以墨翟与耶稣并举者。但耶稣自称乃上帝独生子，墨翟则亦举古人大禹为教，非其一人自创教。此亦可代表中国之国民性。
孟子又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外，别举三圣人。一为伊尹之“任”，一为伯夷之“清”，一为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则是一狂者。伯夷之清，则是一狷者。柳下惠之和，则在狂与狷之外，又自成一格，但不得即谓之中行。
柳下惠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要他进便进，要他退便退。但与乡愿不同。乡愿只一意追随他人，无一己之个性与品格。在他心里，有外无内，有人无己，那就说不上一“和”字。柳下惠则自有其己，惟与伊尹、伯夷不同。故在任与清之外，又特见为一和。
至如孔子，则亦任、亦清、亦和，随其时宜而变其意态。故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此因孔子有一套既深且博的学问，遂成其大中至正之盛德，与道同化。而孔子自己之个性，与其特有之品格，反而不易把捉，不易认识了。故伊尹、伯夷、柳下惠乃各以其己性教。而孔子则以其学、其德教。反使人学孔子，一若转易于学伊尹、伯夷与柳下惠。孔子乃成为中国此下之“至圣先师”。
四
孔子及门，最善学孔子者为颜渊。孔子称之曰：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又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有是夫。
庄周继孔子、墨翟而起，兼反儒、墨，但于颜渊亦时加称道。宋儒周濂溪有言：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果非学颜子之学，亦无以志伊尹之志。欲“志伊尹之志”，则必先“学颜子之学”。后世以孔 颜并称，尤见孔子之道之高深而博厚。
颜渊生与圣师同时，圣师在前，颜渊一意向学，务自退藏，绝不稍露其一己之光芒。然不仅孔子特加称赏，即一时同学，亦群加推敬无微辞。故颜渊一生，始终只是一学生身分。但中国五千年历史，亦只有颜渊乃成为惟一杰出一学生。
孟子便与颜渊不同。其时则圣师逝世已久，反对者群起，孟子则曰：
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也。
未能亲炙，则求为私淑。其见梁惠王，见齐宣王，亦如孔子之周游列国，以求行道于天下。但终亦以不得用退老。后世兼称孔 颜，又兼称孔 孟。孟子与颜子，乃得同居“亚圣”之地位。
但宋儒又谓“孟子粗，颜子细”。若专论好学，则私淑终不如亲炙之易臻于深微之地位矣。故中国人虽尊师教，更重自学，教统终不如学统之为要。求于教统，则有一孔子已足。求于学统，则非时时有颜子、孟子其人者出，此学统即不易成。其去孔子益远，则其为私淑当更难。故求知孔子，不仅当知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亦当知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此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则惟当于中国儒家之学统中求之。中国虽文化深厚，而独无一自产生之宗教；此其所以然，诚值吾国人之作深长思矣。
五
今吾国人则群慕西化。此亦吾国民性一种虚心好学之表现。但因此而轻视古人，因而集中于孔子一人身上，打倒孔家店、批孔反孔呼声，成为一代之时髦。此则有仍值吾国人之作深入讨论者。墨翟反孔，乃推尊大禹。庄周反孔、反墨，乃推重黄帝与老子。黄帝、老子，其人其事，都出庄周虚构，在此不详论。但庄周亦仅另推一批中国古代人物来反孔、墨。此亦仍如孔子之“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亦可谓墨与庄亦同是孔子学脉，同足以代表吾中国人之国民性。
佛教东来，中国历代高僧亦仅于释迦群加推敬，阐扬其教义。至于孔子之教，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则皆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果使佛法昌明，则孔道与中国文化自会转变，自归消失。果使欧洲人真信耶稣，则耶稣明言“凯撒事凯撒管”，又未有教其信徒以兵力传播信仰之遗训，则何须有不断之十字军东征？又何须有新教旧教之兵争？即佛教，自隋 唐，天台、禅、华严三宗迭起，亦渐中国化。宋代理学家乃继之而兴。是则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以本国民族性传统文化为教，不再自辟新义，自创新说，自成一宗教。斯诚大仁大智之结晶，而其势力影响则转超诸大宗教之上，固非偶然矣。
六
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奉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为人生之三大原则。实则惟中国社会乃最自由、最平等、最独立之社会。即如孔子离鲁去卫，并有群弟子结队成行。其在外周游十四年而反鲁，来去自由。此下战国诸子百家周游列国无不然。如孟子“后车数十，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此是何等自由！试问现世界国际游历，又谁何人能获得此自由？
再言平等。孔子先曾去齐，当时乃一平民身分，然获齐国君卿之礼遇。及其去卫、去陈，亦皆以平民身分，而同得卫、陈君卿之礼遇。不仅孔子一人为然，战国时更多其例。范睢以一流亡客，而秦皇长跪其前以乞言。或谓此乃战国时事。则秦 汉以下，可证中国社会君臣上下平等之事项，何止数千百条，难于列举。先之如汉文帝之接见贾谊，后之如宋代王荆公、程伊川为经筵讲官，皆主己坐而讲，为君者立而听；其君亦勉从之。要之，中国社会自有其平等观，则即此亦可证。
又如独立。孔子言“富贵不可求”，因富贵皆不得由一己独立求之。如求富，设一工厂，开一公司，岂一人之事？如求贵，民主竞选，又岂一人之事？中国人则惟求为君子，为圣贤，皆可独立为之。故主为己之学，即主一己之独立。
于自由、平等、独立三者之上，中国人尚有高一层进一步之指示，如孔子之教其子伯鱼学《诗》、学礼是也。今国人乃以中国人立教不及于自由、平等、独立，以归罪于中国之古人，则复何辞为解！
今日又值孔子诞辰，试问当何以阐扬孔子之遗教？两千五百年来，阐之扬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不乏其见于文字著作者。别辟新义，别创新格，何以传道而授业？此则有待于大贤君子。本文上拈诸端，庶于近代批孔反孔、轻孔蔑孔之风，聊资解惑之一助。放言高论，则非所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