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三十六卷。严粲撰。严粲字坦叔，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经学家、文学家。曾任清湘令，有《诗集》一部。《诗缉》是南宋时代较有影响的尊序派的代表作之一，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并称“南宋说《诗》之善本”。正文之前有《诗缉目录》一卷，篇目下标明诗旨，附有林希逸序和《自序》二篇，另有《诗缉条例》若干，为阅读《诗缉》的指南。正文部分以毛诗为底本，对《诗序》和诗篇进行逐章逐节的诠释，诠释时先要言不烦地总结其大意，然后再对音训，词义和章旨进行解释，这种先概括要点的方法在《诗经》注本中并不多见，便于入门和学习，这是其能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该书的特色还有：其一，采集众说而又时出己意。如论述大小雅的区别问题，旧说着眼于政之大小，而他则认为：“雅之大小，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雅之小。”发前人之未发，也更近情理。其二注重“以诗言诗”(林希逸序语)。严粲早有诗名，解诗主张“涵咏三百篇之性情，则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道：“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各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非空谈解经者可比也。”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从总体上看仍恪守“风雅正变”之说及旧的说诗体系，个别地方，还有讹误。《诗缉》影响较大，其说常为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及当代唐莫尧《诗经全译》等所引用。现存善本有《严氏诗缉》元刻本(残存二卷一册)，现藏北京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二册原题“朝奉大夫臣严粲撰”，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六册，明赵藩刻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二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查看详情>>

十七卷。宋敖继公撰。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今广东五华县)人，后居吴兴(浙江乌程县)。宋咸淳进士，对策忤时相，竟归而不仕；入元，赵孟頫尝从其受业。敖继公邃通经术，动循礼法，官信州教授。《仪礼集说》成于1301年，书前有自序，称郑玄《仪礼》注，糟粕多精华少，删去与经不符的，意义又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自己见解。并怀疑《丧服》一篇违悖经义，非子夏作。郑注简约古奥，贾疏则繁，《仪礼集说》依《仪礼》十七篇各为一卷，对郑玄注都有所取，对不取的不攻驳。敖继公逐字逐句研求，务畅其旨，对《仪礼》有所发挥。卷未各附《正误》一篇，考辨字句颇详。《丧服》一篇以其兼《释记》文，作于《记》后，怀疑为郑玄散附《经记》之下，而设移其原秩序。《仪礼》十三篇之《记》，朱熹《经传通解》皆分属经文条条之下，敖继公则认为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有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也有于《经礼》之见别见他《礼》而发者，故不移摘其文，恐失《记》之意。敖继公治学严谨，对前儒有所怀疑，既不废其言，又不发无据之言，对后世研究《仪礼》有参考价值。版本有元版大字本、陆有元刊元印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明政化程敏政刊本；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修补本；清抄本。 查看详情>>

十三卷。宋苏轼撰。该书《四库全书总目》着录作十三卷，库书为二十卷，数目不合，《总目》着录有误(说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东坡书传》又称《东坡先生书传》。据晁公武《读书志》，该书对王安石《书》说多所驳议。王书不传，难考苏、王之同异。苏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且长于议论，其书主要内容以阐释《尚书》义理为主，于兴衰治乱之理多所揭示，分析精辟；对名物制度也有所考据，句读也有独到之处。该书问世之后，在当时影响颇大，林之奇作《尚书全解》、蔡沈作《书集传》，于此书皆有所取。朱熹评价此书，以为是当时诸家《尚书》说解中最好的一种(见《朱子语录》)。唯该书考核水道，附益之以味别之说，颇遭后人非议。该书版本有明万历间刻本，明刻《两苏经解》本，明朱墨印本，《津逮秘书》零本，清顺治刊本，民国十一年(1922)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查看详情>>

十七卷，《序说》一卷。宋魏了翁撰。了翁贬居靖州时，着《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尚书要义》乃其中之一。《尚书》文词古奥，唐人已称该书“佶屈聱牙”，此书伪孔传随文作注，不少古词古义赖之以明，唐孔颖达依孔传作正义，虽诠释传文不肯与伪孔稍立同异，然原原本本，考据灿然。惜《正义》过于浩翰，学者难以卒业。了翁摘取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便于检阅，使学者尽得《尚书》注疏之精华而不为其芜杂所烦扰。该书原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着录。《总目》据浙江郑大节家藏本着录，作十七卷，称“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并佚，无别本可以校补，今亦姑仍其阙焉。”而文渊阁库书《提要》、文溯阁库书《提要》均称此书缺六卷，所缺者为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卷，《总目》但云缺三卷，与库书实有卷数不合。此书现有清震无咎斋抄本，存十五卷，所缺者与库书同，今藏北京图书馆，该馆另藏一种清抄本，《尚书要义》二十卷、《序说》一卷俱完好无缺，《故宫普通书目》着录江苏书局刊本，亦全。 查看详情>>

南宋李如圭集郑注贾疏,于《仪礼》多有发明的著作。30卷。宋自熙宁 (1068—1077年) 以来,罢废《仪礼》,学者多不传。乾道(1165—1173年)年间,有张淳订其讹; 淳熙 (1174—1189年) 中李如圭复为之集释。李氏生南宋,曾与朱熹核定礼书,尚见古本。乃全录郑玄注,旁证博引,发郑注贾疏所未备,次第一如《仪礼》。又考论宫室之制,作《释宫》; 分别章句之旨,则有《纲目》。全书原17篇,首尾完具者15篇。《四库全书》以其文稍繁,分秩得30卷。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释文已佚,乃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于经文多有改定,《仪礼》始得完备。其《释宫》则别为一书,《纲目》 已佚。有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 查看详情>>

十一卷,宋郑伯谦著。其书发挥《周礼》之义,取名《太平经国书》,意本刘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语”。首列四图:(1)《成周官制》;(2)《秦汉官制》;(3)《汉官制》;(4)《汉南北军》。其大意是将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于太宰,故首冠四图。目有30:(1)教化;(2)奉天;(3)省官;(4)内治;(5)官吏;(6)宰相;(7)官民;(8)官刑;(9)揽权;(10)养民;(11)税赋;(12)节财;(13)保治;(14)考课;(15)宾祭;(16)相体;(17)内外;(18)官制;(19)臣职;(20)官民;(21)宫卫;(22)奉养;(23)祭享;(24)爱物;(25)医官;(26)盐酒;(27)理财;(28)内帑;(29)会计;(30)内治。其中内外、会计分上、下篇,共计32篇。全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以问答体,推明建官的所以然。多用后代史事,证明古法之善。当时武统于文,相权极重,而此书《宰相》一篇还更欲重其权。宋人南渡之余,湖山歌午,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书中《奉养》一篇,深斥汉文帝节俭为非。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但其书对《周礼》与周、秦、汉三代官制等,又颇有发明。可资这方面研究的参考 查看详情>>

十卷，宋司马光(1019－1086)撰。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陕州夏县涑水乡(现属山西夏县)人，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平生着述颇丰，除《书仪》外，还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亦称《温国文正公文集》)、《通鉴考异》、《稽左录》、《家范》、《独乐园集》。宋以前以《书仪》为名研究《仪礼》者较多，司马光《书仪》之名，沿用旧称。《书仪》反对王安石“新学”，尽力尊崇郑玄注，不但对郑注之误少有驳正，并进行附会，不免显牵强。然全书诠释古礼非常详细，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相比，更为详确。朱熹评其“《祭礼》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又说“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颇为准确。《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陈详道《礼书》代表了宋礼学研究之最高水平。版本有宋绍熙三年(1192)刊本、明刊本、学津讨源本、广东刊本、日本芳春楼刊本、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影宋刊本、同治七年(1868)江苏局刊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查看详情>>

二十卷。宋聂崇义(生卒年不详)撰。崇义为河南洛阳人。学三礼，精礼学、五代汉乾祜中，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曾校定《公羊春秋》，后周显德中，迁为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是编以唐张镒等六家所撰为底本，相互考稽，辨正是非，总成一帙，成于建隆三年(962)。宋初表上于朝，太祖命尹拙、窦仪订正后颁行。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所述古制、前儒曾绘图以阐明之，疑为东汉侍中阮湛首创，其后郊法者代无乏人。崇义继承此法，书中亦就三《礼》古制，诸如宫室、宗庙、东服等之名数清式绘之以图以明义。然书中绘图与郑注之说相悖，故后儒时有相讥者。综观是书，都汇集诸家，秉承旧法，所绘之图亦非尽为杜撰，于礼制研究颇有可资之处。尤其综合六本衍出一家之学、成为“礼图”学派之宗。有《通志堂经解本》、清人钱曾影宋钞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查看详情>>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