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山大学近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其规模略仿旧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印行周刊，其体例亦仿旧日北大研究所周刊。该刊以去年十一月创刊，至现在止，吾人所得见者共有五期。撰述人多为校教授，虽取材间或不甚紧严，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线上之刊物也。就所见五期中，可注意文为下列之四篇，兹一一略加评骘。至第三期中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则已见《清华学报》四卷二期，本刊第二期业已论及。
评顾颉刚《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顾君此文大意，谓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因为那时四海之内有九个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说”，因断定《禹贡》为战国时所作，并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云。此文傅斯年君曾有评论（见该刊第二期），指出小节之错误甚多，兹概不赘述。然顾君此文尚有数大谬误，为傅君所未见及者。
（一）三代王畿之狭小，自是事实；然王畿与全国境域不容混为一谈。春秋以前，王朝之势力及其与长江流域诸国之关系，吾人决不能据春秋时之情形推断，因国势之消长及领域之伸缩为历史上所恒有事也。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器物上及史籍上证据凿然，乌能抹杀？
（甲）齐侯镈钟：“虩虩成唐（汤）……有敢（严）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乙）《商颂·玄鸟》：“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丙）《商颂·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丁）《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九州之戎。”
（戊）《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传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己）《国语》：“共工氏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左》《国》之文，顾君自可指为战国人之臆则〔测〕；然《商颂》、齐钟，岂亦战国人所伪造欤？（《商颂》，据王国维所考，乃西周中叶人所作；齐钟从字形上推定，亦春秋时物。）如是普通之证据，曾不覆按，而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悉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二）顾君谓：“《商颂》里说‘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仅仅千里，那时天下是这样的小。”顾君于《商颂·玄鸟》中如此浅白之句，竟未能通其义，真足使人骇讶。按此段全文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说文》：“畿，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然则畿乃国境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部也。此言四海，非指四海之本身，乃指四海以内之一切国（故云“来假”），四海正与邦畿相对，谓邦畿以外，四海诸国皆来朝献也。若以邦畿与四海为一，则不独文字上无此诂，且原文竟不可通矣。
（三）顾君谓秦汉以后武功之低落，在思想上以儒家德化之说为重要原因。关于此点，吾无间言。然顾君于汉元帝从贾捐之议弃珠崖之事，谓“这种宽洪的度量……秦始皇、汉武帝一辈人都是不会有的”。此点虽无关大体，然此言实乖历史常识。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远略，其罢轮台设尉之议，实与元帝之弃珠崖同调。故班固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赞）读者或顾君如欲知此诏，可检《汉书·西域传》“渠犁城”条，兹不赘引。
评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该刊第五期）
顾君此文略谓以圣人为理想中最高之人格，始见于《论语》。孔子只以君子自居，未尝以圣人自许。孔子卒后，因其人格之伟大，世人之期许，及门弟子之宣传，遂成为圣人。战国人渐加附会，视为能未卜先知之人。及汉代纬书，则直以孔子为神怪之人物。此皆非孔子所及料者矣。
此文大体上极允当，然亦有谬误。如云，“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治，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实则就《论语》考之，孔子救世之热情，初未尝减于孟子。（不过其时游说之风未盛，故《论语》中无如孟子游说人主之辞耳。）试观时人对孔子之批评，微生亩则谓“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毋乃为佞乎？”石门之晨门，则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孔子之自期，则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后晚年不遇，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以上仅就记忆所及者举之，若取原书逐章寻索，必不止此。又如《佛肸》《公山》及《子见南子》三章，以崔东壁指为伪，兹不引。何得谓孔子“政治的意味很少”？
评胡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该刊第一期）
胡君此文乃节译瑞典学者珂罗崛伦（B.Karlgen，其汉文名曰高本汉）之作而间有评论，珂氏之书今已有译本（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君之评论亦有极不中肯者，如云，“用K（指珂氏）比较周秦西汉的文字结果，我们可以得恰相反的结论。……如果周秦西汉古书中没有和《左传》同样的文法，那么，我们不可以说《左传》是西汉晚年的作品吗”。不知珂氏之不采此结论者实自有故，因彼在前篇已证明司马迁确曾见左氏之书，且采用之也。
评余永梁《粊（费）誓的时代考》（该刊第一期）
余君此文谓《书·序》以为《费誓》纪伯禽时事者谬，此篇乃鲁僖公时人所作，纪鲁僖公时事者。其主要证据：（1）从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称徐为“徐方”，而《费誓》有徐戎之名，显为春秋时人语，又《费誓》文体与《秦誓》同，《秦誓》作于鲁僖公时。（2）鲁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见《左传》及《诗·鲁颂·宫》），而费地与《宫》所纪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证极精细，然其结论似尚未十分稳固，因第（1）证据只能证明《费誓》作于春秋时，而不能证其所记为春秋时事；第（2）证据只能证明鲁僖公时亦有伐徐戎而用兵于费之事，不能反证伯禽时无同样之事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后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据后者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