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国煊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说得准确些，是两年四个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是时刚于去年欢度七十寿辰的蔡先生居于上海〔蔡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计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虚龄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变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兼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弃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岛”。二十七日，七十岁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长、内弟周仁（子竞）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拟经河内前往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二十九日晚七时，船抵香港〔见蔡先生《致张元济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传》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确〕。香港是蔡先生的重游旧地，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岫庐），蔡先生乃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长张元济），“承其转属香港分馆主任黄汉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云五“导观港中本馆，印刷厂（引案：香港分馆在港岛中环皇后道中，印刷厂在北角英皇道）规模宏大，布置周密；闻印刷尚有余力，唯运输正在规划耳”（《致张元济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记云：
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引案：于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后，身体日渐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时年十岁）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引案：香港崇正会馆位于跑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号，楼高四层，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为今日楼高十三层的崇正大厦），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
十二月二十五日，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病逝香港旅馆，挽之以联，联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翌年一月为熊希龄撰写碑文。）二十九日下午五时，继室周峻（养浩，婚后蔡先生以友相待，昵称之为养友），挈女睟盎，子怀新、英多，乘船由上海安抵香港，暂寓陈彬龢（松轩）宅中。睟盎时年十一，怀新九岁，英多八岁。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家人搬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五六号京士柏大厦（King’s Park Building）楼下二号〔此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蔡先生《致王世杰函》，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先生《致王云五函》作“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六五号中之第二号”，误。Austin之正式译名为柯士甸，作沃斯丁、柯斯甸、柯士丁、奥斯甸不确，柯士甸道（Austin Road）、柯士甸路（Austin Avenue）为相近的两条马路，前者止于一六二号，后者至二十八号。当年之京士柏大厦现已改建为花园大厦（Garden Mansion）〕。蔡先生喜新居“较为宽广”，附近“其地空旷”，可以“时携儿女散步”。〔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蔡睟盎、怀新姊弟应邀至港，出席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为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蔡元培生平事迹图片文物展览”开幕礼，并接受记者访问。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冼洁贞《蔡元培科举殿试真迹揭秘——蔡睟盎、怀新姊弟谈可亲可爱的父亲》，略云“蔡睟盎说，一九三七年开始，他们随父母到达香港，曾至（香港）英皇道永兴街居住，直至父亲在一九四〇年逝世后，仍居上址”不确，王云五于蔡先生逝世之日，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可证。疑上址为陈彬龢宅，蔡先生去世后，蔡夫人等为免睹物思人，复暂寓陈宅。〕
由于初到香港，子女插班不易，蔡宅“客厅一半改作书塾，蔡夫人自课儿女。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蔡先生租房用名及所刻名片，都用周子余三字。居常以不见客为原则，所以往来无一生客，因之见客也就很少”（萧瑜《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秋，蔡睟盎三姊弟入邻近的位于漆咸道与柯士甸道、柯士甸路之间的圣玛利女校就读〔入学事见蔡先生《复次子蔡无忌函》。圣玛利女校正名为嘉诺撒圣玛利书院（St.Mary’s Canossian College），学校的正门在柯士甸道一五八至一六二号，即京士柏大厦的右边。若依蔡睟盎所说当时蔡家居于港岛北角永兴街，以当年的交通情况而言，起码要两车一船始能返校，每日一往一返至少要三个钟头〕。翌年，由于年龄关系，怀新、英多“不许再在女校附读，故改进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通称拔萃男校，校址为九龙亚皆老街一三一号）。由于圣玛利女校、拔萃男书院是教会办的英文学校，前者由罗马天主教会创办，后者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学校偏重英文，故家中增习国文”，兼“家中专课国文之教员”为蔡先生的临时秘书、北大校友余天民，“一星期两次”。蔡先生尊师重道，《蔡元培全集》中有一九三八年蔡先生致余天民函数封，读之可见东翁对西席的重视，与慈父对子女学业的关注：
承赐小女、小儿等佳作（唯奖饰太过，殊不敢当耳），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英多以旧历午年生，最喜看马、画马，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
十一日（星期六）午后，小女等拟往香港就医，国文工（功）课拟请移诸午前（因午前学校放假），自十点钟起。如蒙允诺至感。
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应任夫人（陈衡哲）之约，往任寓，早去晚归，请给假一日为荷（星期三仍请照常授课）。
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于午后在校中照常上课，而小儿怀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请放假一日，于星期六照常上课。
蔡先生抵港之后，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由于年老体弱，而且酒能伤身，是以“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孑民先生与我》）。有人曾经说过，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时身边的好护士，证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对于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继一九三六年三月赋七律五首贺夫人四十六岁生日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复于客中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长女威廉（母亲黄世振，夫婿林文铮）以产后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闻耗，含泪撰文为悼。
蔡先生由于健康关系，被迫滞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后的健康情况，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于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假港岛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副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礼，并发表演说，由王云五担任英译。是日“由廖（梦醒）女士接先父先母从九龙渡海至香港，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蔡睟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情谊》），“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先生“复感不适”，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头晕，请医生诊验，谓是血压太低，谓消化力弱，血液留滞于胃。故脑患贫血，宜使脑多休息，食后切勿即用脑力，并服补血剂。二十余日来，除十日晨间晕眩稍剧外，已渐痊愈。不轻见客，不常写信，而卧阅书，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复王敬礼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忽患头晕”一事，误系于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骝先），报告蔡先生病况：
顷得香港雷女士来信，言孑民院长患病甚至倾跌；当时蔡夫人甚为恐惧，日来渐见康复。医云：用脑过度及贫血，是以头目昏晕。血压较平时低，只有五十余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将旬日，现时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饮食等渐次增进，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复元。现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
病中仍如平常，不喜欢因自己的事麻烦别人。十月七日，蔡先生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雪艇），谈到自己的近况：“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幸此地适处三方面交通中心，函商尚便，聊以自宽而已。”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有复张元济（菊生）一函，提到：“弟在此不常见客，本为避烦起见。自八九月间患脑贫血症后，益不敢不节劳。但近数月，觉调养有效。”话虽如此，实则“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以至于“国破山河在”之日，纵然报国有心，限于年老体衰，无法“归队”。其苦闷的心情，不言而喻，幸有子女承欢膝下，暂忘客中寂寥。
对于子女的教育，蔡先生一向极为重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所写的一篇《夫妇公约》中，特别提到：“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蔡先生对于子女，绝不会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而是一视同仁。“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子女要五育兼重，因为“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蔡先生《睟儿十岁生日》）。香港素来寸金尺土，蔡宅“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可见蔡先生夫妇对体育的重视。
蔡先生虽然长期担任大学校长，所接触的都是大学生，但年逾花甲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很懂得儿童心理，很懂得因势利导，对于儿童节，十分重视。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曾偕夫人出席上海市庆祝儿童节大会，并发表演说。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蔡先生在家中与妻儿子女集会庆祝儿童节，到有客人余天民、何尚平（伊榘）、任鸿隽（叔永）夫人陈衡哲（莎菲）及其女以都、以书（乳名书书）与子以安（乳名安安）等人。蔡先生还郑重其事担任庆祝会主席，讲了话，各人亦讲了话。早在四日前写有一首《儿童节歌》，其词曰：“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准备，将来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分力，前方将士早成功。”庆祝会上蔡睟盎抽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讲的题目：“我的爸爸。”蔡先生对此会很满意，对子女们说：“下次儿童节，可邀几个小朋友来参加！”可惜翌年的儿童节，主席已经去世了！当年蔡睟盎“我的爸爸”的内容不得而知，蔡怀新四十多年后回忆说：“印象中的父亲很喜欢说故事，经常说些人类的起源、中外名人故事给我们听，又把《说文》里关于文字演变的概念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解释。我还记得，每当儿童节时，父亲就会请些小朋友回家来，写诗、题字，又鼓励小朋友们去表演点节目。”
在谈过蔡先生抵港后的健康情形、家庭生活后，回转笔来再看看他在港主持院务会议、参加社会活动以及读书写作等情况。
抗战以前，中央研究院设总办事处，天文、气象、地质、心理（后改名心理学）、社会科学（后改名社会）、动植物、历史语言七研究所于南京，物理、化学、工程（后改名工学）三研究所于上海。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之战起，京沪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初步决定：上海三所撤往云南昆明，南京七所除地质研究所撤往广西桂林，气象研究所撤往四川重庆外，其余五所撤退到湖南长沙，总办事处在湖北汉口办公。十一月，总办事处由汉口南迁长沙。十二月，疏散至长沙五所及总办事处以战火日渐迫近，计划再度后撤，分别撤往桂林或昆明。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虽然卸除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主浙期间，总干事一职由傅斯年代理），以“委座嘱在左右相助，且有数事见命”，特致函蔡先生辞去总干事一职，荐傅斯年（孟真）承其乏，“否则请公就其他各所长中择一兼任，或竟向外物色，总以及早解决为妙”，蔡先生复信慰留。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酒店主持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八年第一次院务会议，到有总干事朱家骅及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藕舫）、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仲揆）、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缉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履恭）、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仲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丕可）、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十人。会议通过七项议案，正式决定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五研究所迁往昆明，地质、心理、社会科学、动植物四研究所迁往桂林，气象研究所及总办事处迁往重庆。三月，致函朱家骅，云：“中研院全仗鼎力维持，务恳即到院视事。”总干事一向是院长的主要助手，当院长滞留国外之时，总干事的地位更形重要，由于朱家骅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又兼代青年团书记长，不但无法“到院视事”，而且向院长请辞。一向为朱家骅所最信任的傅斯年，因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滇，以不能兼顾为由，“偏于此时坚决地不肯继续代行”，令全无心理准备的蔡先生病中感到十分困扰，为此事朝夕操心。九月九日，复予朱家骅一函，“请宽以一个月之期，弟何时筹得较妥之办法，即当奉闻”。十月七日，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聘任评议员王世杰，请“屈就总干事之职”，王世杰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职务繁剧，难以应命。二十一日，蔡先生致电王世杰，提出请王兼任。二十九日，接王复电，知前电“所提议之兼任，亦不可能，良为怅惘”。十一月初，致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请出任巨艰。十日，蔡先生函知傅斯年，提到任鸿隽“虽答允，而有一条件，须于两个月后，始可决定”，在“此两个月的犹豫期间”，仍由朱家骅居总干事之名，而由傅斯年代行。至于任鸿隽，“俟渠于两个月内往桂林、昆明及重庆考察一次，始能决定。如无别种阻碍，则明年一月间必可到院办事”（蔡先生《致朱家骅函》）。十二月，任鸿隽继杨铨（杏佛）、丁文江（在君）、朱家骅之后，就任中央研究院第四任总干事。至此，困扰多时的总干事问题总算告一段落。
一九三八年七月，当总干事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至港，坚决要求辞去所长职务，愿以研究员之身专心研究，蔡先生答以“容考虑再商”（见蔡先生《杂记》手稿。“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之《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以庄所长之任期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止，疑误），其后由总干事兼任化学研究所所长。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九年一月，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来信说，“关于地理研究所之筹备工作实无暇兼顾”，遂改请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兼理此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原应在去年四月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在昆明举行，院长兼评议会议长蔡元培“因体弱多病，不胜航空之劳”，不能由香港飞赴昆明主持会议（由聘任评议员王世杰任临时主席），特手撰开会词一篇，寄交大会，由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咏霓）代为宣读。讲词最后提到：“中央研究院自分别迁至重庆、桂林及昆明以后，一切工作继续进行，对于特殊工作，亦随时增进，各所长分别报告后，深望诸先生详加考察，有所指示。至于全国各研究机关及其他实业机关，应如何联络进行，前三次会议中，均有各方面之设计，现在当有变通或补充之必要，亦望诸先生注意及之。”会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有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任鸿隽、翁文灏七人，由翁文灏任主任。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致函翁文灏，提到评议员的产生程序为：“筹委会拟出一候选人参考名单，由各所长开列，院长做最后决定。”但由于自己的健康关系，“不能即来重庆，与诸先生共同进行。若在此决定，或有怀疑之点，绝无可以请教之人，甚感困难。今谨以最后决定之权，奉托先生执行。先生如有疑问，征求其他六先生之意见较易也”〔结果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选出第二届聘任评议员姜立夫（蒋佐）、吴有训（正之）、李书华（润章）等三十人，时距蔡先生之逝十七日〕。同月，总干事任鸿隽来函，请为该院一九三七年度至一九三九年度总报告书写封面，写毕即寄重庆。正如蔡先生《致王世杰函》所说，“幸此地适处三方面（引案：指渝、桂、滇）交通中心，函商尚便”，得以遥领院务，以迄去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孟德）《步出夏门行》的四句诗正好借来形容蔡先生滞港时的心情，尽管因健康关系未能前往大后方，尽管碍于环境在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与此同时，对于社会活动，并非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毛泽东（润之）、陈绍禹（王明）等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翔宇）、邓颖超（文淑）、潘梓年（任庵）等任理事会理事，并发表《告世界友人书》，又推定蔡元培、宋庆龄等为出席二月十二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特别会议代表。二月，接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来电，请“届时往伦敦出席”，因病未能前往。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假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名誉主席团由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十三人组成。同月，应邀前往参观香港大学，并由港大中文系教授许地山（赞堃）陪同，访晤副校长史乐诗博士〔Dr.D.J.Sloss，蔡先生《杂记》手稿译作斯洛司教授。是时港大校长由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爵士（Sir Geoffry Northcote）兼任〕。四月十一日，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陈立夫（祖燕）、陶行知（知行）等为名誉主席团，由沙可夫主持会议。二十三日，“吴玉章来”（《杂记》手稿），吴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后经港返国。吴玉章（永珊）《纪念蔡孑民先生》记云：“道经香港得以晤谈时，他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二十六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香港举行的预备会议。二十七日上午，以董事长身份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年会，午间，招待与会者在九龙半岛酒店便餐。
五月，谭云山由印度到香港，带到印度诗哲、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创办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函，敦请蔡元培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patron，国际大学创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学院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主席张善子）。十二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赖少其等二十八人为理事）。七月一日，与萧瑜（子升）发起组织居友社，社友有宋子文、张人杰（静江）等人。居友（Jean Marie Guyau，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八八年）为法国近代著名伦理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蔡先生《居友社社友题名录小引》（据是月十一日《日记》，此小引系萧瑜代作，由蔡先生亲笔书写）云：
余夙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与居友所论，亦多暗合。近顷李〔引案：李煜瀛（石曾）〕、萧诸君先后归自欧洲，与余过从谈论，时及居友，均觉有介绍居友学说于中国而发挥光大之必要；萧君及王君代之且于云南有居友学校之创立，行见提倡与研究之同志日益增多，此皆居友之友也，因组织居友社，并广征社友题记姓名，以为纪念居友与推广居学之一助云。
九日，以“衰病不能出席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为由，呈请辞去理事长职务。二十日，致电巴黎中国大使馆（大使顾维钧）转李石曾，再由李转世界反侵略大会，反对日机滥炸中国不设防的城市，“务请议定有效办法，实行制止，妇孺老弱幸甚，人道主义幸甚”。八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即将开大会讨论制裁日本侵略中国，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发起文化界联名致电“国联”呼吁，电请蔡先生领衔，当即复电同意。九月二十三日，与郭沫若（鼎堂）共同领衔代表中国文化界致电“国联”大会主席，请即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制裁，电文指出：“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联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希即依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十月中旬，“李游子持沈雁冰函来访，以发起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缘起属签名，允之”（《杂记》手稿）。二十二日，香港文化界中国记者公会、大众文艺等团体在港岛铜锣湾加连路山道孔圣堂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出席者有许地山、茅盾（沈雁冰）等人，蔡先生因病未有渡海参加。
一九三九年春，与徐谦（季龙）、冯自由（建华）、陈庸公（容光）等在港发起组织“诗学研究社”，编辑《中华民国诗三百首》，是书“原为抗战宣传而作”，“但既欲集民国纪元来全国名流之诗词，精加编选，以飨后学，并就正于海内贤达，则又未便限于抗战之作”，“不料编纂未竣，而蔡、徐二老，先后逝世”。《中华民国诗三百首》刊行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题签，内收蔡先生诗六首〔另附词《满江红》（反侵略歌）一首，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部分为全集未载，亟录之于后：
西湖荷
潋滟湖光里，荷花别样红。
水波清似许，莲叶碧无穷。
伫看三潭月，行吟曲院风。
凭栏香冉冉，把棹乐融融。
西湖柳
青青湖上柳，袅袅舞纤腰。
堤畔闻莺啭，桥边看絮飘。
鹅黄方吐艳，鸭绿又添娇。
苏小门前往，依依几万条。
咏茉莉
为何冉冉坐旁香，缘有茉莉在我房。
气与芝兰同臭味，瑞同蓂荚卜嘉祥。
轻裁玉药送诗兴，笑插冰姿助夜凉。
雅韵孤标真可爱，昼眠清梦也芬芳。
岫云
云在层岩上，浑无出岫心。
烟霞同啸傲，泉石卜知音。
岩泉
泉在层岩下，源头活水清。
出山嫌世浊，抱璞守廉贞。
秋夜感怀
刚是炎炎天气候，霎时天末又凉风。
听来西陆蝉声唱，正与去秋一一同。
七月四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来函，告以被推为该会第二届名誉主席。七日，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报》出版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刊出蔡先生题词：“积两年之奋斗，祈最后之胜利。”（启功、牟小东编之《蔡元培先生手迹》注释四四作“一九四〇年元旦”，蔡建国《蔡元培画传》图二四三说明作“去世前不久，为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题词”不确。案：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三十日，许地山、冯裕芳、张一麐（仲仁）、马鉴（季明）、罗翼群（逸尘）等假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成立香港新文字学会，推行以易写易学的拼音字取代方块字，以扫除文盲，开启民智，由张一麐任理事长。九月，香港新文字学会聘蔡先生为名誉理事长，同月为香港新文字学会题词：“扫除文盲，愈速愈妙；其所用之工具，愈简愈妙；香港新文字学会利用之新文字，简矣。其有速效，盖可无疑。”十月，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询以中英庚款能否补助香港新文字学会。十二月七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用《满江红》词调：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嬴绌。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爱国之情，情见乎词！同月，又发一信予朱家骅，为香港新文字学会请求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给予补助。是年，应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之聘，任国际论文竞赛国内征文评判委员会委员。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于延安，推蔡元培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当选为会长。二十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推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三十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当选为会长。
蔡先生到老的求知欲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尽管“岛居颇恨图书少”（《为夫人周养浩寿》），尽管“目力渐弱，然仍不废读”，于是王云五“乃择由上海携来木板大字本书借供消遣，蔡先生阅毕，辄交商务同人携回，另行易取他书。每书阅毕，有意见辄函告我”（《蔡孑民先生与我》）。根据现存的资料，他起码阅读过《湘绮楼日记》第十八至三十二册、《演繁露》《武装欧洲》《比较文学史》《石鼓文研究》（以上一九三八年）、《心理学》《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西行漫记》（以上一九三九年）、《游志汇编》二十册（一九四〇年）等书。所写的诗文，数量甚多，如：《萧瑜〈居友学说评论〉序》《和周泽青〈戊寅岁朝〉韵》《跋任鸿隽〈古青诗存〉》《〈鲁迅全集〉序》《题刘海粟所临〈黄石斋松石图卷〉》《自传之一章》（蔡元培口述，萧瑜笔录）、《〈世界教联半月刊〉发刊词》《题重印南宋本孝肃包公奏议集》《咏红叶》四绝、《题唐拓九成宫醴泉铭》《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征订〈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启》《赠王景岐诗》《余莲青先生家传》（余文明，号莲青，次子天民；以上一九三八年）、《和张一麐》二绝、《华盛顿与中国教育界之关系》《挽钱玄同》一律、《贺马相伯百龄大庆》一律、《儿童节歌》《为夫人周养浩寿》一律、《李宗侗（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哀长女威廉文》《为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特刊题词》《为香港新文字学会题词》《为黄公度诗集题词》《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题鲍少游〈长恨歌诗意图〉》一绝（以上一九三九年）、《题张一麐〈八一三纪事诗〉第二册》一绝、《题〈广东文物展览会特刊〉》一律、《〈北大旅港同学通讯录〉序》《自写年谱》（始撰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止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未完）等（以上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二月十七），蔡先生在家中度过最后一个生日，张一麐亲自前往祝贺。二月上旬，以年近岁晚，入不敷支，向王云五求助。十一日（农历正月初四），蔡先生夫妇偕子女过海访晤王云五，作半日之欢聚，偶见王氏次女鹤仪（本名学医，时年二十一）习书画，勉励有加。王云五宴请蔡先生一家人于港岛香港仔庐山酒家，两人并在露台拍照留念，午饭后驱车游览浅水湾等处。三月二日，蔡先生书一立轴赠王鹤仪：“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扶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误第三句末字“奈”为“禁”）是为最后墨宝！三日清晨，起床小解，回房时失足跌倒，突然吐血多口，不省人事。家人大惊失色，急急召医诊治，适值是日星期休假，故所延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王云五闻讯赶往蔡宅，并加延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诊。四日上午，遵从主诊医生朱惠康劝告，由救护车送往港岛跑马地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治疗，“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须入院留治也”（《蔡孑民先生与我》），途中由夫人周峻、朱医生侍伴，由王云王代为办理入院手续。入院后经医生详为诊察，脉搏正常，未续吐血，似无大碍，于是为之注射止血剂及葡萄糖针。医生说如无恶化，或可出险，不料午后二时，病势转危，肛门排血甚多，精神不甚清醒，立即先后延请李祖祐、李树芬及外籍西医惠金生、郭克四医生会同朱惠康诊治。众医生主张施行输血手续营救，但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怕输血反应甚大，不能抵抗，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愿施行，到决定急为输血，已近午夜，是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五日晨，尚无转机，延至上午九时四十五分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下午，门生故旧罗明佑、许地山、王云五等假养和医院附近的山光道山光酒店召开蔡公临时治丧委员会会议，议决设治丧通讯处于皇后道中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处理丧事，是日“独侍病榻之唯一友人”（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语）王云五敬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
蔡先生自数年前大病后，依医者之劝，谢绝酬应文字，期稍节劳。今岁二月十一日，偕蔡夫人及小世兄枉顾敝庐，作半日之欢叙，偶见小女鹤仪习书画，勉励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生病前之一日，忽自动书一立轴拟畀小女，此不仅为蔡先生近年罕有之举，且系绝笔。今日蔡先生逝世后，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蔡夫人忆及此事，即依蔡先生原意，检出见赠，最后手迹，弥觉可珍，谨述经过如上。
七日下午三时，在港岛跑马地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遗体穿蓝袍黑褂礼服，头戴呢帽，灵柩上覆国旗、党旗，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介石）代表吴铁城（子增），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钧主祭。十日下午，灵柩举殡，由北大校友胡春冰、罗明佑、曾如柏、余天民等十四人组成的护灵队扶柩登车，蔡先生次子无忌（煦，长子根八岁而殇）恭捧灵位随后（三子柏龄旅法，未及赶返奔丧）。执绋者五千人，参加公祭者数逾万人，各学校、商号均降半旗志哀，灵柩暂厝于港岛大口环东华义庄月字七号，俟抗战胜利后运回浙江绍兴（蔡先生绍兴府山阴县人，民国废府，合山阴、会稽为绍兴县）原籍安葬。灵柩停放妥当后，即设奠致祭，先由家属行礼，随即举行公祭，由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主祭，港督罗富国爵士请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旭龢代表到场致祭，备极哀荣。中央研究院同人敬挽以联云：“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十六日，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扬，令云：
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方期辅翊中枢，裁成后进，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乃以旧疾未痊，滞居岭表。遽闻溘逝，震悼良深。着给治丧费伍千元，派许委员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崇重勋耆之至意。此令。
又通令全国于二十四日同时举行追悼会（缘是日之韵目代日为“敬”字，选此以示崇敬民国元老之意）。四月，香港文教界筹建元培图书馆，以为纪念。九月，复筹设蔡孑民纪念基金。同年，以远东战云密布，归葬之期尚远，入土为安，遂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墓碑题“蔡孑民先生之墓”，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友叶恭绰（玉甫）所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起，香港沦于日军之手，港人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生活，元培图书馆、蔡孑民纪念基金无法实现。翌年，蔡夫人周峻携同二子一女逃离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令筹办国葬蔡元培，令云：“国民政府故委员蔡元培，兴邦耆宿，群士导师。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追念仪型，允宜特予国葬，以昭崇报。着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此令。”是时内政部部长为张厉生（少武），唯迄未实行。一九七八年，北大校友发起重建蔡校长墓碑，新碑较旧碑大五倍，阔十尺，高五尺六寸，厚六寸，由港台两地北大校友捐建，立碑日期为三月五日，是日为蔡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新碑上刻有“蔡孑民先生墓表”，其词曰：
先生讳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山阴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峄山（引案：据蔡先生《自写年谱》：“父亲讳宝煜，字耀山。”作峄山，不确）先生从商，以长厚见称；母周太夫人，恒教以立身处世之道。先生早掇巍科，入词林，自甲午中日战役败衄，我国朝野人士竞言新学，始涉猎西籍，讲求新知。及戊戌政变后，朝局益坏，先生敝屣尊荣，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国，初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继任南洋公学特别班教习，并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旋以在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清吏侦悉，乃避地青岛，习德文，为异日留学准备。乙巳，加入同盟会。丁未，赴德，初居柏林，继入莱比锡大学习哲学，尤重美学，期以美育陶冶人性，以代宗教，如是凡三年，译著专书多种。辛亥，革命军起义武昌，东南各省底定，“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先生为教育总长，厘定教育方针、学校系统与课程纲领，为全国教育奠一新基，后以袁世凯专政，乃愤而辞职，于民国元年秋携眷再度赴德。二年，以宋教仁案发生，得沪电促归，共谋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去国赴法，旅居数年，与李石曾、吴稚晖先生等创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谋两国文化合作。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校政，祛除旧习，倡学术自由，由是旧学新知，兼容并包，俱臻蓬勃，而全国学术风气亦为之丕变矣！八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约》，且痛惩卖国佥壬，致多人被捕下狱，先生营救保释，并发表声明，随即离京。既而全国重要省市罢市、罢学、罢工，为北京学生运动声援。政府终拒签和约，并罢免曹、陆、章三人，先生亦经挽留复任，于十三年（引案：应作十二年，十二年七月先生携眷出国，至十五年始离欧返沪）仍以不与北洋军阀合作引退。迨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先生先后受命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监察院院长等职，嗣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创设专门研究机构，罗致专家学者，致力发展学术。抗日军兴，国府西迁，先生在港就医，不幸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逝世，年七十有四。噩音传至陪都重庆，朝野震惊，政府明令褒扬，唯以对日战事方酣，时艰道阻，未能迎葬国内，遂由先生家属与友生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先生元配王夫人、继配黄夫人先卒，周夫人近年亦逝；子四人：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二人：威廉、睟盎，散居各地。旅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每于春秋二季上冢，以表孺慕，因墓地年久失葺，乃倡议重修，并立石表于阡。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世，唯先生足以当之。先生门人故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以词诔先生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并志于兹，以念来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
香港台湾北京大学同学会敬立
墓表引蒋梦麟（孟邻）之文，见《蔡先生不朽》（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重庆《扫荡报》，后收入一九六七年九月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新潮》，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十三。引文第二句于“先生”之前略去“而”字，末句“先生”之后略去一“之”字）。墓表之右，刻有原叶恭绰所书的“蔡孑民先生之墓”七个字，墓表用楷书书写，刻于藏青色云石之上，共分作三十六行，每行二十八字，标点乃笔者所加，又原文“国父”“先生”之上俱空一格，以示崇敬。重修竣工之日，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齐集坟前，举行公祭，由年逾八旬、前北大史学教授李璜（幼椿）主祭，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主席林伯雅恭读墓表，八六老人黄麟书（樚园）报告修墓经过。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瘗骨于香港的民国史、国史上的最重要人物！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九〇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