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六卷。明朱睦㮮撰。内容包括《易》、《诗》、《书》、《礼》、《春秋》。睦先作《春秋经传辨疑》四卷行于世，后又研读《易》、《诗》、《书》、《礼》四经，有所心得，且述且作，成若干卷，便把已流传于世的《春秋经传辨疑》与后来所得的若干卷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书，定名为《五经稽疑》。此书以抄本传世，不分卷帙。清修四库全书时，依据《明史》本传载其有《五经稽疑》六卷，便以其内容分其书为六卷，由于其《春秋经传辨疑》(《五经稽疑》自序称之为《春秋稽疑》)曾别行于世，故《明史·艺文志》载睦着述有《春秋经传辨疑》和《五经稽疑》两书，实为一书。睦于五经古义多所发明，特别是对《春秋》经传提出了许多有理有据的新见解，为全书之精华。 查看详情>>

明清之际李颙著,收入《二曲集》卷一。反映李颙“倡道救世”和“反身躬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思想。李颙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人的本性即具备“至善无恶,至粹无瑕”的“天地之理”,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种种玷污,而失去本性,陷入邪恶。悔过自新就是要拯救人的精神,使回复本性。 查看详情>>

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查看详情>>

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查看详情>>

二十三卷。南宋熊节编，熊刚大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具事。熊刚大亦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仕履则不可考，为宋理宋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及传道支派，然后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编者于“七贤”中列司马光，与后来讲学诸家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中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受业于朱熹，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此书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干、张栻、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熹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苏轼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有关“七贤”的遗文汇集在一起，保存了程朱理学的部分原始资料。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所录诸儒之语，皆本《近恩录》而使内容增加；所录诸儒之文，则由此书而丰富。并且其“性理”之名，亦由此书而得。熊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近。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阁本，《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理学著作。宋吕祖谦著,吕乔年编。是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学说的汇辑。十卷。祖谦所创书院名丽泽,故名。其中《易说》、《杂说》各二卷,《诗学拾遗》、《周礼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史说》各一卷。吕祖谦生前讲学由其门人记录,但因所记多有舛误,故告戒弟子不可传习。卒后,其记录广为流传,而又无所是正。故其弟吕祖俭广为搜录,加以整理。吕祖俭子吕乔年在其父的基础上加以补缀,始成此书。 查看详情>>

一卷,清江永(1681－1762)撰。永字慎修，西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康熙时诸生。博古通今，专心十三经注疏，于三《礼》之功尤甚，精于考证。弟子甚众、戴震等人曾受其学。着述颇丰，有《周礼疑义举要》、《古韵标准》、《礼记训义择言》、《春秋地理考实》、《深衣考误》、《礼书纲目》等。是书取朱熹仪礼释宫》一篇为之详注。(按：《仪礼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于朱子集中，江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于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从其原书所称)其中多有发明和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考证精密十之八九，细枝末节无不根究，辨订之处，俱有实据，其繁富充分足证前人之舛误。有成都龙氏敷文阁汇抄本、指海本、续经解本。 查看详情>>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查看详情>>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查看详情>>

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