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浙江绍兴人。 据邹涛《赵之谦年谱》载,赵之谦21岁考取秀才。22岁入缪梓幕府。24岁,乡试未第。26岁,随缪梓到杭州。32岁至34岁,先后客居温州、福州,经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到北京。自35岁至44岁,往来于北京、杭州、绍兴三地,先后共三次入京,四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能考中进士。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此后再也没有入京。45岁至49岁,客居南昌,担任《江西通志》总编。50岁任鄱阳知县。53岁迁奉新知县。55 岁客南昌。56岁调任南城知县,因患肺气肿哮喘病,卒于任上。
赵之谦工诗文,擅书法、绘画、篆刻,是晚清艺坛上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全能大师。著有《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
赵之谦的学书道路是:20岁前,学颜真卿《家庙碑》,日五百字。32岁客居温州后,倾心六朝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35岁入京后,逐步地放弃了颜体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的篆书,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的影响,他能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而是化邓法为己用。他对于隶书涉猎很广,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他从颜楷入手,转学魏碑,又由邓石如篆书而上溯汉碑,最终形成自家面貌。他晚年所写的正书、篆书作品,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方圆结合,寓圆于方。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源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似同出一辙,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6岁至37岁,开始改变这种颜体行书,而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因而行笔多牵强之处,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他自己认为存在“起迄不干净”(《致魏稼孙函》)的毛病。到40岁前后,他独创的带有魏碑风神的行书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但行笔已无不畅。45岁以后,心手双畅,随心所欲,挥洒自如。50岁之后,赵之谦的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行书占了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
赵之谦在绘画方面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早期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他的花卉画学石涛而有所变化,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评曰:“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可见赵之谦的花卉画风对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风有直接影响。
赵之谦篆刻初学浙派,后追皖派,参以秦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一扫旧习,形成章法多变,意境苍秀雄浑的独特风貌。他在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时,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篆刻艺术。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印之后,南下江西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时,为好友潘祖荫刻“赐兰堂”印,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所刻的唯一印章,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巅峰,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篆刻大师,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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