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字退之
- 性别:男
- 朝代:唐代
- 出生地: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 出生日期:768年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他为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又因死后谥号是“文”，又被称为韩文公。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7岁攻读，13岁便能写文章。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几经求仕，屡受挫折。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过观察推官、节度推官。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谋得一个四门博士的官职。艰难的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加深了他的阅历。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不久因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宪宗继位，被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不久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的叛乱，为行军司马。得胜回朝，升为刑部侍郎。两年后，宪宗迎佛骨，韩愈深恶痛绝，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因平息镇州兵乱有功，升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次年，病逝长安。终年57岁。
他在政治上，提倡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秉笔直谏，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体恤民情。在潮州和任京兆尹期间，政绩裴然。但他激烈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又表现出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思想上，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强调文以载道和惟陈言之务去，力求革新文体，适合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内容。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性的散文，其文名篇甚多，雄奇奔放，丰富多彩，被誉为“唐宋八家之首”。在他的倡导和柳宗元的支持下，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形成古文运动，给散文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多种风格，或雄劲奇险，或质朴清新。其诗散文化的特点，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于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新诗派。韩诗追求新奇，强调“以文为诗”，难免流于险怪，也影响了诗的韵味。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成就上，它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由骈文到散体古文改革完成的标志。韩愈所说的“文”的概念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虽然也包括文学散文在内，但主要是指一般的应用文章，也包括学术著作在内。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与后来“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是属于语体改革的问题，而并非单纯文学运动。他的古文理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章学理论，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亦适用于文学创作。韩愈的古文理论包括文与道两个方面，他是为了弘扬儒道才提倡古文的，《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所提倡的“古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他在《原道》篇中说自孟子以后“道统”就断了，他就是要继承这个“道统”。韩愈提倡“儒道”，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排佛老，反对因崇尚佛老而耗费资财，增加百姓负担，造成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同时他对儒道的内容，在实际上也有所革新，并且也融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某些内容。所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为了“明道”，就要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而反对八代以来泛滥一时的骈文。故苏轼《韩文公庙碑》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强调“道”是内容，“文”为形式，“文”是为了表现“道”的，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道”是目的，“文”是手段。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古文也不是模仿古人，而必须重在创新，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飞天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认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特别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写作成败的关键。他发展了孟子关于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必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方能“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
从文艺思想方面说，韩愈影响最大的是“不平则鸣”说。他认为“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不论是人还是物，遭遇到“不平”都要“鸣”。物受到外来冲击，打破了他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要“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的正常思想与感情不能自由抒发也要“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以上均见《送孟东野序》)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积极干预，为自己受压抑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它是人们在现实中受到迫害、摧残而又不肯屈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抗要求。这是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的发展。韩愈所肯定和赞扬的“善鸣”者，范围很广，不仅有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也包括老庄、杨墨、屈原、司马迁等，而在唐代，他认为陈子昂、陶渊明、李白、杜甫、元结、孟郊等亦均为“善鸣”者。所以“不平则鸣”亦并非都是遭到不幸才鸣，而是指有理想抱负尚不能充分实现，感情激动了就必然要鸣，鸣亦有高下，有以道鸣与以术鸣之不同，更有善鸣不善鸣之别。更为可贵的是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指出真正有不平而善鸣者，不是王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那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他提出了“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重要见解。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学术文化事业上的成就往往是和仕途上的发展成反比例的。韩愈自己也是如此，他说自己“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逆境的考验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毅力，激发人的奋发精神，促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之说。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喜欢雄奇怪伟的美学风貌，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主张努力发挥人工之巧，而达到天工之妙。同时又以写散文的方法写诗，开辟了后来宋诗“以文为诗”新道路。他在创作思想不像佛老那样注重“虚静”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强调只有在内心激情翻腾的状态下才能写出好作品，而虚静淡泊只会使创作激情消解，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张旭之书法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后来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正是儒家和释老在创作思想上分歧的一种表现。虽然韩愈也赞扬庖丁解牛的神化境界，但他是从专心一致，“不治他伎”，集中全力去发挥人工之巧的角度去肯定的，与庄子原意是完全不同的。
韩愈作品
一篇。书论。唐代韩愈撰。愈(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后迁居昌黎,故人称韩昌黎。贞元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擅长文学,散文最著名,后世誉之为“唐宋八大家”之魁。高闲研习佛经,又擅长书法,为唐代高僧(即上人),后去湖州开元寺为僧,直到逝世。本文是韩愈晚年所作。文中借谈论学习书法之理,隐寓反佛之旨。作者先从凡事要用心专一,终身不二说起,并借庖丁解牛,师旷奏乐等故事暗写高闲兼学书法不能登堂入室。此序述张旭治草书之术,赞其草书之神奇,并指出高闲上人“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旭也”。 查看详情>>
唐韩愈著。认为有鬼存在,但在通常情况下,“鬼无声也,无形也,无气也。”每当“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即违背了封建伦常的时候,鬼就会“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还认为鬼无恒态,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即“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亦有动于民莫之为祸福。”韩愈崇信鬼神,老而愈笃。收入《昌黎先生集》。 查看详情>>
亦称《唐顺宗实录》。唐韩愈撰,共5卷,收入《韩昌黎集》外集。实录是我国中古时期出现的编年体史书,它以封建帝王为中心,是由起居注和日历发展而来的。起居注是皇帝的言行录,始于汉武帝。实录的最早撰修者为南北朝梁时的周兴嗣,他所撰修的《梁皇帝实录》三卷,今已不传。唐实录由房玄龄等创修,后来历代皇帝也都有实录,共计有25种之多,大都亡佚,仅存《顺宗实录》。是现存唯一的唐代帝王实录,主要记载了唐顺宗李诵在位的八个月中,即永贞元年(805)正月至八月唐王朝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保存了一些有关唐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书成于唐元和九年(814)。以前史官韦处厚《先帝实录》尚未周悉,因予重修。愈等于韦书削除常事,增补关于时政诸事凡十之六七,遂成此编。 查看详情>>
二卷，旧题唐韩愈、李翱同注。唐以来对此书说多异同，参校各说，疑此书为韩愈注《论语》前所作的笔记心得，李翱亦间有讨论，附于其间，后人得之，刊刻而成，而以韩曰、李曰分别两人之说。韩愈、李翱学术观点相近，二人所解基本看法相同。韩、李讲性，因而多用以解说《论语》，如解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说：“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先儒失其传，唯孟轲得仲尼之蕴。”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该书则解释说，不闻并不是没听说，而是“少克知”之义。孔子是讲性与天道的，只是弟子中少有知道的。韩、李的笔解，实是为自己的性命说，从孔子那里去找证据。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文集，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昌黎（今辽宁义县）是其郡望，故常自称“昌黎韩愈”，后人便称他韩昌黎。他最后的官职是吏部侍郎，后世又称他韩吏部。死后谥“文”，所以又叫他韩文公。此文集精选《原道》《原毁》等韩愈文章27篇。韩愈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韩愈在文学方面，领导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以议论人诗”、以散文为诗的独特诗歌风格，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查看详情>>
唐韩愈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源自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原”有推原其本之意,“原毁”就是推论毁谤的根源。 韩愈所处的唐代中期,社会矛盾重重,朝官以及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毁谤,已流为社会风气。作者怀才不遇,屡遭左迁,对士大夫中那些“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颓风深恶痛绝,所以在此文中,比较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一般人好诽谤、贬低别人的原因,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心理就在于“忌”,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也表示了愤慨,渲泄了内心的不平之气。全文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毁”字展开议论,段与段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通篇运用对比,语言多用排句和偶句,同时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具有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查看详情>>
中国唐代关于人性论的著作。韩愈撰。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它对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论作了总结,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家的人性论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继承并发挥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它们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混杂不纯;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者。同时还认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与性相对应,亦有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认为性“与生俱生”,即先天就有的,并认为它们是人类普遍的本性,是一种先验的抽象人性论。认为情是“接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既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查看详情>>
韩愈撰魏仲举编宋魏仲举编。仲举，建安人。书前题庆元六年刻於家塾。实当时坊本也。首列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刘氏，迄颍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统计祗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云新添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皆同时倡和之人。刘眗、宋祁、范祖禹等，亦仅撰述《唐史》。均未尝诠释文集。乃引其片语，即列为一家，亦殊牵合。盖与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均一书肆之习气。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查看详情>>
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韩愈著。为批判“佛”、“道”而作,论述了与佛教、道教的“道”相对立的儒“道”,以及与佛教祖统相抗衡的道统。认为世俗的君臣之道,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臣帮助君以统治人民,这是自古以来的“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个“道”由尧开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道统”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能够推行“仁义”的人就是圣人。批评佛教伦理只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出世原则,而不讲治国平天下,因而违背先王“道统”,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所以必须加以废除和禁止。主张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恢复和建立“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的社会伦常关系。此文收入《韩昌黎集》,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