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节侠义之风，莫盛于东汉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何其烈也。曹魏得志，恶其不为己用，乃百端凌折之，而士气衰矣。朱子答刘子澄书曰：“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且以荀氏一门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及其孙彧则已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盖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以至于此。”司马氏以曹氏重臣，阴篡其国。魏之士大夫，亦复倒戈相向，无复为曹氏守节者。虽天道之好还，而名节侠义之风遂不复存。
晋之建国，初无忠厚开基之道，而有作人之雅化也。承魏何晏、王弼之风，祖述老庄，雅尚清谈，崇尚虚浮，不遵礼法。王衍、乐广之徒，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化之。终日捉麈尾，据胡床，自称名士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无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朝野之间，翕然成风。有识者，固不待石勒之啸、刘裕之篡，而知汉族之不竞，晋室之必亡矣。
当众人梦梦，举世滔滔之日，而无一人焉。树风节，明大义，为疾风之劲草，岁寒之松柏，则波流所届，伊于胡底？譬之于时，长夜漫漫而无旦时，天地之道亦将息矣，岂不危哉？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贤人、高士也，甚于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
乱极之世，人才乃出，其出身加民，致位将相，旋乾转坤，而奏赫赫之功者。夫固泽流一世矣，亦有人焉，避世若凂，逃名不出。高洁之行，天下皆望之；难言之痛，天下皆谅之。其迹愈隐，其风概愈显。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足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在当时，虽不及名将名相有特殊之功绩，而其为一代之典型，维万古之纲常，则非廊庙中人所能及其万一也。
东晋之季，有陶渊明焉。世皆以隐逸称之，徒以其迹论之，则固然矣。今读其《饮酒》《述酒》诸诗，则知陶公之托于曲糵，逃于昏冥者，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公固宰辅子孙，当恭帝之时，刘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未几，潜行弑逆，公乃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其退休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论者不察，与竹林诸狂士(晋书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等量齐观，夫岂足与论古者哉？
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欲为韩而毙吕殄秦者，子房也；欲为汉而诛曹殄魏者，孔明也。虽未能尽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愿矣。灵均逆睹谗臣之丧国，渊明坐视强臣之移国，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愿者，其事业见于世，莫如之何者，将没世而莫之知，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愤。人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嗟乎，陶公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雠，乃终以高隐终也。悲夫！
追求名节侠义的风气，没有人能比得过东汉时期朋党之争中的那些贤人，就算被杀头，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逃避，这是多么地刚烈啊！曹魏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痛恨他们不肯为自己服务，于是便百般折磨他们，从而导致读书人的这种追求名节侠义的风气日渐衰落。朱熹在给刘子澄的回信中说：“建安时期以后，中原一带的士大夫们只知道有曹氏家族，却不知道有汉家天下。就以荀氏一族来说，在荀淑向粱氏直言陈事的时候，而他的儿子荀爽，已经在董卓的手下做官了；他的孙子荀彧，则已经做了汝阳侯唐衡的女婿，成了曹操的臣子，却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这种刚正率直的气节，在遭到社会的迫害时，他们便开始寻找保全性命的方法，因此，不知不觉中就沦落到如此地步。”司马氏凭借自己是曹魏政权的重臣，暗中篡权，夺取了曹魏政权。曹魏政权的士大夫们，便又纷纷投靠司马氏，没有一个人为曹氏政权拼死抗争的。即使世间善恶有报，这种侠义风气却不复存在了。
晋朝建立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忠实厚道的开国之法，但却有立身行事的纯正教化。沿袭了魏国何晏和王弼的学风，效法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喜欢空谈玄理，崇尚虚无，不遵守礼仪法度。王衍和乐广的学生，都把心放在尘世之外，名声显赫，得到人们的推崇，社会便形成了一种风气。他们每天都拿着拂尘，靠坐在胡床上，称自己为名望高而又有学问的人。他们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而抛弃了六经学说。他们的谈论，都以道体虚无作为争论焦点，而轻视名誉和礼法；立身处世，都把放纵邪行作为通用标准，而忽视节操和信义；求取功名，都以贪求富贵作为重要准则，而蔑视刚直和正道；做官都崇尚不问政务的作风，而嘲笑勤勉恭谨。这种情况在朝廷和民间形成了一种风气，有见识的人不用等到石勒谋反、刘裕篡位，就已经知道汉族是不会胜利的，晋朝是一定会灭亡。
正当世人浑浑噩噩、社会混乱不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建立风骨和节操，呈明正道，作大风中的劲草，寒冬中的松柏，如此水流所能流到的地方，谁知道要流到哪里才算完呢？如果用时间来比喻的话，就好像是长夜漫漫没有天亮的时候，天地之间的大道也将停止了，这难道不很危险吗？于是才知道人类对忠臣、孝子、贤人和高士的依赖，比对日常生活中一天都不能缺少的粟米水火的依赖还要厉害。
混乱的时代，有才学的人就会出现，他们做官会施恩惠给人民，官位升到将军、宰相，能够扭转乾坤，拥有显赫的功绩。尽管他们一定能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但仍有人逃避乱世就像逃离污染一样，逃避声名而不愿意出来做官。这些人高尚纯洁的品行，天下人都仰慕；他们隐藏在内心难以说出口的痛苦，天下人都会原谅。他们的生活越隐密，他们的风度和气概就越显赫。世世代代以来，这种气度和品行仍然能够使冥顽不灵的人变得廉洁正直，使软弱无能的人变得意志坚强。这在当时社会，虽然比不上名将名相有显赫的功绩，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维系着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即使是朝廷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们也不能达到他们的万分之一啊。
东晋末年，有个人叫陶渊明。世人都称赞他为隐士，如果只是从他的生活轨迹来说，那么他确实是这样的。如今读了他写的《饮酒》《述酒》这些诗歌之后，就会知道陶渊明把他的理想抱负都寄托到了酒当中，想要借此来逃离混乱的社会，又怎么能与阮籍他们相提并论呢？陶渊明本来是宰相的后代，在东晋恭帝在位的时候，刘裕逼迫皇帝让出皇位，随后，刘裕便废黜了恭帝，并封他做零陵王。没有多久，刘裕又派人暗地里刺杀了恭帝，于是陶渊明便远离官场，开始隐居起来，不再受人世间的纷乱，最后竟然自己亲自耕种，甚至乞讨食物，这些足以看出他的忠心和正义。他辞官休息期间写的诗歌，大多都是吊念故国，感伤时世，带有伤感讽刺的诗句。谈论的人如果不能明察这些，而把陶渊明与竹林七贤同等看待（《晋书·嵇康传》中写道：能够与嵇康进行心灵上对话的，只有陈留的阮籍、河内的山涛和向秀，沛国的刘伶，阮籍兄长的儿子阮咸，琅琊的王戎，于是他们约在竹林游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竹林七贤”），那么又怎么能与他们谈论古人呢？
楚国的屈原大夫、韩国的张良司徒、汉朝的诸葛丞相、东晋的陶渊明，这四个君子，他们的道德品行不同，遇到的时代也不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一样的。这种一样是指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都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罢了。想要为韩国去杀掉姓吕的人，灭掉秦朝，这个人就是张良；想为汉朝去杀光曹姓的人，灭掉魏国，这个人就是诸葛亮。尽管没有能完全实现他们的心愿，但这也算是伸张了志气和心愿。屈原预见奸臣会把国家败亡，陶渊明眼看着掌权的大臣篡夺国家政权，而他们都没有办法。那些能够稍微伸张自己意愿的人，他们的事迹都是被世人所见证的；而那些不能伸张自己意愿的人，就算到死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那么就不得不借助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谈去寄托自己的意愿，从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忠义与愤激。这就是人们每次读屈原的楚辞、陶渊明的诗歌流泪叹息的原因。唉！陶渊明既不能辅佐明君来谋划国家存亡大计，又没有皇权高官等权贵可依靠，于是最终只得隐居终老。真是痛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