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字习之
  • 性别:
  • 朝代:唐代
  • 出生地: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
  • 出生日期:772年

李翱(772年—841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人。韩愈之弟子。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作文崇尚气质。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806),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者重其学而恶其过激,故久不提升。李氏以为史官记事应“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反对“务于利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元和十五年(820)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后迁礼部郎中。李氏不得显官,抑郁无所发,见宰相李逢吉,面斥其过,李乃表为庐州刺史。后入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后因谬举柏耆使沧州军前宣渝事,左授才府少监,又出为郑州刺史等。文宗大和八年(834),征为刑部侍郎,次年转户部侍郎,又转检校户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终卒于镇,谥曰文。李翱的思想深受佛学影响,在人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也只是其中的一物,人与禽兽的区别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之本性为善,不善者乃情所为,所以,李氏倡导“复性”。他的人学思想,表述在题为《复性书》的上中下三篇中。李翱的著作被编为《李文公集》,有《四部丛刊》本等。

(1)人之异于禽兽者在道德 李翱的人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人性理论中,而他对“人”的定义,即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则以道德为介定的标准。他说:“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这是说,人与万物同为宇宙间的“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人与万物的区别,就是人有道德之性。他认为,人与万物均“受一气而成其形”,但“一为物而一为人”,可谓人之为人,“得之甚难也”。由此他感叹人生在世,“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这是说,人除了仁义道德之外,与禽兽的区别微乎其微,因此既生为人,就应专心一意地致力于大道(仁义道德),而不应“肆其心之所为”,以致于“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李翱强调人与其它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这是中国人学的传统说法,也是中国人学特重道德教化的重要原因。

(2)性善情邪 在人性理论上,李翱坚持孟子以来的性善观。认为“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善性。在通往圣人的道路上,人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其目的是教人忌嗜欲而归之于性命之道。嗜欲来之于情,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项。性无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但总的看来,他认为:“情者,妄也,邪也”。所以,人所有的不善行为,均来之于情。情与性虽有不同,但二者相依而存。他说:“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住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这就是说,无性则情无所生,即情由性而生;但是性并不能单独表现自己,而是通过情来明示自己的存在。情的产生,是由于心的思虑。如果心寂不动,明照一切,情自不生,则邪思自息。他说:“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这是说,情动而嗜欲爱憎之心生,生而有妄有邪。但邪与妄,本来是没有的,是无所因的,其产生,在于各种情欲的相互冲激。所以,李氏心目中的最佳状态是,“妄情灭息,本性清朗,周流六虚”,这就是他所谓的“复性”状态。与情相比,性是脆弱的。情一旦昏灭,性则匿而不见,这并不是性之过错,而是情之七项循环而交来,使得性不能充实。一旦情不作,性才会充实起来。所以,根据李翱的看法,性并无主动性,人要想发挥性之善,必须先控制情之发动。李翱对人性的论述,为宋明儒学对人性的阐述开了先河。

(3)复性息情的修养论 佛教有一套成佛的理论,因此李翱认为,儒家也应有一套成圣人的理论。佛道二教成佛成仙靠修炼,李翱则认为要成为圣人,则靠修养。既然人有性有情,而一般人其性又为情欲所浸染,所以只有消除情欲,本性才能恢复,此即以人性为清净,情欲为污浊。因此“情之动不息,则不能复其性”,把清净本性看作是仁义道德的基础。这种“复性息情”的说法,实际上是受了佛教人性论的影响,并有禁欲主义倾向。那么,如何复性,如何息情?李翱认为,“不思不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在李翱看来,不思不虑只是“复性息情”的第一步,只有这一步还不行,因为这只是斋戒其心而已,“犹未离于静”。在他看来,“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因此,必须做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就是说,心进入一种绝对空寂状态,连“不思不虑”的想法也不能有,这才能达到“复性息情”的境界。李翱这种“动静双离”的思想,正是吸收了禅宗“以无念为宗”的修养论,成为宋明理学的先躯,并成为由佛教唯心论过渡到宋明道学唯心论的中间环节,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4)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 李翱力主复性说,但他并不认为人人都能复其性,在他看来,能复其性、尽其性者,只有圣人。因为圣人知人性之善,并能“循之而不息”,故曰,“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与圣人相对的是百姓。在李氏看来,性乃天之命,圣人得之而不惑,情乃是性之发动,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即溺于情而不知情之本乃是性。圣人并不是无情者。圣人寂然不动,不往而致,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而未尝有情,亦即有情皆为适中之情。反过来讲,百姓亦非无性者。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并无不同,只是百姓之性为情所昏,为情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终身不自睹其性。总之,圣人之性皆善,可以循环不息,而至于圣。凡人之性犹圣人之圣,其所以不能自睹其性,是为嗜欲好恶所昏之故,并不是性本身出了问题。李翱从性与情的角度对圣人与凡人作不同的区分,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创新,但他却明确地将此问题作了阐述。

(5)论命 对人生际遇的看法,李翱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但有所发展。他不同意用“命”来限制人的道德自觉性,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皆由人自身的道德行为所决定。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富贵,有求之不得,有不求而得,得与不得,皆由命定。李氏反驳道,如果循其术,由其道,虽有千乘之禄,立诸卿大夫之上的高位,我将受而不辞。这并不是贪,而是利于己者少而利于天下者多。这样一来,又哪里能算得上是命呢?也有人认为,富贵尽在我以智巧求之,与命无关。李氏对此的驳斥是,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虽一饭之细犹不可以接受,况且是大富大贵呢。这并非是廉洁的表现,而是不利于人而贼害于道之故,跟智巧又有什么关系呢?总之,富贵贫贱与命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君子之道(即仁义道德)。李翱强调道德在人生际遇中的作用,比早期儒家的天命论前进了一步,这是其人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李翱作品

李文公集 [ 李翱 ]

十八卷。唐李翱(772—841)撰。李翱谥号为文,后世称为 “李文公”。生平详见 《论语笔解》(辞目)。此书版本较多,据 《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载均为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有 “蜀本,分二十卷。”但均散佚不存。此集共十八卷。所录皆文,无诗。前有广西布政使何宜序。集中卷一为赋,卷二一五为文,卷六一八为书,卷九为表疏,卷十为奏议状,卷十一为行状实录,卷十二为碑传,卷十三为碑述,卷十四一十五为墓志,卷十六为祭文,卷十七一十八为杂著。李翱才学虽皆逊韩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底。大都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象李观、刘蜕等人有矜心作意之态。苏舜钦评为“其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另外,光绪初冯焌光刻《三唐人集》丛书本,为 《李文公集》十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首为提要,次为何宜序,黄景夔序,附录有史话、欧阳修读李文一则,卷末有邢让、赵汸、毛晋、全祖望、吴大廷、冯焌光等人跋语。还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三唐人文集》本行世。均为十八卷。 查看详情>>

来南录 [ 李翱 ]

记行著作。唐李翱撰。一卷,翱字习之,赵郡, (约当今河北赵县)人,一作成纪(约当今甘肃天水)人。贞元进士,历官庐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撰有《李文公集》等。是篇约八百四十字。记其元和四年(809)十月奉命南下,自东都洛阳出发,经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到达广州。记水陆道路、里程、河流顺逆、滞流等甚详,对研究唐代交通有参考价值。有《说郛》本,《唐人说荟》本, 《五朝小说》本等。 查看详情>>

五木经 [ 李翱 ]

唐李翱撰。一卷。五木,博戏,由樗蒲演变而来。用五木投掷,以决胜负,故名。汉魏至唐盛行。李白《赠别从甥高五》诗:“五木思一掷,如绳系穷猿。”今有《丛书集成》本。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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