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查看详情>>

清毛奇龄(1623—1716)撰。四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自序谓“依汝南太守听写官言诗,忆而录之”,实则托名假设问答而已, 自记其说诗之语凡一百八十八条。因其好为异说,时有过于偏执。李塨所作序目云:“尝以诗义质之先生。先生曰:‘予所传诸诗,有未能改者数端,如以《十亩之间》为淫奔,以《鸱鸮》 为避居于东,……凡此皆惑也’。”盖所记多为早年之见,后对书中讹误有所察觉,唯已雕版,不及修改。有《西河合集》本。 查看详情>>

一卷。清李光地撰。此书诠释《尚书》，仅及《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似为未竟之作。此书说解重在义理与考据，于文字训诂则不作烦琐求证，书中颇见新义，如于《尧典》论中星岁差，《舜典》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及诗歌声律，《禹贡》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巢湖，潴野非地名，等等，其说皆言之有据，可为研究《尚书》者参考。唯书中不以《大禹谟》篇为伪作，似有未妥。收入《四库全书》、《李文贞公全集》、《榕村全书》(题为《尚书七篇解义》)。 查看详情>>

十七卷。清朱鹤龄(1606－1683)撰。鹤龄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清代经学家。明末诸生，明亡弃去。与顾炎武友善，长于笺疏之学。所着除《尚书埤传》之外，尚有《毛诗通义》、《禹贡长笺》、《读左日抄》、《春秋集说》、《易广义略》、《愚庵小集》及《杜工部、李义山诗注》等。此书前有《考异》一卷，主要辨析《尚书》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笃信孔传为真，所见未免固陋。正文十五卷，博引曲证，取舍多为得体，持论亦较为公允。此书阐发义理，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于《尚书》学尚属有功。现存版本有清康熙濠上草堂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查看详情>>

二十一卷,清顾栋高著。此书成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序文、案语都称臣,可能是进呈皇帝的著述。分二十一类,在《序》中叙及自得的内容:如于《释地理》类,提出邶、鄘、卫是三个地名,而不是三个国家的名称;于《释山》类,提出“崧高维岳”是吴岳,而不是五岳的中岳;于《释水》类,提出《吉日》里的漆沮,不是《緜诗》、《周颂·潜》中的漆沮;于《释时令》类,提出刘公早以建子(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于《释祭祀》类,提出褅飨明堂是周公首创;于《释官职》类,提出司徒、司空、司马之设立皆在《周官》之前;于《释兵器》类,提出古代兵士的甲都是皮革所作;于《释宫室》类,提出《君子阴阳》是伶官所著,而非妇女所作;于《释草》类,提出麻有两种;于《释鸟》类,知桑扈也有两种;于《释马》类,提出《卫风》的、《鲁颂》的牧马,都是用来准备战争用的,《司马法》的“马牛车乘俱出于民”,是王莽伪托之文,所言多出于前人所说,如邶、鄘、卫为三地名说出自顾炎武:《崧高》“维岳”为吴岳之说出自阎若琢;漆沮之说出自许谦;公刘建子之说出自毛亨;古甲用革之说出自陈祥道;麻有两种之说出自蔡卞;桑扈两种之说出自陆佃等。但此书博采众说严谨, 不以名物训诂炫博,而以阐发经义为重。 查看详情>>

清陈启源标举汉学,为《诗经》正义、训诂的著作。30卷。作者认为,自欧阳修《毛诗本义》出,毛传、郑笺渐为学者所疑,遂有郑渔仲 (樵) 之徒“逞其臆见,废序谭经” (阮元序) 。朱熹著《诗集传》,亦从郑渔仲说,影响及于后世。兼之元朝以降,以朱子集传取士,明人说经,犹喜骋虚辨,毛传、郑笺遂废。作者为发扬汉学,曾与朱鹤龄同治毛诗,因作是编。其书于诗义则宗《诗小序》,释经则本于毛传、郑笺,训诂本于《尔雅》,正字本于《说文》,“志在复古,力排众议” ,其 “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 ,吕祖谦《读诗记》 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 (按,当作《诗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然一及,率从略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卷1至卷24依次解诗,而不载经文,但标举篇目而已。其无所论说者,并篇目亦不载。卷25至卷29为总诂,有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卷末为附録,统论风、雅、颂之旨。按作者虽 “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 ;又 “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同上) ,终不免于拘执;又偶于经义之外 “横滋异学”。如释《邶风·简兮》,以 “西方美人”牵及杂说,称佛教之传入,始于周代。又由此称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凡此皆属无稽之言。有嘉庆十八年庞氏刊本,阮刻经解本,光绪九年上海同文书局缩印本。 查看详情>>

十四卷。清惠士奇(1672－1741)撰。惠士奇字天牧、仲儒，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间进士，康、雍、乾间历仕。早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任广东学正，倡导经学，除着《礼说》外，还有《易说》、《诗说》、《半农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红豆斋时术录》、《南中集》、《采莩集》、《半农先生集》。《礼说》是惠士奇考证辨析《周礼》所涉名物制度的着作。《礼说》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所有考据辩驳者，各为其说，依经文次序编之。惠士奇鉴于西汉郑玄注《周礼》不免汉制，因而反对用清代的音字进行推求，主张考求原委。《礼说》将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援引诸史百家之说。证明周制，参证郑玄《周礼注》所引汉制，皆旁引经文，持论有实证。实为治《周礼》之力作。《礼说》版本有红豆斋原刊本、清嘉庆年间上海彭氏校刊本、阮刻经解本。 查看详情>>

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查看详情>>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