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以渐(1609~1665),清初大臣、清代第一位状元。字于磐,号星岩,东昌府聊城(今山东聊城)人。聊城位于运河之畔,在明清之际是个人文荟萃之地。此地民风极其淳朴,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傅以渐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十二日出生在聊城这块宝地上。他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强记博闻,成绩斐然。3岁能诵书,5岁熟读经史,10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在聊城城东南书院读书,众生辍学,而唯独以傅以渐攻读不懈。当他16岁时,随人去北京,见旅舍墙壁上题有鼓励人砺志上进的话,大加感叹,矢志进取。时值明末大乱,他虽闭门苦读,但已无意再去应试,因此时人莫测其高深。当时他家境又相当贫寒,作文章时苦于缺少纸张,因此便在墙壁上起草,文章写成后再将字迹擦去,以备再用;夜间读书,有时没有灯火,便焚香以为照明之具。有一次,土匪围攻聊城,城垣几被攻破,但他仍朗诵典籍,犹如平时。有人问他:“生死已在目前,还读什么书?”他坦然答道:“死生不过是天命罢了!”正是由于他不畏时乱,不避家贫,苦志力学,才博通群书。
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次开科取士。其时,傅以渐35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参加乡试,得中举人。第二年二月,他马不停蹄,赴京会试,三月发榜,他榜上有名,成为贡生。四月,参加殿试,得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为清代的第一个状元。此后,故里的傅氏过年写春联时,常以“开代文章第一家”为下联,以示荣耀。
傅以渐得中状元之后,深受清廷重视,屡屡封官晋升。当年即授宏文院修纂,次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闰二月,迁国史院侍讲。九年正月,充《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官;六月,迁左庶子。十年正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撰国史院进士;七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正月,傅以渐奉诏陈述时务,上安民三事,甚合国情君意,顺治皇帝又命他作《资政要览后序》。当年二月,又加封太子太保,自此他便成为康熙的尊师。不久,改任国史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并充任总裁编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圣训》和《通鉴》全书。后又奉命撰《内则衍义》,复核《赋役全书》。十四年二月,奉谕修《易经通注》。十五年二月,充任会试主考官;同年,因傅以渐久参机务,加少保,进阶光禄大夫,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时的傅以渐已达“荣禄兼极”的地步。
傅以渐在宦海生涯中,因品德正,学识博,任职勤谨,理事精慎,深得顺治皇帝赏识和器重,与皇帝过往密,交往多,情谊厚,形成了较好的君臣关系,有几件事足以为证。顺治十三年八月,傅以渐因职多任重,力不胜负,在监察御史面前申请辞职,顺治帝立即“温旨慰留”,降旨说:“您是辅佐联的重臣,办事淳诚朴慎,勤劳精细,并且现在任重道远,怎么能同他人一样引退呢?您应该施展自己的才干,辅佐联教化人民,治理国家!”顺治的一番话,使傅以渐的要求只能作罢。可见,顺治对傅以渐特别垂青,真是圣眷隆重,倍于同僚。
次年,顺治又谕旨傅以渐和曹东荣编纂《易经通注》,但这不是通常的命令,而是详细说明编纂缘由,简要提出希望,说来娓娓动听,完全没有以上压下、盛气凌人的味道。这不能不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君臣之间的融洽和信任。顺治先说《易经》的重要,“义精而用溥”;又说自三国时的魏国,直到明朝,历代均很重视,都有研究,一一陈述,不厌其烦;接着又说,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各有长短,我们有必要殚心研究,取长补短,重新注释,这才自然地交待任务;最后简约而肯切地提出要求和希望。这种谕旨真有点像老友促膝交谈一样,这种关系也真有些不同寻常!所以,傅以渐不但出色完成了编注《易经》的任务,而且在当年的冬天,傅以渐仅以3天的时间,就独自审阅处理完毕了两个月所积压的800余件奏章。
事隔一年,到顺治十五年二月,傅以渐和学士李爵主持会试大考。入闱应试,按旧例都允许携带书籍,可如今有关人员却提出要定禁例,而众考官要求携书应试。对此,傅以渐态度明朗,直言敢谏,立即上奏皇帝,要求废除禁例,准许携书入试。最后得到了允许。
从傅以渐几次乞罢乞黜和顺治的回复,更能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感情和傅以渐的品格。当傅以渐在主管大考中,因积劳成疾,吐血发病时,他抱歉而无奈地提出:“乞赐另遣一员,同李霨任事”。立即得到了顺治的回复,并于十月恩准回籍养病。一年之后,病仍未好,傅以渐明智地乞求免职。顺治复命,尽量宽慰他:“加意调理,稍痊,即来京入直办事,不必引请处分。”下一年三月,傅以渐再次请求免职,顺治仍然劝说他,要“加意调摄”,“不必求罢”,并称赞他多年辅佐理事,清慎素著。直到顺治十八年初,顺治帝驾崩,康熙即位,傅以渐还是上疏乞罢。这次,经下部议后,才准解任,在家调理,病痊起用。傅以渐在封建统治的群僚中,能博得皇帝的厚爱,也实为不易傅以渐在封建王朝的宦海中,既辅助了帝业,也成就了自己,君主“何忍使尔告归”,吏民也不忍其辞去。
傅以渐长得方脸肥硕,颏下多髯,伟腰大腹,看来是条硬棒棒的大汉,其实他并不强健,且有咳血的毛病。从他病倒到去世,七八年时间里,多数是在籍养病。他病逝于康熙四年(1665)四月十九日午时,终年57岁。他去世时,众从皆惋惜不迭。
傅状元身居相位,但并非行则马、衣则裘,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行为规范。他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临终遗言,勿请恤、请谥!不要抚恤,不要追加封号,不愧以“清勤”著称。他不惯于骑马,常乘一小黑驴,令二仆牵缰,来往于宫廷之间。世祖(顺治)偶见,不禁大笑。事后,顺治亲笔绘画轴一幅,俨然傅以渐状元骑驴小像,并题诗于其上,有句云:“状元归去驴如飞。”顺治以此赐与以渐,以渐泰然受之。他性情温和,善与人交,与同僚相处10余年,从无骄矜嫉妒之私。奖掖后进,惟恐不及。他闻百姓疾苦,痛切于身,心思拯济乃已。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在家养病期间,主持编修《聊城县志》,拖着病体为乡里做些有益的事情。家人曾因宅基与邻居相争,他在朝得知后,责令家人退后数尺,对方为之感动,也自动让出数尺,于是,便出现了一条“仁义胡同”,一时传为佳话。
傅以渐严于治学,精于考究;四书五经,矻矻入解;天文地理,礼乐兵农,无所不通。众人尊为“星岩先生”,世人评论他说:“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他一生著述及奏议甚多,如《狐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诗经礼记春秋题说》、《贞固斋四书制义》、《贞固斋诗集》等等,但传到今天的甚少,除《四书易经制义》一书、《明史记事本末序》和《聊城县志序》两文、五律和七律两诗幸存至今外,其余悉毁于火,真莫大之损失!幸好,文失而精神尚存。据说,他还作过一套鼓儿词,流传于北方民间,但已无从查考。
傅以渐病逝后,悼之者烈烈,恸之者切切,赞之者纷纷。据《东郡傅氏族谱》(道光年间嘉荫亭藏版本)和《聊城县志》记载,皇清诰授其三代俱为光禄大夫,大学士高阳李霨亲撰碑文,史官宋弼撰《少保大学士傅公传》,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榆山朱续为《东群傅氏族谱》写序,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也为重修《东郡傅氏族谱》撰序。朱续称他“为国元老”,“功业炳然”。宋弼赞他“不奔兢于势力,不诡随于门户”,“见可而进,审几而退,既清且慎,不争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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