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

严复著。发表于1898年6月5日《国闻报》。《宋史》中有《道学列传》，颂扬宋儒程、朱等道学家;作者特以迂腐昏聩的村学究为道学家作“外传”，以示讥讽。文中的村学究，外貌丑陋，老态龙钟，思想陈腐反动。他满口八股，认为科举一改，“国家将亡”。说今日宣传维新的报刊，都是“乱民”报，并发出种种怪论：所谓“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所谓“瓜分”，只会导致使洋人对中国之“威胁”，而洋人“本无大志”，只知“穷奢极欲”。若中国真被“瓜分”，但愿“吾辈衣食自若”。平时节衣缩食，只愿一生积蓄传给子孙。听到维新立宪，便想当议员做官。文章最后说，“此辈人材”，“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并发出感叹：“独恨此辈既充塞国中，岂无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者?”文章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死守旧学、昏聩腐朽、利禄熏心的村学究的形象，对当时的顽固派以辛辣的嘲讽，表达了作者提倡新学、反对旧学的强烈愿望。文笔犀利，议论精当，寓庄于谐，形象鲜明生动。 查看详情>>

“大亚洲主义”(The Great 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致力于改变亚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并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亚洲发展的亚洲区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无疑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先导意义，但在当代则更可以通过透视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来挖掘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今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携提供启迪。 查看详情>>

《中华民国解》是为驳斥杨度关于“中国”和“中华”的看法，章太炎在1907年7月5日《民报》第十五号上，作了一篇“中华民国解”的文章，对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查看详情>>

章炳麟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刊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历数清政府十四条大罪并檄告天下:军政府将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为中华种族请命。誓言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查看详情>>

近代章炳麟撰。发表于1913年12月《雅言》第1卷第1期。该文针对袁世凯的“尊孔祀孔”和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等复古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者，余窃訾其怪妄”，表示了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鲜明态度。客观评价了孔子，给予其历史应有的地位。作者指出：“中土素无国教”，“盖自伏羲炎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提出孔子原本应是学校诸生尊崇的对象，“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他是学子所尊崇的老师，但不是供于清庙、圜丘的神灵，故不应以神祇灵鬼事之。中国素无宗教，“禘之说孔子不知”。“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认为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功绩主要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因此，“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陷卑贱而不升。”针对康有为等人建立孔教是对西方宗教的抗衡的说法，指出：“欲立孔教者，是忘孔子所以当尊，而以不当尊者坫之。”而欲建树孔教，以抗衡耶稣路德之法，更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进而指出：“愚以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树为宗教，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反映了作者对“孔教会”的“尊孔祀孔”观的批判。所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曾收入于《太炎文录》初编。后收入《章太炎全集》(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查看详情>>

实行立宪政体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直追求的政治目标。梁启超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宪政目标并筹谋一整套实施方案的人。他于1901年6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文章指出，宪政就是实行有限权力的政治，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但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必受到限制。在中国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就必须强调民权。民有权，才能保证宪法有效。梁氏具体规划了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的步骤：一，朝廷明颁大诏，国家实行立宪政治，以定民心。二，派重臣遍访周咨各立宪国之经验。三，出访大臣归国，开立法局，草拟宪法。同时翻译各国宪法备参考借鉴。四，宪草公布，令全国士民讨论，皆可发表意见上达，备采摘。在此基础上反复斟酌五至十年，以求至当，形成宪法定本，颁之天下。以后非经全国人表决，不得擅改宪法。五，从第一项步骤算起，二十年内正式实行宪政。显然，梁氏追求一种既能吸收各立宪国之经验，又能切合国情，得多数国人之认同，从而可以行之有效的宪政。 查看详情>>

呵旁观者文，发表于1900年2月的《清议报》，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代表作之一。此文从关系“国家之盛衰兴亡”的高度，提出了“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的论点，全文既有形象生动的比喻，又有严肃深刻的议论，条理清晰，笔锋犀利。 查看详情>>

章太炎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于《国民报》第四期。为批驳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抨击保皇派拥立光绪,实行君宪谬论;论证革命并非“仇满”,梁氏反对革命,只是“忠爱”于光绪一人而已。 查看详情>>

辛弃疾所著的九篇抗金论文的合称。写于1170年。在议文中,他坚决主张抗金,反对苟安,痛斥了南宋统治集团中的投降谬论,分析了敌方情势,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指出战争胜负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民心向背却是最重要的一条。他断言,王师一旦北伐,中原百姓定会奋臂四起,而战争的胜利也就取决于此。另外,他对用人、团结、攻守等方面也有所论列。 查看详情>>

西汉扬雄撰。扬雄是由汉而入新朝的作家,他的《剧秦美新》即是一篇称颂王莽新朝的文字。 剧秦,是言秦代的灭亡之速;美新,则是称扬王莽的新政之美。文章主要是以秦朝尽坏旧典、实行暴政而灭国,西汉承袭秦制,不补阙失而国衰的教训作为反衬,通过与前代的比较来赞扬王莽推行新政的功德的。作为一种“美新”的文字,文章承袭了秦世刻石和司马相如《封禅文》的传统,自然是难脱后人所谓歌功颂德之评的,作者更因此而受到人格上的非议。但历史地看,王莽的改制固然有复古的成份,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革新,其中自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和受人欢迎的一面。扬雄本来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他殚精竭虑地来写这篇《剧秦美新》,也未尝不是出于对新朝新政拥护的真心。如果摒除了论者头脑中隐然存在的正统观念,我们从中或可以看到王莽推行新政之初所受儒士们欢迎的情况。文章写得庄重典雅,结构严密而允当,自是鲁迅所说以文采而传的一类文章。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