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不分卷。廖平撰。《古学考》是作者将十四年所成的《辟刘编》改订而成的。卷首有廖平的《自记》。《自记》曰:“丙戌刊《今古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今考所更易者,如旧以《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兹则以为皆今学。旧以《孝经》为古学,《论语》为今古皆有,兹则定《孝经》《论语》同为今学。旧以《诗》三家鲁为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兹则以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公羊》之于《榖梁》亦同此列。 又称“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经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尔。”在《古学考》中,廖平对刘歆的攻击比先前更为激烈,认为古学至东汉始成,经学真传由刘歆一人所断。所存《左传》《周礼》,由于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经文面目全非。东汉以来,治经学者无不受到刘歆传文的影响。《古学考》甚至认为《周礼》是刘歆为了讨好迎合王莽而作,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时,《周礼》始出。为了正本清源,廖平在《古学考》中认为,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今欲证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廖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而将《周礼》斥之为伪学,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硬把《周礼》说成是刘歆为迎合王莽而作也是于情理不符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查看详情>>

清王夫之撰。全书一卷,凡87条,考析四书中名物和字词语义。如譬如北辰、不逾矩、人焉廋焉、吾不复梦见周公、诲人不倦、斗筲之人、孔子辞以疾等,书名注为“许慎所引古文九经字义不同者”。有益于研究四书原文古义。有清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船山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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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 查看详情>>

一卷。清王夫之撰。是书《四库总目》不存。书中“壹是”一条,谓壹即专壹,壹是犹舍专此,对齐治平而言。“三年之丧”一条,谓三年之丧非即父母之丧,《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世子。“悉灌”一条,谓《集注》误立灌地降神之文,而庆源辅氏盛为一说,唯不知裸为酌鬯初献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此并足补先儒之缺失。其驳诘众说,虽颇中肯綮,然欲“日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以息群邪”,则似尚未能。该书有《船山遗书》本。 查看详情>>

二卷。清皮锡瑞(1850—1908)撰。皮锡瑞字吉人,一字麓云,号鹿门,人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 (今长沙)人。著述颇丰,有《经学通论》五卷、《孝经郑注义疏》二卷、《春秋讲义》二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左传浅说》、《礼记浅说》等。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对于典礼尤为详尽,认为郑玄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引古礼。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该书引典礼对郑注加以疏通证明,遇诸家对郑注有驳难者,则解释其疑滞,大多引申、折衷至当。只有对“始于事亲”一节,刘炫对郑玄所驳不误,而锡瑞因守疏不破注之例,曲为辨护,终嫌勉强。“天子有争臣七人”一条,别据唐武后臣（车丸）匡谏章, 引孝经争作诤, 与 《白虎通论》、 《家语》所引同,为他辑本所无。该书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 刊本。 查看详情>>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查看详情>>

三卷。曹元弼撰。与《孝经学》的略释大义不同，《孝经郑氏注笺释》极尽精详。在该书中，作者重构了《孝经》与六经的关系，并且以《孝经》学的“爱敬”之理贯穿、统摄六经，建构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简言之，就是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重建在近代变革中被冲击和瓦解的经学。今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整理。 查看详情>>

七卷。曹元弼撰。是书分七卷:一,明例;二,要旨;三,图表; 四. 会通;五.解纷;六.缺疑;七. 流别。明例卷又分三目:一、孝经脉络次第说;二、孝经微言大义略例;三、陈氏澧说孝经要略。要旨卷述《中庸》、《史记》、《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以及陶渊明、黄道周、阮元诸家孝经说,另就书中某句某节加以阐释。图表卷分今文各本表、古文各本表,认为日本所传郑注孔传为伪本。会通卷以群经证本经,而见其相通。解纷卷为孝经述典礼部分,认为阮元据《周诰》说《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一事间有语病,由陈澧删节而成。缺疑卷、流别卷只是虚立其目。关于孝经注、解、传、述人考正,认为“闺门”一章出自刘炫伪本,此说难以成立。证郑注确为郑玄所作,最为详尽,可息群疑。述孝经各家撰述所举过于简略,唐玄宗注疏后,仅举阮福《孝经义疏补》。是书体例较为完备。现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 江苏存古学堂刊本。 查看详情>>

明清之际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上下两卷。系续南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而作。论成公二年“辟司徒之妻”至哀公十一年“冉有访田赋于仲尼”共50则事,持论平允,论史有识,但亦有立论欠周,考之不审者。就《左传》所记历史事件来发挥作者的政治、哲学观点。提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的思想。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指出人如果“任天而无能为”,不发挥“竭天”的能动性,则“无以为人”(卷下)。收入《船山遗书》,有金陵本和太平洋本。 查看详情>>

五卷。清王夫之撰。该书对春秋时期合离之势、盛衰之迹进行评论,总结历史经验,往往有感而发。作者自序称该书“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说之利害,旁引兵略,画地形,订国是”,实际上是借春秋史事,抒发自己对明朝覆亡的感慨。作者还有《读通鉴论》及《宋论》,该书与这两种书的性质大体相同,体例在经义与史评之间,但扫除了以名字日月褒贬说经的旧习,立论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收入《船山遗书》,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新化邓显鹤长沙刊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荃金陵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23)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