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论人当观其大节。若大节有亏，则其余不足观矣。若使今之为士者，能见危难则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见财利则必思义之当得与否，而不为苟得；于祭则思敬以追远，而致其如在之诚；居丧则思哀之慎终，而极其思慕之笃。士能如此，则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内存仁孝诚敬之心，大节无亏，其可谓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己之大闲，盖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诚得是人而用之，以之当大任、托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艺之美、智巧之优，抑末也已。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执，是执守。弘，是廓大。笃，是坚确的意思。
子张说：“理得诸心谓之德。德有诸己，贵于能执，而执之又贵于扩充。若或器量浅狭，容受不多，才有片善寸长，便侈然自以为足，不复加扩充之功，这是‘执德不弘’。理所当然谓之道。道有所闻，贵于能信，而信之尤贵于坚定。若或意念纷纭，把持不定，才遇事交物诱，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复有的确之见，这是‘信道不笃’。夫执德不弘，久则将并其所执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笃，久则将并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虽终身为学，毕竟无成。在世间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一凡庸人等耳，何足贵乎？所以说‘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言不足为有无也。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是拒绝。矜，是怜悯。
昔子夏、子张都是圣门高弟，而两人规模不同：子夏笃信谨守，子张才高意广，故其所见亦各有异。一日，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子张说：“你师子夏如何说？”门人对说：“我师子夏说道：凡人直谅多闻，有益于我的，方可与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无益于我的人，却宜拒绝之，不可与他相交。”子夏之论交如此。子张说：“子夏此言，与我平日所闻全然不同。吾闻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与物无忤。于人之才德出众者，则从而尊敬之；至于庸常的众人，亦含容而不遽厌弃。于人之有善而可取者，则从而嘉尚之；至于一无所能的人，亦矜怜而不忍斥绝。可者固在所与，而不可者亦无所拒，君子之交当如此也。且反己而观之，我果大贤欤，则于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贤欤，则人将拒我，而我何暇于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广乎！”要之，子夏之论，严择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弘；子张之论，得待物之弘矣，而非择交之道。惟夫以主善为师之心辨贤否，以含弘光大之度待天下，则自无迫狭与泛滥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当知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
子夏说：“理无往而不在。故虽日用事为之常、百工技艺之末这等小术，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济民生而资世用，未必无可观者焉。然其体之所包涵者浅，用之所利济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极之，以达于天下国家之远，则必有窒碍而难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国家为己责，而所志者远；以修齐治平为己事，而所务者大。于此区区之小道，自有所不屑为也，学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盖道虽不遗于细微，而学贵知所当务，故孔子不以多能为圣，尧、舜不以百亩为忧。用心于大，自不暇及于其小耳。有志于帝王之大经、大法者，宜审图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
子夏说：“人之为学，未得则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则患其有遗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虽曰为学，不过入耳出口，玩时愒日而已，安得谓之好学乎？必须于每日之间，将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讲求一件，明日讲求一件，务使所知所闻者与日而俱进焉；然又恐其久而遗忘也，必于每月之间，将这已得了的道理时加温习，随事体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学的人。”盖能知其所亡，则既有知新之益；无忘其所能，则又加温故之功，日积月累，无时间断。非真知义理之可悦，而以远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说“可谓好学也已矣”。人能如是，则所知日进于高明，所行日就于光大，而为圣为贤不难矣。可不勉哉！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学莫先于求仁，而仁非由于外至。诚能博学于文，而多闻以广其识，使此心无一理之不明；笃信乎道，而坚心以要其成，使此心无一息之少懈；有所问辨，必关切义理，而不徒为浮泛之谈；有所思维，必体贴身心，而不徒为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虽未尝力行而为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从事于学，而有精实切近之功，则此心有所收敛，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纷驰，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于此见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务学。学在是，则心在是；心在是，则仁在是矣。有志于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极处的意思。
子夏说：“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后术业可专；为之必有成法，然后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艺，必须往在那官府造作的处所，无别样事务相妨，尽力尽巧，用以专攻其事，然后成得那一般技艺。如梓匠则成其建屋之事，轮舆则成其造车之事，所以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学道也，就如百工学艺的一般，必须终日修习，只在这学问上，志向更无分夺，工夫更无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务使万理皆明，万善皆备，而道之具于我者无不有以诣其极焉，此方是君子真实学道之全功也。”若徒慕为学之名，而外夺于纷华之诱，或作或辍，有始无终，纵然从事于学，毕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文，是文饰。
子夏说：“人之处事，安能一一尽善？也有一时防检少疏，不觉差错了的，这叫作‘过’。惟能知其过而速改之，则固可复于无过：此君子修德迁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过也则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却乃多方回护，求以掩其差；分明举动错了，却乃巧计弥缝，求以掩其错。”盖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护短自是，不肯认错；反将无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恶，所谓“耻过作非”“心劳而日拙”也。小人所以徇欲忘返，卒至于败德亡身者，皆由于此，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俨然，是庄严的模样。即，是就。温，是和。厉，是刚正。
子夏说：“君子盛德积中，而发见当可。其容貌词气，夫人得于接见之顷者，有三样变态，不可以一端尽也：远而望之，则见其衣冠正、瞻视尊，俨然有威之可畏焉；俨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则又见其温良乐易，蔼然和气之可亲也；其温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听其言论，则又词严义正，是是非非，确有定执，初无一毫委曲迁就之意，听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俨然，中而温焉，既而厉焉。一接见之间，而容貌词气屡变而不可测如此，所以说“君子有三变”。然君子岂有意而为之者哉？盖其德备中和，动容出辞，无非盛德所发；而人之得于瞻仰听闻，见其变动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厉字，解作病字。
子夏说：“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其事可行。如劳民动众之事，本非民所乐为者。必其平日爱民之意至诚恻怛，民已相信了，然后不得已而至于劳民，则民亦谅其心之出于不得已，而踊跃以趋事矣。若未信于民而遽劳之，事虽当为而人心不悦，不以为伤财，则以为虐下而病己矣，事何由而成乎？谏诤违拂之言，本非君所乐听者。必其平日爱君之意至诚恳切，君已见信了，然后不得已而形之谏诤，则君亦谅其心之出于忠爱，而虚心以听纳矣。若未信于上而遽谏之，则意虽效忠，而上心不悦，不以为讪上，则以为卖直而谤己矣，言何从而入乎？”此可见君子欲有为于天下，非积诚以感动之，未有能济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趋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于臣，听言纳谏，乃为至明。上下各务自尽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譬如说大节、小节。闲，是栏，所以限其出入者。
子夏说：“人之为学，贵识其大。若能于立身行己大关节处，如君臣父子之间、进退出处之际，一一皆尽其道而不越乎规矩之外，则大本立矣。至于小小节目，如动静语默、事物细微，或少有出入，未尽合理，亦无害也。若不务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为小廉曲谨之行，亦奚足贵哉？”然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大者固所当谨，而小事亦岂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观人则可，用以律己则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洒扫、应对、进退，都是小学之事。噫，是叹息之声。倦，是厌倦。区，是类。诬，是罔。卒字，解作“终”字。
昔子夏以笃实为学，故教人先从下学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讥之说：“道有本有末。人之为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门人小子，观其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其威仪习熟，容节周详，则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学之事，道之一节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学，如《大学》诚意、正心之事，则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闻其言而叹之，说：“言游以我之门人务末而遗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传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盖君子以大公无我之心，而施之为曲成不遗之教，何尝有意说某一样道理是浅近的，可以为先而传之；某一样道理是高深的，可以为后而倦教？定要立这等次第，但以学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浅深。譬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区类判然有别，不得不分个先后，各因其才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诣之浅深、工夫之生熟，概以高远的道理教他，则是语之以所不能知，导之以所不能行，徒为诬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诬罔后学如此也？若夫自洒扫、应对，以至于诚意、正心，彻首彻尾，本末一贯，全不假进修次序，这惟是聪明睿智、天纵的圣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门人小子，岂能便到得圣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学乎？子游讥我失教，其言信为过矣！”盖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后入大学，其次第自应如此。宋儒程子说：“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然非穷理之至，精义入神，何以知圣人事从洒扫应对中来？有志于成始成终之学者，不可无深造之功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优，是有余力的意思。
子夏说：“凡人为学，则以藏修为主；出仕则以尽职为忠，事固各有所专。然学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则学为无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学，则仕为无本：乃相须以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当夙夜匪懈，先尽其居官之事；待职业修举有余力之时，却不可闲过了光阴，仍须从事于学，以讲明义理、考究古今；则聪明日启，智虑日精，所以资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为学者，当朝夕黾勉，先尽其务学之事；待涵养纯熟，有余力之时，却不可虚负了所学，必须出仕从政，以致君泽民、行道济时；则抱负既宏，设施亦大，所以验其学者，不亦广乎？”要之，仕、学固不可偏废，而学尤终身受用之地。盖义理无穷，若不时时讲究，则临民治事之际，未免有差。此“念始终典于学”，古之贤臣所以惓惓为君告也。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致字，解作极字。
子游说：“方今之世，文胜质衰。居丧者徒尚仪文之末节，而少哀戚之真情。以吾观之，人子执亲之丧，只须极尽乎哀而止，何以文饰为哉？盖哀恸有余，则真情已竭，虽礼文不足何伤乎？”考之《礼记》，子游平素究心于丧礼，非脱略于仪文者。此心盖为救时而发，即夫子“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张，是子张。
子游说：“吾友子张之为人也，才高意广。人所不能为者，彼却为之，是难能也。然少诚实恻怛之意，未免心驰于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于仁则未也。”盖仁者本心之德，实理具备，无假于外。人惟依著真心、本等做去，则事皆着己务内，乃所为仁，何必为所难能哉？是以圣门教人，专以求仁为本，而以徇外为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堂堂，是容貌之盛。
曾子说：“朋友所以辅仁。故必有诚笃之资，专用心于内者，彼此讲习切磋，然后可相助以进于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张也，惟致饰于威仪，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驰心于务外自高如此，以之为己，则无操存涵养之功；以之为人，则无箴规观感之助。人固不能辅他为仁，他也不能辅人之仁，所以说‘难与并为仁’也。”曾子此言，盖救子张之失，欲其用心于内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致，是推致其极的意思。
曾子说：“吾尝闻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应事接物之际，真切恳到处少，苟且忽略处多，未有能自尽其心、推之以至其极者也。求其能自尽者，必也于父母之丧乎？”盖子与父母，本天性之至亲；而况居丧之时，又人道之大变。惟是这个时候，其哀痛迫切之诚，发于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内尽其心，无一毫之勉强；外尽其礼，无一毫之欠缺也。使于此而不尽其心，恶乎尽其心哉？于此见人心之良，随处发见，而最真切者，莫过于亲丧之时，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此言无一念之不真，伦理无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胜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于圣人之言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庄子，名速，是鲁大夫。当时人皆称其有孝行。
曾子说：“我闻诸夫子说：孟庄子之孝也，其他生事尽礼、死事尽哀，虽足为孝，然犹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这两件，乃是人所难能。”盖庄子之父献子贤而相鲁，其所用之臣乃贤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献子既没，庄子得以自专；苟非卓然欲继父志而为善，则其臣与政必有与己相违拂者，焉能不改乎？庄子则以亲之心为心，略无适己自便之意：其于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于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终身遵守，无少更变。是盖志在立身行道，世济其美，以显亲扬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亲而已。岂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说是“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阳肤，是曾子弟子。士师，是掌刑狱之官。散，是离散。哀矜，是哀怜的意思。
昔鲁大夫孟氏使阳肤为士师之官，着他断理刑狱。阳肤因问治狱之道于曾子。曾子告之说：“刑罚之设，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从，教诏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为民表仪；刑政无章，又无以示民趋避。将长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离，无所维系，相率入于不善；若所当然，而不知陷于大戮也，其来非一日矣。尔为士师，当念犯法虽在于民，而所以致之则由于上。治狱之时，如或讯得其情，虽其行私干纪，信为有罪，而犹必哀怜之，矜悯之，视之有若无辜，而加恻隐之意焉。莫谓情伪微暧，而我能得其隐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则用法必平，民可无冤，而士师之责任为无忝矣。”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下流，是地形卑下，为众流所归的去处。
子贡说：“古今言荒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纣为称者。其实纣之不善，亦不至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个无道之君，恶名彰著，故今言人之为恶者，皆举而归之于纣。譬如地势洼下的去处，众水都流在里面的一般，盖其自处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盖一自处于不善，则人遂从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归于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说是他做的了。故纣以一时之凶德，而被千载之恶名，遗臭无穷，终莫能洗，岂非万世之明戒哉？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甚言上达之难而下流之易也。自修者诚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不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则日进于高明，而尧、舜亦可几及也。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字，解作改字。
子贡说：“过者，人之所不能无。故虽以君子之人，防检少疏，也有一时差错。但常人有过，惟恐人知，所以遂成其过；君子有过，即自认说：‘这是我差错了。’明白昭示于人，绝无一毫遮饰。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杪人皆得而见之，不可得而掩也。既自认以为过差，随即就改了，复于无过。譬如日月亏而复圆，光明皎洁，人皆翕然仰之，不可得而议也。”盖日月以贞明为体，故虽暂食而无损于明；君子以迁善为心，故因有过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过，只见其日流于卑暗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然过而使人见，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于昭昭者耳。若夫幽独之中，隐微之际，遏绝妄念，培养善端，此则君子慎独之功，修之于人所不见者也。欲立身于无过之地者，宜于此加谨焉。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公孙朝，是卫大夫。识，是记。
卫大夫公孙朝问于子贡说：“汝夫子仲尼于天下事理，无大无小，莫不周知，果何所从学而能然耶？”子贡晓之说：“道之灿然者，莫备于文、武。其一代谟训功烈、礼乐文章之类，虽去今已远，然未至坠落于地，固尚在人也。世有贤而出众的人，其识见弘远，则能记其纲领之大；有不贤而平常的人，其识见浅近，亦能记其节目之小。是人之贤否虽不齐，而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无所不在，夫子之学亦何所不周？如贤者识其大，夫子则于贤者而学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夫子则于不贤者而学其小。盖随处访求，无往而非学也；无往而非学，则亦无往而非师也，而又何常师之有？岂如他人之学有定在、师有常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圣，犹且学无常师如此，诚以义理无穷，而取善贵广也。况人君以一身而膺天下国家之寄，尤当以务学为急。故高宗则逊志时敏，成王则日就月将，所以称殷周之盛王也。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鲁大夫。七尺为仞。后面夫子，指武叔说。
昔孔子道德高深，时人不能窥测。一日，叔孙武叔在朝中对众大夫说：“人皆称孔子是圣人，以我观于子贡，其聪明才辩还过于仲尼，仲尼殆不及也。”时子服景伯适闻此言，因告于子贡。子贡说：“人惟见道而后可以言道。武叔以我为贤，由于所见者浅也。以赐之道上比于夫子，其高卑悬绝，譬如宫墙一般：赐也造诣未深，识见有限，比之于墙，不过及肩而已；其墙既卑，故人不必入其门也，但从外面窥之，于凡室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举目便看见了，是赐之道浅狭而易见如此。若吾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绝，比之于墙，其高数仞者也；其墙既高，若不得其门而入，则其中宗庙气象之美，百官威仪之富，何由而见之乎？是夫子之道深广而难窥如此。今之人，不过宫墙外望而已，能得其门而入者几何人哉？若武叔者，正不得其门而入者也。他于圣道之美富，本不曾见是何等模样，则谓我贤于仲尼，亦何足怪乎？”盖由其识见之未深，故其拟议之欠当耳。子贡以是而晓景伯，所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谓至矣。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土坡高者叫作丘。冈阜大者叫作陵。逾，是逾越，量，是分量。
叔孙武叔前说仲尼不及子贡，至是又从而毁谤之，其诬圣之罪愈大矣。子贡晓之说：“尔无用此毁谤为也。盖仲尼之圣，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毁也。何者？他人之贤者，虽异于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下看着虽高，其高终是有限，犹可得而逾越也。若仲尼之道，冠绝群伦，高视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悬象著明，与天同运，无一物不在其照临之下，谁得而逾越之乎？纵有不肖的人，欲自弃于圣人之教，横肆非毁；而圣人之道高德厚，岂彼浮言妄议所能污蔑？如日月之明，万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毁伤也。尔今之毁仲尼，正如要伤日月，只见其不揣自己的分量，于圣凡高下，懵然无辨，一天地间妄人而已，何足校哉？”
按，子贡前以宫墙喻圣道，此又以日月为喻，所以尊孔子而晓武叔者，其词愈峻而意愈切矣。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陈子禽，即陈亢。恭，是推逊的意思。阶，是梯。
昔陈子禽虽学于孔子，而莫能窥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谓子贡说：“师不必贤于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极其恭敬，岂以仲尼之贤有过于子乎？”子贡以其轻于议圣，因斥其失言之非，说：“言语之发，不可不谨：一句言语说的是，人便以为智；一句言语说的不是，人便以为不智。智与不智，但系于一言之微，如此可不谨哉？今汝谓仲尼不贤于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盖人有可及、有不可及。若吾夫子，圣由天纵，道冠群伦，人虽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为，有非思勉之可至。殆如天之高高在上，所可仰者轻清之象而已，岂有阶梯之具可攀跻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难，则知希圣之不易矣。子乃以我为贤，真日囿于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者也，何其惑之甚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导。绥，是安。动，是鼓舞的意思。四个斯字，言其随感而应，见效之速也。荣，是尊荣。
承上文说：“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盖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其穷而在下，故无由见其设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感人动物之效，岂小小哉？正所谓民生未遂，为之分田制里，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即耕食凿饮，并立于生养之中矣；民行未兴，为之建学明伦，以倡导于善，那百姓每即遵道遵路，率由于教化之内矣；民居有未安，一抚绥之，使之得所，那百姓每即闻风向化，群然而来归矣；民俗有未化，一鼓舞之，使之自断，那百姓每即兴仁兴让，蔼然相亲睦矣。其在生之时，人皆欢欣爱戴，莫不尊亲，而极其荣显；既没之后，人皆悲伤思慕，如丧考妣，而极其哀诚。其德化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发育万物，以生以长，曾莫测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议之，陋亦甚矣！
按，古帝王致治之盛，莫如尧、舜。尧、舜之治，以时雍风动为极；而孔子之化，以绥来动和为成。于此见圣神功用，其感通变化之机一而已矣。故史臣赞尧之德曰“如天”，舜曰“协帝”；而子贡推尊孔子则曰“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诚见其道之同也。有君师治教之责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咨，是嗟叹声。历数，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岁节气先后一般，故谓之历数。允，是信。天禄，即天位。
这是记者历叙帝王之道，以见孔子授受都只是这个道理。
首举帝尧将禅位于舜而戒命之说：“咨！尔舜！自古帝王代兴，莫非天之所命。如今天命在汝，将帝王相传的历数付托于汝舜之身矣。夫天以天下授汝，汝必能安天下之民，然后可以克享天心，而其道无他也。天下之事，虽日有万机，莫不各有个自然恰好的道理，这叫作‘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无为守正，事至物来皆因其本然之理，顺而应之，各当其可；兢兢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于过与不及之差。则民心悦而天位可常保矣。苟或不能执中，则政乖民乱，将使四海之人危困穷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于天之禄位，亦永绝而不可复享矣，可不戒哉！”其后帝舜禅位于禹也，就把帝尧这几句话丁宁而告语之。凡执中之训、永终之戒，一如尧之所命，无异词也。夫尧、舜、禹相授受，独举“中”之一字为言，盖即《洪范》所谓“建用皇极”者也。自非好恶不作，偏党反侧不形，鲜有能允执此道者。唐、虞、夏后致治之盛，皆由此一言基之，岂非万世之标准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履，是汤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大。皇皇后帝，即皇天后土。蔽，是隐蔽。简字，解作阅字，是一一监察的意思。
这一节是记成汤受命之事。
汤既放桀，作书以告诸侯，因述其初时请命于天说：“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王无道，得罪于天，乃天讨所必加，我当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贤人君子为上天所眷命者，这都是帝臣，我当显扬于朝而不敢隐。盖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简在上帝之心，或诛或赏，我惟奉顺天意而已，岂得容私于其间乎？使我受天之托，所为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这是我自家的罪过，于万方小民有何干涉？我当甘受上天之罚；若万方小民有罪犯法，却是我统御乖方，表率无状所致，其罪实在于朕之一身，不可逭也。”盖人君以奉天子民为责，故汤于命讨之典，则听命于天；于下民之罪，则引咎于己：乃真知为君之难者。其视三圣之“允执厥中”，殆异代同符矣。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大赉，是大施恩惠。周亲，是至亲。
这是记武王受命之事。
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务未遑，首先散财发粟，以赈穷恤困，而大施恩泽于四方；又于其中拣那为善的人，特加优赉，不但补助其不足，尤使之丰给而有余也。其赏善之公如此！始初誓师说：“商纣至亲虽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臣子，个个是仁厚有德之人，贤而可恃也。我今既获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则百姓每嗟怨日甚，把罪过都归于我之一身矣。”其责己之厚如此。夫利则公之于下，过则引之于己，则武王伐纣之举，无非为除暴安民计耳，岂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
权，是秤。量，是斗斛。
武王既定天下，见得商家旧政都坏乱了，乃扫除其积弊，从新整顿之。于权量则谨定其规则，而轻重大小无复参差；于法度则审酌于时宜，而礼乐刑政无复混淆；于官职则修举其废坠，而百司庶府无复旷闲。由是法纪所颁，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无有壅遏而不行者矣。至于前代帝王之后，国土已灭者则兴之，使复有其国；世系已绝者则续之，使不失其祀；贤人废弃在下者则举用之，使野无遗贤。由是德意所感，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无不倾心而归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则有三件：曰食；曰丧；曰祭。盖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乃人道之大经。故制为田里，以厚民生；定为丧葬、祭祀之礼，以教民孝。所以重王业之本、风化之原者，又如此。由武王所行之政，而观其德泽周遍：既有以固结一代之人心，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张一代之治体。所以能建中于民，而副上天宠绥之命，有由然矣。谓非上接尧、舜、禹、汤之统者哉？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任，是依靠的意思。
记者历叙尧、舜、禹、汤、武之事，因总结之说：帝王御世，虽因时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总之只有四件：曰宽、信、敏、公而已。盖人君以天下为度，若专尚严急，则人无所容，而下有怨畔之心；若能宽以御众，而胸襟广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则包涵遍覆，众庶皆仰其恩泽，而莫不尊亲矣。君道以至诚为本，若虚文无实，则人无适从，而下有疑贰之心；惟能信以布令，而始终惟一，如四时之运一般，则实政实心，下民皆有所倚仗，而莫不归附矣。人君总理万机，一或怠缓，则易以废事；惟能励精图治，而孜孜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则纪纲法度，件件修举，而事功于是乎有成矣。人君宰制万国，一或偏私，则无以服人；惟能大公顺应，而荡荡平平，好恶有所不作，则赏罚举措，事事合宜，而人心于是乎悦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术。自尧、舜、禹、汤、武，交修而并用之，此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则皆不外乎一“中”之传。盖道具于心则为中，措诸政事则为宽、信、敏、公，亦如《洪范》“皇极”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刚柔正直，而“建极”之化始全；宽、信、敏、公，而“执中”之道斯备：其义一也。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尊，是崇尚。屏，是屏绝。泰，是安舒。猛，是刚厉的意思。
子张问于孔子说：“君子出而用世，当何作为，斯可以居位而为政乎？”孔子告之说：“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审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于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恶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汝必惩戒而屏绝之。夫善政行则百姓蒙其福，恶政去则百姓远于害，取舍当而治道可举矣。于从政何有哉？”子张因问说：“何谓五美？”孔子举其目而告之说：“凡施惠于人者，未免有所费；君子则不必捐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于无穷。夫于下既有所益，而于上又无所损，此所以为美者一也。劳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虽有役以劳民，而人皆乐于趋事，未尝见其怨哉！夫既以劳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为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欲，易至于贪；君子虽亦有所欲，然于己有所得，于人无所求。欲而不贪，此所以为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于骄；君子虽若泰然自得，却无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骄，此所以为美者四也。常人以威临民，易至于猛；君子虽若有威可畏，却不至于暴厉而使人难堪。威而不猛，此所以为美者五也。”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闻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实。因问说：“惠则必费，如何叫作‘惠而不费’？”孔子乃备举其事而告之说：“凡施惠而捐己之财，这便费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里树畜，但就百姓本等的生理与之区画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与民，岂非‘惠而不费’乎？劳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夺民之时，如城池、仓库，但择国家紧要的工程，间一驱使之而已，固不肯泛兴工役以劳民，其谁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当欲，斯谓之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于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即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这是‘近取诸身’‘无慕乎外’者，谁得而议其贪乎？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疏放，故失之骄；君子不论人之众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业业，临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易之心，这是宽裕之中，常自检束，非有心于简傲也，此岂非‘泰而不骄’乎？威严的人，其气象多粗厉，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肃，瞻视端庄，俨然恭己于上，而人之望其容色者莫不敬畏，这是临御之体，自然尊重，非有意于作威也，此岂非‘威而不猛’乎？”这五件，施之于民，则为善政；修之于身，则为令德。所谓五美之当尊者如此！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虐，是残酷。暴，是急躁。贼，是伤害。犹之，譬如说一般样的。
子张又问说：“何事谓之四恶？”孔子告之说：“为人上者欲民为善，须要时常教导；如其不从，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一旦有罪，便加之以刑杀，是其用刑残酷，全无恻隐之心，这叫作‘虐’。欲民趋事，须要预先戒饬，使知警省，乃可责成；若常时不加戒饬，令其着实奉行，渐次整理；一日省视，骤然责其效，是其举动躁急，殊无宽裕之体，这叫作‘暴’。有所征求于民，必先期出令，而后民知所从；若稽慢诏令，故意耽延，却乃刻定日期，严限追并，则势有难于卒办，刑必至于妄加，是其伤人害物，有不可胜言者，不谓之‘贼’而何？至若有功当赏，即断然赏之，而人始蒙其惠；若迟回顾惜，一般样地与了人，而于出纳之际，却乃欲与不与，悭吝而不决，则虽以与人，而人亦不怀其惠，此乃有司为人守财，不得自专者之所为。为人上者岂宜如此？凡此四者，为政之所当屏也，汝其戒哉！”
按，《论语》一书，孔子告问政者多矣。而美恶并陈，法戒具备，未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记者列此以继帝王之治，见圣人修身立政之道，一而已矣。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君子修身处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只在于天人物我之理见得分明而已。盖人之有生吉凶祸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为君子也；若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行险侥幸，将无所不为，而陷于小人之归矣，其何以为君子乎？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礼为持身之具。故必知礼，乃能检摄威仪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礼，则进退周旋茫无准则，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欲德性坚定而卓然自立，难矣！此礼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动，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恶，斯人品之高下可概而知也；若不知言，则众言淆乱，漫无折衷，得失无由而分，邪正无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则天人物我之理洞察无遗，而君子修身处世之道备矣。”
按，《大学》一书，首先“致知”；《中庸》一书，要在“明善”；而《论语》一书，则以三“知”终焉。诚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后能行之至。尧、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过曰“惟精惟一”而已。有志于圣道者，可不以讲学明理为急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