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在欧洲，使用拉丁字母，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发展到活字版的应用，才算是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则不然，由于中国是不使用字母而使用单字的，因此只要有雕版的发明，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了。
秦汉的印玺，汉魏的三体石经，南北朝的碑志石刻，如果对它们进行模拓的话，实际就是印本了，所不同于后来木板的，印玺石刻模拓出来，大都是阴文，而后来的雕版则是阳文。唐韦应物《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埽白黑分。”韩愈《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可见石拓在唐代已很流行。韦应物诗中还说：“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芝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那么可见李斯刻石的拓本，在韦应物之前很早，甚至可以说在汉魏有纸以后，就已经有拓片并流传很广了。这种石拓本，尽管是阴文，但不能不说它是雕版印刷术的滥觞。
关于雕版的首先使用，前人曾说是在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4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
载阅陆子渊（名深）《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但陆深《河汾燕闲录》“悉令雕板”四字原作“悉令雕撰”。陆深所引材料，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原文亦作“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像，是塑像，经，是佛典，意思是把被破坏的佛像，重加雕塑，已残缺的佛经，重加修撰。因此说隋代已开始有雕版印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也有人引明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云：
（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认为可以证明雕版印刷在这时已开始使用。我们认为现存有关唐代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籍，都没有提到把《女则》梓行的事情，而且“令梓行之”的文气，也不像唐人的语气，《弘简录》虽然是一部好书，可是这一条不知引自何书，恐怕也靠不住。
倒是《云仙杂记》，虽是一部宋人冒名唐人所作的伪书，但它引用了《僧园逸录》所说：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
这说法倒是有可靠成分的，因为从玄奘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国，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病死，这二十年间，佛教在玄奘的影响下，颇有发展，大量的佛像，用雕板来印刷，也比较合算，并容易普及，这个时候的生产水平，也可以适应这样要求，因此张秀民同志认为这是雕版印刷之始，我个人是同意他的说法的。而且雕板印刷发展的过程，从开始由雕版图像才演进而为雕版文字，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雕版印刷既然使用于佛像，当然必然会应用于文字。唐中叶以后，长庆四年（公元825年），元稹为白居易作《白氏长庆集序》云：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又《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载：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鬵于市，每岁天文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纥干尚书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在大中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47年至849年），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
日本来唐学问僧宗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归国时，曾携回大量佛经和杂书，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所谓印子，就是指雕版印刷印成的书本而言的。
由于元白诗歌，家家传诵，历书又是农业社会的不可缺少之物；《唐韵》、《玉篇》这类字书，一般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需求迫切，因此雕版印刷才先从这些方面开始应用，这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至于纥干迷信神仙烧炼之术，欲为之鼓吹，故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以分赠同好，既然需要数千本之多，自然抄写不上算，而刻之梨枣了。总之在唐中叶以后，印刷术已经大大有发展而应用于各方面了。
在敦煌石室曾发现有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为二亲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用七张纸黏成一卷，全长十六尺，高一尺，首尾完整无缺。卷首还有释迦牟尼在给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刻镂精美。全卷字体也端正秀挺，是很成熟的一部作品，可见雕版印刷事业在此以前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会到达这样高的水平。可惜这现存的第一部印本书，已经被斯坦因拿走，不在国内了。
另外有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和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两种历书，这两种历书也是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也都被斯坦因运往伦敦。中和二年历书还印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说明这也是民间出版的私历。其字体的秀挺，风格的古朴，也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很高水平。
唐柳《柳氏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公元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唐僖宗逃蜀）。予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域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由此可见，在唐代末年，成都书铺已经有不少刻本书在出售了。到了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宰相冯道等奏请由国子监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据《五代会要》云：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汉乾元年（公元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尚书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这部巨大的九经雕版工程，经过二十二年的长期进行，终于雕刻完成，在全国发行了。与此同时，后蜀宰相毋昭裔在成都也奏请后蜀后主孟昶镂版刻印九经。毋昭裔同时还出私财，“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印之”（《十国春秋》）。这些书的木版，蜀亡后，毋昭裔的儿子毋守素把它运到北方，广为刷印，“诸书遂大彰于世”。可见，雕版事业到了五代十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给此后宋代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字版的出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雕版印刷的发明，对于当时文化传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很快传播到亚洲的友好邻邦去，以后并对欧洲的印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世界学术文化的前进，因此其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纸墨笔砚的制造与改进 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促使纸张具有更广泛的用途；而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要求造纸技术在质的方面更有所提高。唐五代的造纸技术，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的。
《唐六典》卷二十《古藏署令》：“益府（成都府）之大小黄白麻纸，杭（州治钱塘，今浙江杭州）、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州）、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之大模纸，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之百日油细薄白纸。”这都是作为贡品来收藏的。
《唐国史补》所载唐代著名产纸地：“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治江都，今江苏扬州）之六合笺，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西北）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今江西抚州）之滑薄，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谯县，今安徽亳州）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亦都驰名全国。
现在再分别介绍。
益州的麻纸（以破布作纸浆制成的），质量尤好。唐皇帝制书除拜宰相用黄麻纸，故称拜相为宣麻。制诏由学士草制，不自中书出，则用白麻纸。当时婺州出产的藤纸，每年以六千张作为贡品。皇帝的敕旨、敕牒，都用黄藤纸缮写；道观荐告词文，则用青藤纸，以朱笔缮写，称之为“青词”，见于《翰林志》。
益州的麻纸大量运到长安供朝廷各部门使用，《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当时皇家图书馆的“四库之书，两京（长安及洛阳）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唐六典》卷九）。在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篇》里，曾说过用黄来染纸，可使蠹虫不生，谓之“染潢”。到了唐朝，纸制成，也经过染潢这一手续，近年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有的往往经过染潢然后书写的。
在东晋南北朝，剡溪（今浙江嵊州一带）的藤纸，是驰名全国的。到了唐代，剡溪的藤纸，原料渐渐有枯竭的趋势了。舒元舆《悲剡藤文》中说道：“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万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洛（洛阳）、西雍（长安），历见书文者，多以剡纸相夸。”可见在国内市场上，剡溪的藤纸，仍有着很高的声誉。
越中（今浙东）和闽广，还以嫩竹造纸，称为竹纸。所谓“越中竹纸”（元鲜于枢《笺纸谱》），“闽人以嫩竹”（《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唐人李肇还提到“韶之竹笺”（《唐国史补》）。
“江南楮皮纸”（宋陈《负暄野录》），“楚人以楮为纸”（《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又有茧纸”（《唐国史补》），所谓“吴人以茧”（《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在沿海一带，也以海苔制纸。隋诗人薛道衡已有《咏苔纸》诗，可见用苔来制纸，当在隋代中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提到越之“苔笺”。“海人以苔”（《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当是就地取材。宋陈《负暄野录》称：“苔纸以水苔为之，名侧理纸。”
“临川（江西抚州）之滑薄”（《唐国史补》），可能接近于后代的连史纸。九江（今江西九江）出云蓝纸，宋许《彦周诗话》云：“段成式与温庭筠云蓝纸诗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送五十番。’”《唐国史补》又提到“扬之六合笺”，所谓“临川之滑薄”、“九江云蓝纸”和扬州之六合笺，都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罗州（治廉江，今广东廉江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唐段公路《北户录》）“唐人诗中多用蛮笺字。南番中出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负暄野录》）可见香皮纸是岭南的特产，驰誉全国。四川的蛮笺，就是模仿香皮纸而得名的。
在唐代，西川地区是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几乎可和江南的造纸技术媲美。蜀中造纸的材料，据苏易简《纸谱》云：“蜀人以麻。”《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麻纸外，《负暄野录》又称：“蜀中藤纸。”蜀纸之最著名的为薛涛笺。薛涛是唐宪宗、唐穆宗时期的蜀中营妓，能诗，喜造纸。费著《蜀笺谱》云：“薛涛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锦〕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砑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薛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唐代诗人看到深红色的薛涛笺，就得咏诗来赞美它。《太平寰宇记》云：“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那么，薛涛笺不仅只是红色，还具有多种颜色。
蜀“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谢公不知指谢姓何人，谢公“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费著《蜀笺谱》）。谢公所创制的十色笺，据《成都古今记》载蜀笺，“其目曰深红，曰粉红，曰杏红，曰明黄，曰深青，曰浅青，曰深绿，曰浅绿，曰铜绿，曰浅云，凡十样。又有松花纸、金沙纸、流沙纸、彩霞纸、金粉纸、龙凤纸、桃花、冷金之目。”费著《蜀笺谱》还提到蜀中“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轻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轻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十色笺制裁较少，有似岭南的香皮纸，因此也蒙上“蛮笺”这一称号。唐诗人韩浦《寄弟》诗：“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可见蜀十样笺也得称蛮笺。《唐国史补》里讲到蜀纸，也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名目，可以证实《成都古今记》中所载的蜀笺，颜色在唐人著述里都早已提到了。蜀笺中，鱼子笺算是最精致的一种，颜色光洁，纸面上还隐约带着霜粒的鳞鳞花纹，故晚唐诗人陆龟蒙鱼笺诗有：“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襞染，尽图春色寄夫君。”（《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
五代十国世，吴越有蠲纸，南唐有澄心堂纸。
宋程《三柳轩杂识》云：“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吴越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其赋役，故号蠲云。”由拳的产纸，是由麻来制造的，疑蠲纸也是属于麻纸的一类。
澄心堂纸，据《珍珠船》称，南唐“李后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墨、凤尾砚，三者为天下冠”。李后主所造澄心堂纸，甚为贵重，宋初犹有存者。《负暄野录》称：“南唐以徽纸作澄心堂纸得名。”米芾在《书史》中批驳了以徽纸（徽州即今安徽歙县）为澄心堂纸的说法，以为澄心堂纸是池纸（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他说：“纸多有益于书，由拳麻纸硬坚损书，第一池纸。匀之易软少毛，澄心其制也。今人以歙为澄心，可笑。古澄心以水洗浸一日，明日铺于桌上晒干，浆已去，纸复元性，乃今池纸也。特捣得细无筋耳。古澄心有一品簿者，最宜背书。台藤（今浙江天台一带的藤纸）背书，滑无毛，天下第一，余莫及。”绘画写字，都推澄心堂纸，元鲜于枢《笺纸谱》亦云：“南唐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后山丛谈》：“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有澄心堂书目三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宋董《广川书跋》：“江左书两等纸，用澄心堂所作，谷皮细抄，其上本入中隐堂，备亲览者，为御府书。其下入文馆，以广图籍。书有楷法，而字颇校雠，今散落人间，往往收藏为佳玩，与供进者绝异。”澄心堂纸是南唐李氏由御府监造的精致纸张，它在五代和北宋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广川书跋》中“谷皮细抄”一词来看，大概澄心堂纸是用谷皮来制成的，它细薄光润，载誉古今。
据《负暄野录》称：“若蜀笺、吴笺，皆染捣而成，蜀笺重厚，不佳，今吴笺为胜。”澄心堂纸是不染色者，细薄光润，适宜书画，此纸出，自当独步一世。
唐代北方“有桑皮纸”（《负暄野录》）。唐萧诚（玄宗时人）“善造斑石文纸，用西山野麻及虢州土谷，五色光滑”（《法书要录》）。“蒲〔州〕之白薄重抄”（《唐国史补》），亦名重北方。
除了造纸以外，“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亳（治谯县，今安徽亳州）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唐国史补》），也是书家所喜用的。
墨 没有纸以前，就有墨了，竹简和绢素，都可以用墨来书写的。汉代用终南山之松来造墨，扶风渝麋县（今陕西千阳县东）的墨，是非常驰名的。蔡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曹植诗：“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干。”可见用的是松烟。晋卫夫人（王羲之的老师）《笔阵图》说：“墨取庐山松烟。”到了唐代，河北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和河东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的松烟，尤见名贵。《通典·食货典》，易州上谷郡，年贡墨二百梃；潞州上党郡，年贡墨三梃。大概都是松烟。到了五代的时候，南唐改用黄山松、黟山松、罗山松来制墨，用的基本上也是松烟。而松烟的缺点是色彩暗淡，无光泽，尽管重用胶漆，还是挽救不了这个缺点。到了唐代，“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李峤诗），松烟之外，也采用油烟，尤其喜欢用桐油的煤烟来制墨，墨成，光泽逾于松烟。在《云仙杂记》里引《成老伯墨经》说：“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又云：“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字不昏暗，用桐油烟煤逾于松烟煤。北宋“熙、丰（宋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即公元1069至1085年）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辍耕录》），才正式发展以油烟来制墨。
制墨，和胶是首要的事情，如果“有上等煤，而胶不如，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煤，能成善墨”。“凡胶，鹿胶为上。”鹿胶，“一名白胶，一名黄明胶。墨法所称黄明胶，正谓鹿胶”。“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一斤，今（北宋时）用胶水一斤，水居十二两，胶居四两。”“胶多利久，胶少利新。”除了和胶以外，还掺漆入鹿胶中，“若以漆和之，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如法”（晁以道《墨经》）。
胶和煤烟，都有臭气必须搀入香料。韦仲将《墨方》：“合墨法，以真珠一两、麝香半两，皆捣细后，都合下铁臼中捣三万杵，杵多愈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用木、鸡白、真珠、麝香四物掺入。唐君德用醋石榴皮、犀角屑、胆矾三物掺入。又一法，用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掺入。南唐李廷用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掺入。真珠粉掺进入墨，使墨磨成之后，闪闪发光；麝香除臭气，发香气，所以古人用来和墨。
汉代渝麋墨称枚，魏晋时以丸形，所以称墨丸。后来有螺子墨，大概也有丸形的。黄山谷言李廷墨能削坠谷中，经月不坏。唐末易州又墨工奚鼐、奚鼎兄弟，以制墨著名。奚鼐子奚起、奚超传父制法。五代初，北方战乱，奚超一房，自易州南渡江南，定居歙州（今安徽歙县），南唐主赐姓李氏。奚超子李廷（一作李廷）、李廷宽、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十国春秋》云：“李廷居歙，其地多美松。时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龙，其幕有宣府字，或著姓氏，或别州府，然传者绝少。”“黄山谷于几间取小锦囊，有墨半丸，以示卖墨者潘，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廷墨。”但李廷父子尚用松烟，到了北宋，始改用桐油烟煤来制墨。一直到今天，徽墨尚享有盛名。
黑墨以外，《云仙杂记》引《大唐龙髓记》云：“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及书写衣服，黑衣用白书，白衣用红书，自成一家。”可说是五色墨的滥觞。
笔 在用纸以前，古人已经用笔来写在简素上了。最近考古发现，几次出有古笔，形制古拙，笔管较今笔为长。《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博物志》：“蒙恬造笔。”马缟《中华古今注》云：“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谓兔毫，竹管笔也。”人间传说：“张芝、钟繇用鼠须笔，笔锋劲强有锋芒”（王羲之《笔经》），可是王羲之却不信此说。《法书要录》谓王羲之“写《兰亭序》以鼠须笔”。王羲之既不信张芝、钟繇用鼠须笔，自己也不见得会用鼠须笔，所以用鼠须笔之说，恐是后世传闻之误，未必真有其事。卫夫人《笔阵图》讲到制笔时，“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法书要录》引）。王羲之《笔经》也说：“诸郡兔毫，惟赵国毫中用。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毫长而锐。”“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新唐书·艺文志》：“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岁给河间（郡治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景城（郡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博平（郡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可见笔材基本上都是采用兔毫制成的。白居易的新乐府《紫毫笔》：“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段公路《北户录》中也称：“宣城岁贡……紫毫三两”以作笔。这个紫毫笔，也是以兔毫充笔材。据《云仙杂记》说：“白乐天作《紫毫笔》诗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予守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时，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陈、亳、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倒秃。”可见宣州兔毫笔，并不是用宣州土产的兔毛，而用的是陈、亳、宿等州兔毛，不过由于宣州笔工技术过关，选择精良，从而宣笔和宣纸、徽墨一样，在国内获得很高的声誉。
宣城制笔的笔工，在唐、五代，以诸葛氏最为著名。据宋叶梦得《避暑录》称：“笔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据说南唐时，宜春王李从谦，“喜书札，学习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陶榖《清异录》），当时一枝普通的笔，只值三个制钱，而诸葛氏之笔，一枝酬以十金，可以称为高级毛笔了。
笔管以竹最为适宜，《朝野签载》称：“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新唐书·欧阳询传》亦称：欧阳通“书亚于父，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实际笔管应取轻便，不必一定要取金银牙犀来装饰，王羲之《笔经》云：“昔人或以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
东晋时，王隐作《笔铭》：“岂其作笔，必兔之毫；调和难脱，亦有鹿毛。”在王隐之前，秦蒙恬曾以鹿毫为笔。唐刘恂《岭表录异》：“番禺地无狐兔，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其为用与兔毫不异。”欧阳通也采用狸毛为笔。又“昭（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富（治龙平，今广西昭平）、春（治阳春，今广东阳春）、勤（治富林，今广东阳春西北）等州，则择鸡毛为笔。”“韶山（今广东韶关）择鸡毛为笔。”鸡毛笔“可以抄写细字”。鸡毛笔之外，又说：“溪源有鸭毛笔，以山鸡毛、雀雉毛间之，五色可爱。”可见制笔的材料、品种很多。当然当时最广泛所喜用的，还是兔毫，毋怪韩愈要给管城子中山毛颖列传了。
柳公权是一代书家，他有一帖云：“近蒙寄笔，深慰远情。但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取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掣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杨升庵外集》录文）对笔的要求，可以说是很切实而全面的。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笔也成为举子重要工具之一。《清异录》载：“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即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这也可说是笔史中一桩有趣味的故事。
砚 在纸发明以前，已经用砚来和墨或漆了。卫夫人之砚，据她的《笔阵图》说：“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晋仪注》：太子纳妃有漆砚。据米芾《砚史》：“今人有收得右军（王羲之）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色紫类温岩，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中亦成凹矣。”“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于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尾砚。”砚的形制，没有后世那样多样化。
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旧唐书·柳公绰传弟公权附传》）。青州砚分青石和红丝石两类。“青州青石，色类歙，理皆不及，发墨不乏，有瓦砾之象。”“青州红丝石，弥佳，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纹理斑石赤者，不渍墨，发墨有光，而纹大不入看。”（米芾《砚史》）另一种说法，青州红丝石，“红黄相参，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须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李之彦《砚谱》）。《十国春秋》云：“江南主尤重红丝砚。”
“歙砚，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李之彦《砚谱》）。歙砚亦称婺源砚，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称：“唐开元中，猎人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叠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至南唐中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石并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宋人随笔：“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李之彦《砚谱》载：南唐“李后主得青石砚，墨池中有黄石如弹丸，水常满，终日用之不耗。”因为歙砚是南唐封域之内的产品，李氏自然要对它加以珍爱了。
李肇《唐国史补》称：“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端砚在唐代已很著名。唐诗人李贺有《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据《端溪砚谱》：端州治高要县，县东三十里有斧柯山，即砚岩也。先至者曰下岩，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即唐取砚之所。又旧砚谱谓：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顶石尤润，如猪肝色。李贺歌中的“踏天磨刀割紫云”，当是指山顶紫色之石。“暗洒苌弘冷血痕”，则指鹆眼。僧齐己亦有《谢人惠端溪砚》诗，可知端溪砚在唐代已大量生产。
纸墨笔砚的保养方法，在《云仙杂记》引《文房宝饰》里提到：“养笔以磂黄酒舒其毫（并使其不蠹）；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并使其不黄）；养砚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后世用漆匣）；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这几句都是很有经验的话。
纸墨笔砚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五代书法、绘画两项重要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宋元明清的书法、绘画艺术水平，就是在这个高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