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跡，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為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劄，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劄；又劄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為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為李君之說，則益以微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憚貽誤來學，非好辨也，諒之。
〔來劄：據李君謂僕與之劄。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膝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為琅邪，樂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留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裏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塚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塚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塚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於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留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曹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並《史記》《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劄：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大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人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並雲師尚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云“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大公之營丘，則《括地志》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劄：濰水今呼淮水，古灘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雄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壙，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薑曰孝婦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厶隹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為淮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水從櫰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篆作[1234]，即“濰”字而省其中“係”耳。今呼為淮，則竟為“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篆作 [1234]。於隸則差之毫厘，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1234]，而今呼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塗壙，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途中。”產是“滁” 字。古“滁”省作“塗”，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為之悅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劄：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現吳門之馬？足下來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係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 ‘門外何有？’曰：‘有如係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上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係以“魯”，於閶門則係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劄：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為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鑒》：“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鑒》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於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劄：臨胸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胸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於鱗所謂“龍鬥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銘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劄：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云：“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劄：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複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仄“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 “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蠍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製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劄：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劄：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遊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閑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