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先秦学者，生当诸国并立之时，其环境与世界主义似相反，然其学说皆共向此鹄无异同，而且积极的各发表其学理上之意见，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其在儒家，孔子作《春秋》，第一句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纪年以鲁国，因时俗之国家观念也。而正月上冠以一“王”字，即表示“超国家的”意味。《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公羊传》注哀十四年）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犹大也。太平之世，非惟无复国家之见存，抑亦无复种族之见存，故《论语》云：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将自己所有文化，扩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的地位，此吾先民最高理想也。故《论语》又云：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中庸》亦云：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即此数语，其气象如何伟大，理想如何崇高，已可概见。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其排斥国家主义也亦更力。其言曰：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已，则王乎。”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所不慊于齐桓晋文者，为其专以己国为本位而已。
道家以自然为宗，其气象博大，亦不下于儒家。《老子》书中言“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诸如此者不一而足，其为超国家主义甚明。
墨家言兼爱，言尚同，其为超国家主义也更明。抑彼宗之世界主义，尤有一极强之根据焉，曰“天志”。彼之言曰：
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墨子·天志上》）
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同譬）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己（同以）异此。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墨子·天志中》）
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一，利之如一。故凡人类之受覆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故曰：
视人之国若其国。
如此，则国家观念，直根本消灭耳。《尚同》篇言以“天子壹同天下之义”，其世界主义的色彩，最明了矣。
法家本从儒道墨一转手，其世界观念，亦多袭三家。但彼最晚出，正当列强对抗竞争极剧之时，故其中一派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其臭味确与近世欧美所谓国家主义者相类，无庸为讳也。显然，彼辈之渴望统一，与余宗同，特所用手段异耳。勉以今语比附之，则儒墨可谓主张联邦的统一，平和的统一；法家可谓主张帝国的统一，武力的统一也。其后秦卒以后者之手段完成斯业，然而不能守也。汉承其绪，参用前者之精神，而所谓“定于一”者乃终实现焉。
当时人士，异国间互相仕宦，视为固然，不徒纵横家之朝秦暮楚而已。虽以孔墨大圣，亦周历诸侯，无所私于其国。若以今世欧洲之道德律之，则皆不爱国之尤者，然而吾先民不以为病，彼盖自觉其人为天下之人，非一国之人，其所任者乃天下之事，非一国之事也。
欧洲幅员，不当我半，而大小国数十。二千年来，统一运动虽间起，卒无成效。德法夹莱因河而国，世为仇雠，麋烂其民而战，若草芥然。巴尔干区区半岛，不当我一大郡，而建国四五，无岁无战。我国则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虽曰干戈涂炭之苦亦所不免乎，然视彼固有间矣。谓彼由民族异性各不相下耶，我之民族，亦曷尝不复杂，而终能冶为一体，则又何也？我之统一，虽物质上环境促成之者亦与有力，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则圣哲学说能变化多数人心理，抟之以为一也，吾固言之矣。同类意识，宜扩大不宜缩小。使吾先民常以秦人爱秦越人爱越为教，则秦、越民族性之异，又宁让德法！吾惟务滋长吾同类意识，故由异趋同；彼惟务奖借其异类意识，故异者益异。呜呼！心理之几至微，而末流乃滔天而不可御。吾侪诚欲抱吾卞和之璞以献彼都，不审竟遭刖焉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