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在不排异端不斥异端的风气下，却演变成由他们来反传统。陈亮反对朱熹的，在熹的新传统里抹去了汉唐诸儒，叶适则反对朱熹新传统里所定孔、曾、思、孟四子书之不合。陈亮还是在争态度，叶适始是在争思想。陈亮所根据的还是功利立场，叶适却直从正统宋学的义理立场来争辨。全祖望说：
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可见叶适思想在当时之地位与力量。
叶适字正则，永嘉人，学者称水心先生。他素主复仇。韩侂胄开禧用兵之说起，他力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他主张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他当时对军事财政，都有极切实极精细的计划，而时议不纳。兵败了，再起用他，他又献斫营劫寨之策，勉强把一时颓势挽住。廷议又急于求和，他谓可不必，只力修堡坞，先谋自固，徐图进取。别人却诬陷他附会侂胄挑起兵端。他杜门家居，也不自辩。叹息说：“女真崛起五六十年，盛极将亡，恐有他人出而有之。”蒙古南侵，他好像已事先料到了。他是一实际有干才的人，却不像陈亮狂士大言。
他著书有《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及《文集》《别集》等。他极工文章，因此他的弟子多流于文辞，在他思想学术方面，却少承袭。他说：
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
又曰：
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
又曰：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此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孔子教其徒，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则不可。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者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此即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克与不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既上三语，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尊，贱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
又曰：
忠以尽已，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
又曰：
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
此辨曾子未为独传了孔子的道。他又说：
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此辨子思《中庸》未必是孔子遗言。他又说：
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忘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
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邱据语，孟子不与王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又曰：
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又曰：
孟子言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此孟子之功。后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
此辨孟子论学，亦针对当时，难免有偏。他又说：
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间极有当论者。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耳。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
此辨《大学》未可信。他又说：
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善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亦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此辨十翼非孔子作。大抵以上诸条，他把《论语》里的曾子和《中庸》及《孟子》乃至《大学》和《易传》，逐一批评了，而同时又批评到周、张和二程。其实是在批评朱熹所排定的儒学新传统。除却孔子外，全给批评了。他在这一方面所表现，颇似欧阳修。他们同是运用史学眼光来考察，宜乎有许多的相近。
他又说：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掩旧闻，一归孔氏，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
这也是极平实的话。孔子以前也还有传统，不该略去不问。孔子以后，也不该把曾子、思、孟作一线之单传。孟子之后，又不该直落到周、张与二程。这样说来，便把朱熹排定的新传统，通体排击了。
他又说：
《周官》言道则兼艺，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切要。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
这始提出他自己对道的观点，这是永嘉学派以经制言学之大旨。清儒颜元，亦推本《周礼》言道，但史学造诣，则远不逮永嘉。我们若把浙学永嘉上溯之江西之庐陵欧阳修，则颇见相近似。但欧阳修并不信《周官》。专就这一点论，则他的见识还超在叶适之上了。
适又说：
程氏语学者，必以敬为始。予谓学必始于复礼，复礼然后能敬。
敬是私人事，礼是社会事，这是理学与史学之大分野。他又说：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切要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学，固当终身守而不畔。必使人情事理，不相逾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曾子动容貌、出辞气、正颜色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程颐说敬即便是礼。依叶适意见，该是礼才始是敬。因只讲敬，限在自心自身上，讲礼便通到人情与事理。洛、闽重内，浙学则转向外，这又是理学与史学一条界线。他又说：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
转向外，所以不忽了功利。这亦是颜元、戴震排斥宋儒的理论。他又说：
黄叔度为后世颜子，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以善形恶，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故孟子谓：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东汉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胜天下之不肖，宜其累发而累挫也。
这一说，实在说中了正统宋学末派之真毛病。陈亮“无须之祸”一段，与此可相参。他又说：
程氏颢答张氏载论《定性书》，皆老佛语也。老佛之学，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为本，以劳谦为用，故其所立可与天地相终始，而吾身之区区不与焉。老佛则处身过高，而以德业为应世，其偶可为则为之。所立未毫发，而自夸甚于丘山，至于坏败丧失，使中国胥为夷狄，沦亡而不能救，而不以为己责也。
这才径以程氏为老、佛，其所抨击，尤似颜元、戴震之口吻。
他门下有周南，曾五易师而登适之门。绍熙元年以进士对策，述时弊三：一为道学，二为朋党，三为皇极。他说：
天下之大祸，始于道学，而终于皇极。
这更可证明后代颜元、戴震之意见，早在南宋时，已明白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