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七卷。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两浙路新昌(今属浙江省)人。南宋政治家、经学家。绍兴间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有直名，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卒谥宣献，《宋史》有传。度研治经学，用力甚勤，晚年犹着述不辍，所着《尚书说》之外，尚有《诗说》、《周礼说》，已失传。度注《尚书》，主要依据孔安国传，孔传虽系伪作，然于诸家《书》说为最古，度据之作注，远胜他人臆说。该书注重考据，兼及义理，于《禹贡》山川地理，尤重实地考察。是书张金吾《藏书志》、瞿氏《藏书楼目录》均有旧抄本，旧抄本注用大字，其注意犹未尽者，则以双行小字附注于下，明吕光洵、康顺之校刊是书，始改注为小字，并尽删附注。《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本所据即吕、唐校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三年(1575)吕光洵刻本，明十一世孙天球校刊本，《通志堂经解》本(中多脱文缺字)，黄氏家塾刻本(较通志堂本完善)，清道光九年(1829)重刊本等。 查看详情>>

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 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 《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 《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 《春秋》 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三十卷。洪咨夔撰。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宋代文学家、经学家。嘉定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刑部尚书，宋理宗初，洪氏为考功员外郎，因忤权臣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乃被罢官家居七年。在此期间，他“杜门深省，有感于圣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说》”。此书之宗旨在阐明《春秋》“奉天命而立人极”，“以天治人”的大义。洪氏认为，《周易》与《春秋》“在鲁皆所以司天人之契”，硬把《易》与《春秋》拉扯在一起。他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纯粹是《剥》卦之演变，“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权之，每四十年当一爻，阴愈进则乱愈甚”。其说虽发前人之未发，但其谬亦过前人。洪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两汉诏今》、《平斋文集》、《平斋词》等书。此书原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经文部分因《永乐大典》未录，则根据其说以推之，加案语附录其正文之后。其中尚缺僖公十四年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两部分。现存清洪氏刊本。 查看详情>>

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查看详情>>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查看详情>>

七卷。宋车垓(生卒年不详)撰。垓字经臣，初名若绾，号双峰。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因年老未赴任，德祐二年卒。车垓及其从兄若水均受学于季父安行，行乃为朱熹门下陈埙之弟子。故车氏《通释》，据文公家礼而补其未完备之处。是书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所有正服、义服、加服、降服均阐释明晰，条理井然。朱彝尊《经义考》称，“车氏书，余所储者，缺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则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在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缌麻”。今从之。有续台州丛书本。 查看详情>>

也称《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此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各门之下分条记事,间加评论。其书“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所论大抵精辟近理。如其《讲学篇》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究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也都是有所感而发。至于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于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于禅。又说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收功甚少。其他如律己、应世、用人、正弊等篇,对于个人修养、治国安邦都有所论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作《西畴老人常言》)、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西畴堂言》)。 查看详情>>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