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 本书辑取《章太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刘师培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加上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全书集大家之言,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查看详情>>
《纪评文心雕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评点之作,纪晓岚逐篇评点,一丝不苟,抓住关键,切中要害。从明万历年间至清代,《文心雕龙》研究在校勘、注释、评点三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文心雕龙》的评点史上,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无疑是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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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11篇。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如根据不足,未能别具胜说,姑阙疑以俟考。行文计为三节:(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驳斥前说,考定诗中“汴路”之所指,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洞明唐季徐淮军事之情势及“野色”、“冤人”、“金陵”等语辞之校释。(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辩证韦庄非讳“内库烧为锦绣灰,大街踏尽公卿骨”一联,盖由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志希免祸而戒其诗。(丙)诗句诠解。严谨详核,创为新见。笺“二郎四郎”、“大彭小彭”句,谓主奴全体忧泣;证“一升栗”为端已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颇显治史之明察,衡诗之滋味。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某些佳构以叙事胜,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重视唐诗之史料价值;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或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新鲜视角,其荦荦大者,首推《元白诗笺证稿》,次为《韦庄秦妇吟校笺》。此稿也善于在人们疏忽或以为无关紧要之处发现问题。如考释“野色”,参稽《旧唐书·郭子仪传》“野宿魂惊”语,细绎诗歌上下文意,谓“野色”乃“宿野”二字之讹倒;复钩沉史料,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推证“宿野”为宿州或泗州之野,与诗中“河津”对文。《狐臭与胡臭》考察中国古医籍中所谓腋气狐臭者,其得名之由,与西胡血统人有关。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附会其间;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均为富于学力见解的文字。 查看详情>>
中国郑午昌(1894~1952)著。中国画史著作,不分卷。成书于1929年,前有郑孝胥、黄宾虹两序及自序,是书将中国古代绘画从整体上约分为4个时期,一、初民至唐、虞以前为实用时期;二、夏、商、周至两汉为礼教时期;三、魏晋南北朝至五代为宗教化时期;四、宋以后至清末为文人化时期。其间,“并非绝对”而“互有出入”。自汉始,又以每朝为章,每章4节,一曰概况;略述一代绘画源流、派别及发展状况;二曰画迹,或详或略,列举画家名迹记录;三曰画家,记述一代尤要丹青名家姓名、籍里及生卒时间;四曰画论,摘录各家画学论述的主要观点。后有附录四:一、历代关于画学之著述;二、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表;三、历代各种绘画兴衰比例表;四、现代画家传略。全书总约35万字,其叙事和评论虽多采自历代成书,但作者在以现代手法予以剪裁取舍的同时,亦不乏有个人观点心得汇入其中,深得学者好评。蔡元培誉其是“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余绍宗赞其“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俱在”,“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此书原为中华书局铅印本。198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重刊(黄保戊校阅),增谢海燕《重刊<中国画学全史>序》,而郑孝胥原序未载。 查看详情>>
教授《文心雕龙》的讲义。作者黄侃。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书中收有解说《文心雕龙》的札记三十一篇。其中多处涉及文艺心理学。在《神思》篇“神与物游”句下,《札记》指出:“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黄侃所谓“内心与外境相接”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审美关系,即“非能一往相符会”。主体须有一种“虚静”的审美态度,才能感知物态而心生“怡怿”。主客体之间审美关系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既不能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外物的刺激(“以心求境”),又不能单方面地强迫客观符合主观(“取境赴心”),只有主客默契,心物交融,神与物、心与境融为一体,同一无间,“神与物游”,才能移情。《文心雕龙札记》对《养气》、《体性》等有关创作主体的篇章也有独到的阐发,如“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也”。“人情万端,文体亦多迁变,拘者或执一文而定人品”,故其说不通。这些见解体现了黄侃对于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复杂性的认识。 查看详情>>
1917年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始在国文门一年级教授“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继之为二年级开“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便是这两门课讲义的整理。前者最早在1918年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其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欧洲文学史;后者则为学者止庵于2005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2007年出过单行本,此次首次收入自编集。周著文学史广博淹通、洞见深邃、文词典雅、深入浅出,被称为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 查看详情>>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为刘叔申先生晚年讲稿,由罗常培先生笔记。此书析论精微,每发一义,启示无穷。内容除总论外,重要的篇章有:论各家文章与经史子之关系、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等。 查看详情>>
近代刘师培著。本书以辑录排比所论问题的文学评论与作家传记资料为主,再略加引申和案语,连缀而成。 全书共分五课,前两课为“概论”和“文笔之变”,后三课是按时代顺序论述汉魏六朝文学的概况与变迁,大部分篇幅在评论古文,其中对诗歌的发展概貌也作了简约核要的论述。其论魏诗曰“渐衰轻靡”,推重阮籍、嵇康的矫枉之功;其论晋诗的祖述与邅变曰:“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 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许洵、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迁变之大略”;其论宋诗独推颜延之、谢灵运,论齐梁文学之盛,强调了“上者”对文学的提倡崇尚的作用,其论陈代文学,指出其先衰后昌,列出了各代文学名家;最后总结了中古文学的四个特点: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指出“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认为梁诗为淫艳宫体之始,徐摛、庾肩吾、徐陵、庾信诗尤为艳丽。三曰士崇讲谈,语悉成章。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最后指出齐梁文学“上变晋宋,下启隋唐”的关键在于“声律说的发明”和“文笔之区别”,接着便专门论述了这两个问题。 查看详情>>
《史学方法导论》系作者(傅斯年)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原书七讲,现仅存第四讲,原“拟目”保留供读者参考。编者还从《傅斯年全集》中选录了十篇与其史学理论相关的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等。 查看详情>>
论文集,周作人著,儿童书局1932年3月出版。 本书收入了周作人1912年至1924年间所写的11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其中《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文》、《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都是“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作者在书前的序文中说:“这几篇文章虽然浅薄,但是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1933年2月,儿童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编著的《〈儿童文学小论〉参考资料》,对《儿童文学小论》中的有关名词、史料、典故、人物等作了注释,对研究该书和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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