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世群才，造作日富。餘力未，體制遂繁。是故悦豫之懷宣而頌贊作，悼痛之情發而哀誄興。銘以稱功，著弘潤之能；箴以補闕，昭敬慎之美；碑以崇德，極揄揚之才。莫不隨事命名，稱情立體，含章耀采，緯詩經文。觀彦和之所評騭。
劉勰《文心雕龍·頌贊》：“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征’原作‘巡’，據《御覽》改），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東巡》（原作《上林》，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改），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核。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虚論，有似黄白之僞説矣。”
又：“至相如屬筆，始贊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總録，頌體而論辭。”
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謬稱爲述，失之遠矣。”
又《銘箴》：“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旭（原作‘昶’，據唐本改）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之銘（原作‘銘思獨冠古今’，據《御覽》改），思燭古今；橋公之鉞，則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於敬通雜器，準矱武銘（原作‘戒銘’，據唐本改），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又：“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絶。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有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
又《誄碑》：“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吴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據唐本增‘其事’二字），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
又：“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胡（原作‘乎’，據唐本改）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又《哀弔》：“暨漢武封禪，而霍嬗（原作‘子侯’，據唐本改）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降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原作‘代’，據唐本改）。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謡。亦彷彿乎漢式也（原作‘武’，據唐本改）。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其實。”
又：“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原作‘平’，據唐本改）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反騷（原作‘文略’，據唐本改），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原作‘語’，據唐本改），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
流别之所品藻，
摯虞《文章流别論》：“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又：“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嚴可均曰：十二當作二十五）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爲之辭，署曰《百官箴》。”
又：“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夫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平契，無不有銘，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録。”
又：“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
既有以得其高下矣。而二氏所評各家，大多東京之彦。故班志藝文，於此諸作，不與詩賦，比量同觀。
按《藝文志》，於“六藝”“諸子”之外，特立“詩賦”一略，不以屬之“六藝”之詩家、樂家。而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入賦家，劉安、劉向等《琴頌》七篇出樂家（按《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班固自注，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據顔師古注，知劉歆《七略》本有班氏出之者。賦家劉向賦三十三篇。沈欽韓曰：樂家出《琴頌》，應入此），《黄帝銘》六篇入道家。又劉向之《列女傳頌》（按《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自注，《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揚雄之《州箴》、《官箴》、《酒箴》（按《漢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沈欽韓曰：《後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八箴也。《陳遵傳》，成帝令雄作《酒箴》。王先謙曰：史索隱引作《酒賦》，蓋在賦家十二篇中）。司馬相如之《荆軻贊》（按《漢志·雜家荆軻論》五篇。自注，司馬相如等論之。王應麟曰：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贊》。《文心雕龍》：相如屬筆，始贊荆軻。章太炎曰：司馬相如始爲《荆軻贊》，以輔助論者。據此則贊應與論相繫屬者）以及《孔甲盤盂銘》、《大》、《筍簴銘》、《夏箴》皆附入《諸子略》中。以此推之，知董仲舒之《山川頌》（見《古文苑》），東方朔之《旱頌》（見《藝文類聚》），吾丘壽王之《驃騎將軍頌》（見《後漢書·班固傳》），淮南王之《國都頌》（見本傳），王褒之《甘泉頌》、《洞簫頌》、《聖主得賢臣頌》（見本傳）、《碧鷄頌》（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劉向之《高祖頌》（見《漢書·高祖紀贊》）、《熏鑪銘》（見《文選·景福殿賦》注），劉歆之《斛銘》（見《隋書·律曆志上》），亦當或入賦家，或在其所著書中，皆不特著其目。不同詩賦之别出一略，豈非以凡此諸體，作者寥寥，不足與詩賦比隆歟？
若夫名實之異，體用之殊，後賢於此，每多詬病。斯固綜核之正術，非變通之微旨矣。
按彦和論頌則謂告神之體，浸被於人物。論贊則稱明助之用，漸變爲貶褒。論銘箴則譏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論誄碑則申貴賤長幼之義，詳裨岳麗牲之用。仲洽論頌致意於古頌之義，論銘反復於銘器之文。論碑辨析於廟墓之制。可謂能正名辨物者矣。然詳觀二氏所論，雖於名實體用之間，辨别至明，亦未嘗不以爲古今質文之變也。近世太炎章氏，病後世文敝，務爲綜核，遂斥漢末文士事不師古，以意題别。謂宜刊剟殊名，言從其本。意主砭時，言遂激越。至欲省廢哀祭碑狀諸體，斯執法之過，近於寡恩。好古之篤，嫌於拘泥者矣。
蓋文心善變而靡窮，篇體隨時而代用。或蟺蜕於初型，或蕃衍於古式，惟變所適，孳乳寖多。且東漢之時，四言既成弩末，賦體已歎觀止。才智之士，錯綜詩賦之體，經緯文筆之用。涂軌别開，故能託雅致於柔毫，發奇情爲新采，雖未盡準的前修，庶幾楷模後世矣。然如伯喈擅美碑製，猶不免諛墓之譏；
顧炎武《日知録》：“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
按《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己耳。則亭林之譏，未爲過矣。準此而推，讚頌銘誄之文，專務盈辭，背立誠之訓，概可知矣。故桓範《世要論》，譏贊象之文，以虚爲盈，以亡爲有，聖人所疾，庶人所耻。又論銘誄之作，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欺曜當時，疑誤後世，考範建安時人，其所譏彈若此，則當世文弊，已爲有識所非議矣。
自餘樂松之徒，其淺陋妖僞，更不足論矣。斯則人心風俗之憂，所謂衰世之文也已。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楊賜《虹蜺對》，又鴻都門下，招會群才，造作賦説。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間，並各拔擢。
蔡邕上封事陳政要七事，其五事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諷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虚冒名氏。”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疏》，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於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蜕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