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梁三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朱传》与读者
朱子虽作《诗传》，又命其门人蔡氏作《书传》，然皆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世犹以朱子为非，非《传》而从《序》者不可指数。自余所见，惟乡野孤陋之士但知为时艺者不与《传》异同耳；稍有学识，则据《序》以议《朱传》者十人而九。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然其可议不在於驳《序》说者之多，而在於从《序》说者之尚不少。何则？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齐》、《鲁》、《韩》、《毛》均出於汉，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独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书虽亡，然见於汉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说率与今之《诗序》互异。如谓近古者皆可信，则四家之说不应相悖。相悖，则必有不足信者矣。岂非後世学者但见《毛诗》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於其旧说？此余之所为朱子惜者也。
△本书作意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於义。故余於论《诗》，但主於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
嘉庆乙丑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及长，遂不复玩经文而但横一诗柄於其胸中，以为足矣。其聪明者则多厌旧喜新偶见卫宏《诗序》辄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谓曾见汉人之说，宋人书不足复观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为非。大抵今世之说《诗》者，此两瑞尽之矣。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余幼，不记忆为何事），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後，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後，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於《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之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差夫，安得世有笃信经文之人而与之畅论斯旨乎！
嘉庆丙寅十二月，述又识。
○通论《诗序》
△《序》为後汉卫宏作
一，《诗序》乃後汉卫宏作。唐人旧说以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云：“旧说，起“关雎”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此说非也。何者？《史记》作时，《毛诗》未出。《汉书》始称《毛诗》，然无作序之文。惟《後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则《序》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後汉书》明文可据。如谓为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无征之言之是从也？）
△《序》非子夏作
一，孔子，鲁人也。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相与教授於齐、鲁之间，故汉初传经者多齐、鲁之儒。子夏虽尝教授西河，然究在鲁为多。观《戴记》所言多在鲁之事，而《论语》称子游讥子夏之门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则子夏之门人在鲁者不乏矣。齐、鲁既传其《诗》，亦必并传其《序》。何以《齐》、《鲁》两家之《诗》均不知有此序而独赵人乃得之乎？盖自毛公以後传其说者递相增益，递相附会，宏闻之於师，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为不刊之典，其亦可叹也夫！
△《序》非孔子与国史作
一，以《序》为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夫《论语》所载孔子论《诗》之言多矣，若《关雎章》、《思无邪章》、《诵诗三百》，以及《兴观群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简意该，义深词洁。而《诗序》独平衍浅弱，虽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语，绝与《论语》之言不类，岂得强属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诗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类三代之文。况变风多在春秋之世，当时王室微弱，太史何尝有至列国而采风者，《春秋经传》概可见也。以为太史所题，诬矣！嗟夫，《本草》、《内经》，世以为神农、黄帝之所作矣。《六韬》，世以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经》，明明载西汉之郡县，而公然以为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载战国之躔度，而公然以为作自周公。彼术数之徒，浅学之士，苟欲尊其所传以欺当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习也！
△《序》无大小之分
一，旧说以《诗序》“风，风也”以下至“《关雎》之义也”止，多通论全诗，因目之为《大序》，为子夏所作。及朱子作《传》，从程子，以为孔子所作；而以“乐得淑女”以下数言析“哀乐淫伤”为四事，且以“伤”为“伤善”，大失《论语》之旨，遂割属之《小序》；而断自“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余按：《诗序》自“《关睢》，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於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於《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於“诗之至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云者於文义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旧说以逐篇序其义者为《小序》（郑氏樵以首句为《大序》，下文所言为《小序》。程氏、范氏则又以首句为《小序》，下文所言为《大序》。说皆与旧说异）。《隋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说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作，或以为太史所题，而其下乃卫宏所续。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剌乱”者，语意未毕，犹不可无下文，则其出於一人之手无疑也。况宏果续前人之《序》，蔚宗岂得归功於宏，而谓今所传者为宏作乎！然乃为是说者，无他，皆由尊崇《序》说太过，惟恐言为宏作则人轻之而不深信，而无如《後汉书》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属之，以发端首句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归之宏，以两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皆自汉初即著於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昆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於师传者为多。其後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亦不能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後起，已非齐、鲁之此。《毛诗》之显，又在其後。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传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况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
△《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於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事，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则知齐、鲁之诗决有所传，非凭空妄撰者。即《宾之初筵》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韩诗》云：“《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亦未见其不如刺幽王之说也《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毛诗》之初亦必有所传，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诗人之旨。但以其书晚出，其徒之附会者过多，虽无所传者亦必揣度而为之说，或强取传记以实之，而有所传者亦必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蕲胜於《三家》，是以其说乖谬特甚。不知汉、晋诸儒何以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也？）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後，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是当楚、汉之际，居於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嗟夫，申公诗不传疑而先亡於西晋，《毛诗》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议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见良是，无怪乎元、明诸儒之多以朱子《诗序辨说》为非也！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於所刺者。夫诗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後更无一人可免於者矣！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链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非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指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於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非，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附会《左传》
一，《诗序》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尚未甚行，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之出也晚，《左传》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然考《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郑之役，五日而还，而强属之“居、处、丧马”之章。宋襄之立，卫在楚邱，而犹欲以“刀苇杭河”而渡。言“仲”则必为“祭仲”；言“叔”则必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实周行”为“官人”，断章取义也，而误以为“闵使臣之劳”。以《硕人篇》证庄姜，证其“美”也，而误以为“闵无子”之意。盖缘汉时风气最好附会，重黎也而以为羲和，太也而以为包羲，炎帝也而以为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是《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以附会之。况於《毛诗》晚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其取《传》事以附会之更不待言。汉末魏、晋诸儒不加细核，辄以为其说有据，遂笃信而不疑。是《诗序》之失在附会，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会也。
△毛公时《左传》已出
一，郑氏樵云：“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但未立学官耳，张苍、贾谊皆传《左氏春秋》，不得谓之未出。况毛公之诗传之贯长卿，长卿又从父贯公受《左氏春秋》，长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见毛公遂不见《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长卿取《左传》之事以附会於诗篇，而传之日久，遂以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仪礼》，亦非隐僻之书，人所不能见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与《国语》之言正相左（《国语》谓称成王之德），乃郑氏反以为先与之合，抑又诬矣！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序》说，乃不信《毛诗》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岂所传异词邪？抑其说有初年晚年之别邪？惜乎余之学浅居僻，见书不多，未能一一细考之也！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衰世之音。不知诗篇传流日久，岂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国风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後，其显然可见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为美，在後者皆以为刺诗乎！如此说《诗》，古人之受诬者多矣。至若《周颂》，《二南》尤非一世之诗，乃定以《二南》为文王世，《周颂》为周公诗，虽其文之明言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归之於文、武，则是吾意所欲与者即与之，所欲夺者即夺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为！谓白马为非马，岂但战国横议之士能之乎哉！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於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诸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奈何说诗而但以篇次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通论《二南》
△《二南》非文王时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於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关雎》、《鹊巢》等篇词既纯粹，音复和平，谓为文王时诗，可也。然圣人德盛化深，没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礼》称黄帝语），况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绝响哉！至《汉广》、《行露》以降，则显然不类盛世之事者甚多。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泽，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德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之人未尝一见；所见者独《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乃後之说者，於此二篇必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齐》、《鲁》、《韩诗》说《关雎》者皆谓在康王之世。《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况鲁者，孔子所居，其所传为近正；而《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必非无据而云然者。惟谓为“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当是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关雎》苟在康王之世，则《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馀各见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旧说“文王徙都於丰，分岐故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郑》、《孔》、《朱传》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诗，被之管弦（《郑笺》以为武正世，《朱传》以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诗》、《书》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於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见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当更少於周公。当文王时，懿亲则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则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然《汉广》、《汝坟》之诗初不在《鹊巢》、《驺虞》之上，何所见此为圣人之化而彼为贤人之化乎？朱子盖又觉其不合，故又改其说云：“得之国中者，难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然均之南国诗也？何所见《汉广》、《汝坟》二篇之当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诗，又何以反得之南国乎？此无他，皆由误以《二南》为文工时诗，苦於其说难通，故不得不展转以曲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後，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
△《风》、《雅》不以王侯分
向来诸儒之所以务训《二南》为文王时诗者，皆由不解风雅之分，但见东迁以後雅音断绝，降为《王风》，因误以雅为天子之诗，风为侯国之咏，遂谓克商以前诗为《二南》，克商以後诗为《二雅》，东迁以後诗为《王风》，故以《二南》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风雅之分分於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几，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於《二雅》。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惟《周南关睢》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及《鹿鸣》、《鱼丽》等篇乃燕射时所歌，是以人皆习之而流传於世。此外或有一二传者，然亦仅矣。其後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於雅，风也则列之於风，南也则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时代不能以《仪礼》证
朱子亦以《二南》为文王时诗也又有故。盖《仪礼乡饮》、《燕射》等篇有歌《关雎》、《葛覃》、《卷耳》及《鹊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传以《仪礼》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为然，故谓此诗当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礼，笾豆牢米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後进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後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僭称为诸侯而仍朝於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有诸公。若非作於战国之世，安有是称！由是言之；《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国皆非一时诗，《二南》岂必皆一时诗哉！《仪礼》所歌者，惟《关雎》、《鹊巢》数篇耳。谓此数篇为文王时诗，尚无大失也。因此数篇之放，而并《汉广》、《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训以为文王之化，说有不可通则委曲以为之解，而诗人之意尽失矣。
△徇名定论之非
甚矣特识之难也！世之论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风雨》之“云胡不喜”何异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为好”，未必非“溯游”“絷维”之意，而《传》以为淫奔，无他，为其在郑、卫也。《В梅》之感时，《野有死麇》之怀春，明明非端人贞女之所为，而自毛、郑以来皆训以为文王之化，风俗之美，无他，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车》、《采薇》之伐戎，何异於《六月》、《采芑》之诗，乃在《菁莪》以後则以为其人所自作，在《鱼丽》以前则以为君上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劳之者，词同说异，何以称焉？今试取《六月》、《采芑》而以劳诗释之，何处见其不可者？然则是论《诗》者不惟其诗而惟其正变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实而但徇其名者，岂可胜道哉：有生员以试五等降青衣，每岁试，提学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一日入试，自改试卷上青为增，遂得二等。则是试之优劣在增与青，不在文也。然此犹在场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举业最重唐荆川顺之，或取徐渭作伪称顺之以示坤，坤即书其尾云：“非荆川不能为此文。”既而知为渭作，乃取跟覆观而更书云：“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则以人论文，虽名士亦为之矣。然此犹论举业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关睢》三篇立夫妇之准，《つ木》两篇适上下之情，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乌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诗。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为后妃，并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姒也。所谓“君子”云者，乃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亦似临河近水之国，岐阳少水多山，距河绝远，风土殊不相类，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朱子盖亦觉其不合，故训“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时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称河必加“黄”以别之，经传之文则但称河，於他水亦皆称为某水，恐不容藉此为说《诗》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亦以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词意，《桃夭》祝妇宜家，淳风未改，为盛世之诗无疑。《兔》，贤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乔木”见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忧王室之如毁，显然衰世之音。然发乎情而能止乎义，嗟其劳而复幸其迩，先王之遗泽尚存也，是以圣人犹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诗，概训以为《文王》之化，失之远矣。惟《麟趾篇》咏公族之美，与《关雎》诸篇皆当为盛世之诗，乃反列於《汝坟》後者，盖因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也，说并见各篇中。
○《关雎》
△本篇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然首章明言淑女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当之，则称名不正，不可以为训。朱子以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内治，其说当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为宫人，则语意尚未合。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於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魏文侯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讳，并德亦不敢好，过矣。《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於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後世夫妇用情者之准，不可谓夫之於妇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若夫妇不当为之忧乐，则五伦中亦不当有夫妇矣。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贤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後世误以为美丽之称），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不好色而好德，故无一言及於容色眼饰之美。妇当从人，女贵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夫妇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贤女难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思。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所谓“阴阳和则万物生，夫妇和则家道成”者也。其取兴於“雎鸠”者，《传》谓《挚而有别》是已。其取兴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洁而难取，洁以喻女之贞，难取以喻女之难求。盖夫妇之道，男先乎女，此下两篇皆言妇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妇职者由於其夫之贵德求贤故也。毛、郑以为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於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於岳，稽於众，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顾於草庐？与《开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於求贤，逸於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为《序》说所拘也！
○《葛覃》
△本篇非言后妃在父母家事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归”谓将嫁；“污私”、“浣衣”谓师氏告以人之道。既於文义牵强，而与下“归宁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谓“葛施”喻形体之长大，“叶萋”喻容色之美盛，其义尤为不伦。《朱传》以为既成，告师氏，使告於君子以将归宁之意，独为深得诗人之旨。至所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於师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语尤精切，可谓善於说《诗》者矣。然尚似有未尽焉者。何者？诗之为体多重末章，而前特为原起。此篇本为归宁而作，然不遽言归宁，先言葛叶之生，时鸟之变，感物思亲，此其时矣。然而未就，妇功未成，不敢归也。待葛既盛，制为衣服，妇功成矣，夫家之事毕矣，可以归矣，而仍不遽归也。乃藉师氏以请於夫，而云“害浣害否”，犹为不敢必之词焉。其敬事而不敢顾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为何如哉！归宁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犹不敢专如此，况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为美德，然富贵而勤俭尚未足为大节，而归宁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为天，义不当顾其私，而後世妇人以恩胜义者多，以义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视夫，尤近时之敝俗。是以《关雎》既得淑女，即次之以此篇，此乃妇德之第一义也。
△三代妇人罕自专
三代以上，妇人罕有自专者，罕有敢自顾其私者；虽至其子之世犹然。文嬴，君母也，其请三帅也词甚婉，先轸斥之而不怒也。成风，僖公所生母也，其请恤须句也词甚正，不敢以其私亲烦国人也。其不然者，惟晋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马侯归田不尽，亦无如之何。城杞之役，诸侯讥之，不谓平公之善承亲志也。盖缘先王以此等诗为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时妇人习为当然；即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为非，势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妇人爱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当其夫时且多专行而不顾者，况其子之世乎！岂非教废於上，则俗变於下哉！此《二南》所以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论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论，而取其大有关於名教者论之。
○《卷耳》
△本篇非求贤审官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求贤审官：“周行”为贤人於列位；“马虺ㄨ”为闵使臣之勤劳。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亲狎，非别男女，远嫌疑之道。况“牝鸡之晨，维家之索”，人君之职而夫人侵之如是，岂可为训哉！官人之说虽本之《春秋传》，然古人引诗多断章取义，不可执也。《传》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岂《采繁》一诗即为举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为妇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为自我其身，则登高饮酒，殊非妇德幽贞之道。即以为言而语亦不雅。窃谓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春秋经传》於本国皆我之，“齐师伐我”，“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是也。“彼周行”即指所怀之人，犹《大东》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马虺ㄨ”念道途之险阻，行役之艰难也。“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爱之至，故欲其自宽，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损其身也。如是，则於文为顺，而於义亦为长。无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风霜之虑，是其情发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为训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关雎》者，男先乎女子之义也；次以《葛覃》，妇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妇爱夫也。爱易而敬难，故先敬而後爱。能如是之敬爱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传》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为燕射房中之乐，而不为《二南》如正墙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つ木螽斯》
△二篇均不必属太姒
《序》及《朱传》皆以《つ木》为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为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余按：《螽斯》之旨当如《序传》所云；若《つ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爱敬其上之诗。文王、太姒之德固当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遗泽者亦当有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风行草偃者哉！故读此诗者，观其上下一体，诚意相孚，恍然犹见盛世之风，熙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远，正不必定属之文王、太姒而後见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关雎》以下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是以不敢尽从朱子之言。说并见前篇首《周南条》下。
○《桃夭》
△风俗之美
此篇语意平平无奇；然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艳称。为胥党者多以妇之族姓颜色为贵而夸示之，《硕人》之诗是也。为妇党者多以胥之富盛安乐为美丽而矜言之，《韩奕》之诗是也。俗情类然，盖虽贤者有不免焉。今此诗都无所道，只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为妇能顺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为至贵至美，此外都可不论，是以无一言及於纷华靡丽者。非风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谓其婚姻以时，犹恐未尽此诗之旨也。
○《兔》
△却至及《序》、《传》说均非
此篇据《春秋传》却至之言，以“公侯干城”为盛世事，“公侯腹心”为衰世事。《序》及《朱传》则皆以为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故诗人美之。余玩其词，似有惋惜之意，殊不类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贤，卿大夫咸搜剔严穴以充百职事，朝既不闻幸位，野安得有遗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复以进贤为事，是以世胄常蹑高位而寒苦无进身之阶，文士或间一遇时，而武夫尤难以逢世。以故诗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着，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显然言外。不然，既足为干城，为腹心矣，何以为公侯者犹听其迹於“中林”，寄情於“兔”哉？以一篇两属之固非是，即以为俗美贤多亦恐未合诗人之语气也。
△由盛之衰
兔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诗。盖盛则贤才聚於廊庙，干城腹心之材不弃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则风浴日偷，人材渐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禄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风尚未大变，是以畎亩之间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时而无人为振作之，久之而风俗遂日敝，《关雎》、《桃夭》之化遂变而为《乔木》、《游女》之风。君子於此可以观世变焉，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苡》
△本篇词意不可知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传》云：“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余按：药之治难产者甚多，不必其车前也；自汉以来，妇人无不乐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时也。朱子以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苡”，於理为近。然妇人挑菜乃田间常事，岂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谓此诗词意必有所谓，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杀其长子宏，复欲杀其次子贤。贤作《黄台瓜词》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其後肃宗信谗杀其子亻炎，代宗时为太子，忧危之甚，李泌乃为帝诵此词，由是代宗得以不废。岂非其诗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则亦淡而无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谈耶！《苡》之诗与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迹，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复讽诵之，触於事势亦有足兴感者，断章取义亦足以资语言，正不必曲路之说也。
○《汉广》
△游女非美俗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朱传》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处於闺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饣盍彼南亩”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见之，贱之可也，置不为意可也。从而爱之慕之，则俗之敝为尤甚。以是为“端庄静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为圣人之化，岂圣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爱慕乎？盖此诗乃周衰时作，虽不能闲於礼，而尚未敢大溃其防，犹有先王之遗泽焉。以为文王之世，失之远矣。江去周都干数百里，汉亦将及千里，谓“由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亦误。
○《汝坟》
△本篇非妇人勉夫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朱传》云：“汝坟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王室’，指纣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妇人之事，而“如调饥”、“不我遐弃”之语亦不类妻之施於夫者，《车邻》之“见君子”《传》以为君矣，《菁莪》之见“君子”《传》以为宾客矣，何所见此《见君子》之必为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别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宁至关怀，亦不应以不遐弃为幸也。《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则是桀、纣之暴原不行於几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馀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前两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与纣，前後语意毫不相贯，古人宁有此文法乎！
△此东迁後诗
细玩此诗词意，与《序》、《传》所言了不相似。窃意此乃东迁後诗，“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东都畿内，盖畿内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爱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放未得见；周室既东，大夫避乱而归其邑，而後民得见之，故伤王室之如毁而转幸父母之孔迩也。如此，似於文义较顺，而章法亦相贯。姑识其说如右。
○《麟趾》
△本篇非衰世诗
《麟趾》一篇，《序》说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属之衰世则非是。此篇极言仁厚之德浃於子姓，非极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谓之衰！其所云“无犯非礼”者，语亦殊浅。惟《朱传》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诗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时耳。
△《麟趾》、《驺虞》附於《二南》後之故
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於言表，略与《召南》、《驺虞》相类；而章末皆以“于嗟”结之，有一唱三叹之音，在诗中别为一体，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与《关雎》、《鹊巢》相为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