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开始便喜欢讲传统，到朱熹才开始为宋学排定一新传统。但同时陆九渊便反对，他自己说，自己学问直传自孟子。但朱、陆异见，还是在理学内部的异见；浙学则从史学上来反对朱熹新传统。首先我们将述及陈亮，他不赞成朱熹把儒学传统远从战国直接到宋代，而把汉唐诸儒全摈于门外。
亮字同甫，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他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孝宗初年，与金约和，天下欣然幸获苏息，亮独以为不可，上《中兴五论》，不报。又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嗣后又诣阙上书，谓：“请为陛下陈国家立政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孝宗为之赫然震动。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大臣交沮。复上书言三事，孝宗终欲官之，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以博一官？”亟渡江而归。落魄醉酒，醉则戏为大言，屡下狱，几得祸，幸辛弃疾、罗点诸人救之得免。自以豪侠遭大狱，归益励志读书，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
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孝宗内禅，光宗不朝重华宫，亮以进士对策，有“岂徒以一月四朝为京邑美观”之语，光宗大喜，擢第一。时亮已暮年，为之惊喜备至，至于对弟感泣，相约以命服共见先人于地下，识者笑之。
就正统理学论，陈亮自是一修养不到家的人，甚至可说是无修养的人。不然，何至临老得一个状元，就使他感激涕零呢？而且他的对策，也确实大可议。所以朱熹要说他是“在利欲胶漆盆中”。也有人说他：“上书气振，对策气索，盖要做状元。”这些话全不虚。但他对当时理学家的攻击，却也直率而恣肆，不能说没有他一番的道理。他首先提出了“人”与“儒”之辨。他说：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也。如圣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则曰：“亦可以为成人。”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嫌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岂必其儒哉？子夏、子张、子游，皆所谓儒者也。学之不至，则荀卿有某氏贱儒之说。《论语》一书，只告子夏以“汝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闻也。管仲尽合有商量处，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循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
他着重这一点，才提出他对于所谓“气质之性”的抗议。他说：
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使世人争骛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而适用，则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过矣。
这些话全都说中要害处。他提出了对世事的着重于适用，来代替正统宋学对心性之涵养与察识，于是遂别成一番议论与见解。他说：
为士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懿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视不平者合力共攻之，无须之祸，滥及平人，而予于其中受无须之祸尤惨。
这些话里，他也自有曲饰处。他制行不检，屡蒙奇祸，不该推诿说是中了无须之祸。但从他话中，却可看出正统宋学末流之颓势，及当时人不满不平之反响。依亮所说，也不过要重返到初期宋儒的规模。但初期宋儒没有中期以下一番演进，也说不出陈亮这些话。他又向朱熹提出他有名的所谓“王霸义利”之辨。他说：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于是曰：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依亮意，历史常是在演进，既说是天地间有此一道统，便不该把汉唐单独摈斥在此道统外。所以他说：
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惟圣人为能尽伦，自余于伦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乌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长世乎？
其实他和熹立场本不同。熹所讲侧重在每一个人的心性修养上，因此要为此种修养建立一最高的标准。他所讲是历史时会整个的运行，便像不要有所谓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了。所以他又说：
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指熹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不应二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也。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持，人物赖以生育。今指其闭眼胡做时，便以为盲，无一分眼光。指其开眼运用时，只以为偶合，其实不离于盲。嗟呼冤哉！彼直闭眼耳，眼光未尝不如黑漆也。况夫光如黑漆者，开则其正也，闭则霎时浮翳耳。仰首信眉，何处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时，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长长开眼者之后，则其利欲一时涴世界者，如浮翳尽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长在，不亦恢廓洒落闳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秘书亦何忍见二千年间世界涂涴，而光明宝藏，独数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时而若合符节乎？点铁成金，正欲秘书诸人相与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宝藏长长发见。不是只靠这些以幸其不绝，又诬其如缕也。
他这些话，实在也有他一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时陈傅良批评两家说：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仆区不远。盖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
此后明儒黄宗羲又为此公案下评判，他说：
止斋陈傅良之意，毕竟主张龙川一边过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与汉唐之事功，迥乎不同。所谓功有适成，事有偶济者，亦只汉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统天下而言之，固未见其成且济也。以是而论，则言汉祖唐宗不远于仆区，亦未始不可。
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列论历代制度，而始以《原君》《原臣》《原法》三篇。他始从历史眼光事功立场来再拥护朱熹，作更进一层的发挥。但其实他的说法，陈亮同时叶适已说过。叶适说：
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
立论之苛，尤严于熹。但我们今日，不妨再作一审量。纵使说汉祖唐宗全是些私心，究竟也不能说汉唐两代人物，全都闭着眼，都在给汉祖唐宗牵着鼻子走，全只是利欲私心，奴才气息。那时一切制度，便全没有天理，或仍是偶而与天理相暗合。所以陈亮这番话，依然有他的特见。近代人一面看不起程朱的理学，一面却仍抱着程朱旧态度。他们认为只有近代西洋才是充满着光明，一切是天理，而中国自秦以下，便真如亮所谓“架漏过时，牵补度日”了。天地则一片漆黑，世界则通体涂涴。今试重读亮所谓“因吾眼之偶开，得不传之绝学，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画界而立，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这些话，却不料当前仍见此景象，而有尤甚焉者。但亮许多话，究竟着意在推倒，并没有开拓。我们若从他话再回头看陆九渊与王守仁，应该更多些解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