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天骧,生平事迹不详,字飞卿,号藏斋,出身于世居长安之故家旧族。由于骆天骧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最高作过京兆路总管府的府学教授,所以《元史》中没有他的传记。其生卒年已无从确考,不过根据他在“石刻”卷小序中所说“垂六十年,集成编帙,附长安志后”一句,可知元贞二年成书之时,他至少已有七十多岁,向上推溯,他大约出生于金宣宗(公元1213-1223年在位)后期。又因书中著录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由他篆额的碑刻,其卒年当在此后,大概活了八十岁左右,可谓高寿。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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