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之用人，大抵大夫以上，多属世官，征服之族中执政权者为之。士则出于选举（选举与世官为对待之名词），[遽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也（《礼记·礼运》）。后为黩武之群所征服，百战所得，视同私产，遂行世官。然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选举之法仍存。]其法有二：（1）如《周礼》所说，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平时考察其民之德行道艺，三年大比（查轧人口及军用品）之时，与其贤者能者。（2）如《礼记·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升之于司马，然后用之。大约两法都有些事实做根据。
至于学校，在国中者谓之学，为宗教哲学之府，初与明堂合一，后乃分出，欲知其说，须看惠栋《明堂大道录》、阮元《明堂说》。（在《揅经室集》中）在乡间者为校、（见《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注》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孟子》所谓；“校者，教也。”]）庠（行乡饮酒礼。[《孟子》：“庠者，养也。”]）、序（行乡射礼。[《孟子》：“序者，射也。”]），乃兴教化之处，非讲学问之处。汉人言兴乡学者犹如此。
此等学校中，并无应用之学（看《礼记·学记》可知）。应用之学，则从办事之机关中来，《汉书·艺文志》推论九流之学，皆出于王官者如此。封建制度破坏，官失其守，遂变为私家之学，平民之能术学问者渐多，教育之权，移于私家，学术亦散布于社会矣。战国之世，上级官吏，渐不能专用贵族，于是游士兴，贵族政治，渐变成官僚政治。
战国时，社会剧变有二：在经济上，（1）井田之制大坏。（2）商业大盛。前已言之。在政治上，则（1）为官僚阶级之兴起。（2）为国民军之编成。古大夫以上皆世官，士以下乃出选举。选举之法有二：（1）如《周礼》所言，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皆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之时，与其贤者能者，盖即用为比（五家）、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之长，所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也。[见《周礼》。俞正燮《乡兴贤能论》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2）如《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成，升诸司马，司马辨其才而用之，则与贵族同其作用矣。战国时，士之干求进用者，不限一国；君之用之，亦不拘常法，于是游说之事盛行，此辈浸代贵族之地位（在朝及治理地方），而官僚阶级之兴（此事于封建破坏，大有关系）。
古正式军队，限于征服之族。故《周礼》出兵，限于六乡；齐有士之乡与工商之乡；（见《国语》、《管子》）楚庄王亦“荆尸（一种出兵之法）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邲之战）。非士乡之人，只令保卫本地方而已。故《左传》鞌之战，齐顷公见保者而勉之也。[成公二年]至战国时，则此等守卫本地方之兵，悉数调上前线，故其数骤增，论者谓“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也。[苏秦说齐宣王之辞。]中国兵制，近乎通国皆兵者，莫如此时若。而此制秦人行之，尤为有效，读《荀子·议兵篇》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