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為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為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
《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為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為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為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為名。又忿己以力為人，而反為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托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郈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托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祁奚乘驛見範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為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為，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為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即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為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眥，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涘頻之水，鱣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後為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為，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為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於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為，非以苟托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
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為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於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於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托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為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於驟諫不用之時，即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為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眾多之口也哉！
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劄與同立於朝，季子親於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於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劄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為非吳親屬，諫死為過。夫彼謂為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劄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翰林論
為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
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眾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於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
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為，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製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為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為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
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為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夫以盡職為出位，世孰肯為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並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顰蹙於私家之居，而矜誇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
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幸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
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弘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為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為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剄之，所以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
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綌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翣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晁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
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弘、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奸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
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並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為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為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為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托曰：「惟卿為大夫。」其辭邶殿，則托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
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為」，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於《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為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粗縗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為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
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為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掞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藪、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佹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眾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為，戰則速敗，而田野為蕪萊，國何賴此哉？
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眾也，至於萬人，則為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為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為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為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為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為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為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為軍，鄙則為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為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
嗚呼！後之為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為鬥。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為，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為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猲取財，擾地方為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為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為農之為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