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為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為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大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雲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跡」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後稷，且尊之為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餘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國策》韓陽曰：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豈亦追書乎？餘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日知錄》者，遽謂戰國真有太守稱，亦不善於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間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稱公孫黑子穀曰上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遊氏、吉駟氏，帶為之。安得復有一卿以位黑？黑得為卿者，蓋後六月丁巳強與於六卿之盟，子產弗討，遂以為卿。以至明年秋被殺，亦書於經。當子產數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穀宜何官？曰：子產稱子穀貴於嬖大夫，子南則亞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為「亞」字之訛，然此等誤稱，左氏煞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國別有上大夫，未遂為卿。與《周禮》《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禮》，「次國之上卿」一段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製，變至春秋已大不侔，而會顀成一書者，何哉？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蓋亞大夫即中大夫，嬖大夫即下大天也。則大夫等亦有三。然則前所雲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盡主一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此乃史家之文，非當日之實稱。請更證以一事，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於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並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亦未必盡得當時之真雲。
又按：《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始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雲韓初封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城。餘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在成王之世，聃季為司空。衛康叔封聃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為之哉？疑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餘曰：肅《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雲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此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錯認。且朱子以築城為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以時為塚宰？朱子以司空為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為忌，已亦不以為嫌。往而輒能成功，還報天子。後世幾此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論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雲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為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係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已為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係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係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係之君，既非義例矣。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雲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於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於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為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為實事，其誤如此。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曆曆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為何人，當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為確論，傎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為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禫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即吉，故撰於《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為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為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為法，亦用王肅說可知。故撰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於商。嗟乎，此古今二大關鍵也。服闋於二十五月，於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於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克有言，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苟至於惑賢聖，則其流毒正無窮無極，安得不使有識者昌言以辯哉？
○第五十一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必不以古人口中語認為敘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之於後，與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奈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誌」為「予曷敢有越厥誌」。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為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則更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後，而乃侈然自尊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敘事為議論，其誤如此。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偽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後我」凡三見，斷為《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徯我後」。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麵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於是偽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乎？
又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嘗謂鶴脛不得不長，鳧脛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鑒》，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於字句間蹙損，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資嗢噱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餘曰此原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氏原文耳。
又按：余嘗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何況偽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征其義，餘曰：《論語》「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征」之切證乎？眾言淆亂，折諸聖，未聞折諸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中庸》又一時言之，故不同。觀並提三代與僅論二代者亦不同。餘曰：年有蚤暮，識有淺深，論因有定否。此豈所論於聖人乎？「杞用夷禮」見魯僖公時，出《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戴公當周宣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得《頌》之全本。旋復遭放失。孔子習《詩》不及半矣。尚得謂載《論語》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載《中庸》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獻存焉者耶？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然皆一脈相傳，足征《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為「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偽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僅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征意，特比杞差勝耳。餘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無所存者乎？大抵當時列國文獻惟魯為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征。或曰：二國俱不足征，孔子於何處考訂而能言之？雙峰饒氏有云：聖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餘，亦信然乎？餘曰：此最無稽之說也。聞一知十，自就義理言。若世遠言湮，典文殘缺，雖聖人亦不能臆為說矣。孔子嘗問禮於老聃。《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其所述夏後氏之禮、殷人之禮，必備講學於老聃。而不僅如今之寥寥者。然則孔子亦何俟杞宋存焉，而後能言其先王之制與？
○第五十二
吾嘗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有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於湯有光」，非誇也。偽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於口中。試思《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於商先王便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於其口。試思「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萇弘引《大誓》語也。《論語》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出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自語，抵捂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張霸百兩篇，史稱其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竊以晚出《書》亦然。其二十五篇無一語與《書序》相違。左氏引逸《書》復捃拾殆盡，然亦有不必捃拾而捃拾之露破綻出者。昭二十四年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係萇弘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應先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書》之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為古者兵誌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縮其辭為「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致。自擬為古，祗增其拙。予嘗以四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馮河。」《蕩》之詩「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翽宮》之詩「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角弓》之詩「綽綽有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一經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熔鑄而成，無補綴之跡，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與？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載。考《召誥》篇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於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餘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係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敘事之密如此。又按《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日而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茲例，謂望為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又按：餘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竊王。非真漢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即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禋於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又按：三年之喪謂祥禫間月者，鄭學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學之徒。王學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於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曆，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係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係。孰謂「是月禫」雲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茲義，宗之者尤盛於魏晉間。若孔《傳》者，殆亦魏晉間王學之徒也哉。
又按：《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雲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並書朔、朏，絕不係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為《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為《書》。今晚出《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塚《竹書紀年》。此書今不傳，傳者贗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及考《魏世家》裴泬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司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於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核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為夏時。先儒已曆曆辨析，尤莫善於鄱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其破的如此。胡《傳》既非，則蔡《傳》以《泰誓》春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氏之說亦有據，非也。《紀年》為魏史記，魏出於晉，當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注出，但未補明一句曰：於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憶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於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壬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為語塞。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諡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經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數條，竊恐考有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第五十五
餘向謂作偽書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信人之聽聞，然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不獨《墨子》所引三語也，今且見《漢書》矣。《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晉間作《書》者，似以此為逸《書》之文，於《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竄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蓋偽《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偽《泰誓》為足信乎？不應為晚出書遂廢，以偽《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晚出書復與之同，蓋魏晉間此人正以鄙薄偽《泰誓》，不加熟習，故不覺己之所撰厘革之未盡耳。
按：寧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經世編》，亦有分明現露破綻之論。是襄公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叔子曰：此「輿人」如今一二無賴秀才出沒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輿人，卻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褚衣冠、伍田疇，祇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語。餘謂叔子祗緣今文《書》有周公稱「孺子」者七，遂認孺子之稱為真叔父之於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稱人多以年，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初不計其爵。亦見古人質處。《禮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氏《注》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故晉有小子侯。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其稱尤屬不易，豈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衝子曰小子與孺子何異？而召公不嚐亦稱衝子乎，豈叔父乎？《通鑒》，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豈莽亦叔父乎？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今叔子經解若此，豈得謂其地素通古學哉？
又按：偽《泰誓》仍有厘革未盡者，曰「自絕於天」，見《史記·周本紀》《漢書·穀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以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又按：《漢書·平當傳》，當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視《郊祀志》少末一語，《刑法志》多首一語。雖引法各異，要為偽《泰誓》辭無疑。
又按：偽《泰誓》不獨唐師古得知，章懷太子賢於《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注》亦知。
○第五十六
又餘向謂文有承訛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真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床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孟子》固已明下注腳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偽為憂尚易，偽為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為傳神。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此尚可謂之識字也乎？曆千載人亦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偽作者乎？噫，餘蓋不敢深言矣。
按：《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惟魏晉間孔安國《書傳》出，始雲鬱陶，哀思也。然其誤亦有自來。王逸注《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此一章上雲「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慘淒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懣語，若果鬱陶為哀思，則應正接，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仍復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鬱之一字，遂並誤解鬱陶。至選詩謝靈運「嚶鳴以悅豫，憂居猶鬱陶」，謝玄暉「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文通「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皆沿王注之誤而誤。詞人之學固無庸多責耳。又按《楚辭》十七卷有曰鬱邑、曰鬱結、曰鬱鬱、曰怫鬱、曰鬱怫、曰紆鬱者，皆解憂也。惟鬱陶字不可一例解。王逸固善訓，亦偶失之。殆亦昔人所謂卿讀《爾雅》未熟者與？
又按：謂誤解鬱陶斷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紀》「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尋其文義，似亦認鬱陶為憂，何則？上文明著「不懌」字，又倒其語為「我思舜正鬱陶」，宛然辭與色一，豈得以喜也解之乎？宋倪思謂史遷好易經文，務趣平易，體固應爾，然因易而失其意，甚與本事背馳者，不可勝計。於是輯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以行世。誠有以哉。又按《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詠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詠之也。此解陶字尚詳及鬱陶。然則鬱陶之非哀思，益勿問矣。
又按：《孟子集注》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與陶字何涉？而乃作注腳乎？予嘗謂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
又按：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盧疑其依托，而郭璞《注》卻真。但《注》自謂據《爾雅》以正《方言》。然亦有忘卻《爾雅》處。如「鬱陶為喜」，與《方言》所雲「鬱，悠思也」本別義。璞乃注鬱悠猶鬱陶也。何與幾令人疑非出璞手？
又按：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以為補《爾雅》未備，曰：陶，喜也，憂也。從來訓義之反覆用之者，惟以臭為香，亂為治，擾為安，苦為快，未聞以喜為憂如陶字。此訓義竊恐亦因王注而誤。大抵魏時已然。如曹子桓《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思君不敢忘」正同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為哀思，殆無足怪。所怪者《五子之歌》，托三代以上人所撰，不應不識字乃爾。
○第五十七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之中禹為最，稷契次之，皋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定評也。當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則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薦禹於天，禹契諄諄然皋陶是讓，而並不復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遷書亦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天下有浸浸然歸於夏之勢。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偽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皋陶，而不知與當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
按：《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為是。孔《疏》即從「衰」字曲為說，吾無取。嘗熟顧大韶仲恭謂：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證者，為益不小，其此類之謂乎。然予觀《祭法》卻又是取展禽語刪潤竄置之以成篇，特筆力高，可列為經。然間小有不及處，亦不可不參考。
又按：作《大禹謨》者，以舜將薦禹於天斷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載，最為巧合。蓋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今文《堯典》文也。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載。攝位者須始正月元日，而禪位者又必於前一年有辭，後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見其顯合《堯典》，而不知巧在陰用《孟子》，而人弗覺，但欠卻稷契一讓。遂來予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又按：蔡《傳》於「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曆試三載，年三十二。明年，居攝。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十。遭堯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耳。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時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載，年已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此於三十在位頗不合。餘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數之以迄居喪。蓋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以聽於塚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無所為者乎？故曰，通三十年乃即帝位。若曆試三載，當在征庸句之內。或曰：如此又於兩三十字不合。餘曰：此敘舜之曆年，非計舜壽數也。既曰征庸矣，自包有曆試在內。若必以曆試與居攝合數，又三十一載，亦於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堯三年之喪地耶？抑竟忘此歲月耶。蔡氏聞之，亦應啞然自笑也。
又按：舜生三十征庸一節為今文《堯典》，通篇大結束自「朕在位七十載」至「舜讓於德弗嗣」，皆結於「三十征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遏密八音」皆結於「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皆結於「五十載陟方乃死」一句。餘因益悟晚出《書》強析為二篇之非。又悟《中庸集注》舜年百有十歲亦少卻居喪二載。又悟金氏《前編》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亦非。歐陽氏辯武王不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武王既爾，舜獨不然乎？《竹書紀年》起自夏某年帝陟後定，空二年，第三歲方屬嗣天子之元，夏既爾，唐虞獨不然乎？又悟蔡《傳》雲堯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以曆試三載在七十載之外，故不知七十載既聞舜曰「我其試哉」。試始於此矣，七十二載試且畢，何得復增一年？此《前編》之以受終係於丙辰載為獨得也。
或問：「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說者謂連不窋在內。譙周疑不窋至文王千餘歲，僅十四世。不窋未必親棄之子。餘曰：否也。《外傳》明雲，不窋失官，當夏之衰。夏之衰指太康言。《內傳》昭二十八年雲，昔後夔取於有仍氏，實生伯，封有窮，後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後稷。後夔同時人，其子皆當夏之衰，一失官，一覆其祀，何疑之有？顧仲恭謂自公劉以後，世數必無誤，惟不窋竄於戎翟間，其時不過西戎一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不知凡幾世矣。公劉遷豳，始復為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後君長名氏悉曆曆可數。餘謂是則辯矣。然史漢並稱居豳由避桀，公劉至文王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曆商六百二十九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即位後二三十年生塚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仲恭之論亦未必為定雲。
或又問：禹、稷、契、皋陶、伯益品第的然如是，但《孟子》「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上文無皋陶，茲特補出，非為唯皋陶始足以配禹與？餘曰：顧夢麟有雲，獨禹、皋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或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皋陶，益明非皋陶不足以配禹矣。餘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於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岩岩，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於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於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於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於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論也。豈惟禹、皋並稱，五臣中有以禹、稷並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意當舜朝，禹、皋陶相與陳謨帝前，無他人。不見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不又見其君臣同代乎？古以並稱，其此故與。然則陸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者，似止見謨有皋陶，而不知另有棄稷。又似篤信今《大禹謨》舜欲傳位禹，而禹隻讓皋陶，不及稷契，遂專以道統歸之。亦少過矣。
又按：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禹、皋陶並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並稱者，專辭也。亦妙。
○第五十八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即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嶽之言也，以上文嶽薦鯀雲「試則此試哉」，亦屬嶽，鄭康成《注》試以為臣之事。「慎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即指慎徽五典等。「下女於時」二語乃另一意，蓋是時，帝女嫁及期，舜又未娶，其賢聖如此，可以為二女之觀刑。原偽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婿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況擇婿乎？蓋當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偽作者心必欲竄為「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為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為異。愚於是歎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
按：《史記·五帝本紀》「堯曰：『吾其試哉』，皆曰益可」，晚出《書》正本此。
又按：禹讓稷、契、皋陶，舜不聽其讓，而下即命之仍播穀、敷教、明刑。伯夷讓夔龍，舜不聽其讓，而下即命之典樂、作納言。何垂讓殳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舜止不聽其讓，而於彼七臣者漫無所命，豈舜竟遺才耶？既讀《五帝本紀》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為益之佐。則前殳斨、伯與為垂之佐，例可知也。因悟所謂「往哉，汝諧」者，「諧」不指其職，言「諧」則《皋陶謨》「同寅」之「同」，「協恭」之「協」，「和衷」之「和」，蓋飭垂與益往就職，而並和其僚屬耳。彼七臣者，蚤已統攝入此句內。聖朝無一才或遺，聖經無一字空設，其妙至如此。
又按：朱子云：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之為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之為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為堯火正，居商丘，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為之，舜即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為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調燮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啟冰間尚足和四時，而免夭劄，況火為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雲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又按：陸德明《音義》謂益即皋陶之子，此自遠從曹大家注《列女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及《詩譜》得來。金仁山謂其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強盛，日薦食上國，而為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皋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皋陶偃姓，群、舒皆偃姓，則自出於皋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群、舒叛楚乎？或曰：皋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為其胤子，自狸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愚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於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蓋以益為皋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其情蹤種種皆合。益信真古文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為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又以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為其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亦誤。愚謂其誤亦遠自《國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大子晉曰：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薑」，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薑，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薑之俊也。一以為四嶽，一以為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雲四嶽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係出四嶽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嶽之族也。詎便為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文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塚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皋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為司空，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雲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蔡《傳》舛誤，殊為章章。
或謂蔡《傳》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皋陶。稷、契、皋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論立後疏》云：一曰族姓，一曰女德，一曰隆禮，一曰博議。博議蓋專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一輩人之語。愚謂擇婦既爾，擇婿何獨不然？舜出虞幕，幕成天地之大功，其後為王公侯伯。是族姓貴也；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是士德著也；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北，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是禮之隆也；四嶽及群臣諸侯同辭以對，是議之博也。一舉而四善咸備，尚得謂之輕以天子女與匹夫，而嘗試其觀刑哉？故試乃別試以為人臣，非為人夫，於此尤易見雲。
○第五十九
昆山顧炎武寧人著書言，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書》，帝曰：「格，汝舜。」「谘，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無言堯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說善矣。而亦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勳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為「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為號也矣。唯至偽古文出，「重華協於帝，文命敷於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勳」字麵一例，而竟連下文「協於帝」、「敷於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讚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偽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絕千載者，亦掩沒而不彰，豈不甚哉？
按：《曲禮》，臨文不諱。盧植《注》云：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陳氏《集說》云：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文字解如此，顧氏頗誤用。要須易為《詩》《書》不諱耳。
又按：蔡《傳》載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為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為何事耶？此亦是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曰：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唐孔氏《疏》，人有號，諡之名。餘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又按：《孟子》足信不待論。而屈原賦二十五篇亦近古，《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醩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放勳？集注曰「重華本史臣讚舜之辭，屈子因以為舜號」也乎？
又按：漢之群帝有號有諡。如太祖，其號也，高皇帝，其諡也。此既葬後，孝惠與群臣至太上皇廟，上其父之稱，著見《史記》，遷忽訛而為高祖。班固撰《漢書》即正之曰：《高帝紀》但史文，未盡厘正耳。夫遷世掌史官於本朝，開天之聖曰號曰諡猶不能置辨，而況魏晉間及齊時人遠論上古帝王乎？其誤會也固宜。
又按：《漢書》較《史記》加嚴，而《霍光傳》尤其第一作。予讀之，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卻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卻雲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也如是。
又按：宋有真宗，即玄宗也，蓋避其聖祖諱。故唐有代宗，即世宗也，蓋避太宗之諱。故嘗私訝明既有世宗矣，而弘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雖宋仁宗前有文貞，無文正，仁宗來易為文正，繼宋之代，兩諡並行，然正與貞可以兩義解，而代與世不可以兩義解也，終屬重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如是，洵有前輩風範雲。
○第六十
《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為句，於桐處仁遷義為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為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於亳，踐天子位焉。亦猶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為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偽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中；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即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後《鴟鴞》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迎公以歸。曾謂太甲固顛覆典刑者，才放桐宮，而即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乎哉？
按：《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群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塚，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
又按：趙岐注桐為邑，亦不雲是葬地。餘讀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塚。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為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地乎？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則訓於義，至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匽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餘即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於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注曷由而誤？餘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麵？止下篇雲，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蔡《傳》謂先王即湯，適於山即往於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轅，西降穀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於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即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致有三亳，鼎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為《孟子》於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餘不可以不論。
或獻疑曰：康成以湯都必在偃師者，非獨本漢《地理志》，實以《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其《箋》雲，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得及穀熟與蒙。既宅殷土，是湯親曾居此矣。康成說所自來，子何獨於此說而必違鄭？餘曰：是則然矣。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記·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蓋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契與湯之時已有此號？豈惟此二，《書·無逸》篇雲，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太戊遠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則《玄鳥》之詩作者出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雲「降而生商」，下自不得雲「宅商土芒芒」。易商為殷，文字宜然。凡讀書固須論世而觀文字，尤不可不會其意也。
又按：「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為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復寐，遂坐以待旦。昧爽雲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辨色黎明之時，日出則曰旦矣。雖分有先後，實相去無幾。若《漢·劉向傳》，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鄭當時傳》，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傳》，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晉·傅玄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踴不寐，坐而待旦。皆自夜至旦，或竟自晝日日暮至旦，曆時甚久，故史誌其異，豈所謂於昧爽與旦之間哉？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弗通，亦大不曉事矣。
又按：《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為《禮記》所引者四：一《表記》「民非後，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辟四方」；一《緇衣》「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又「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一《大學》「顧諟天之明命」。今古文於「顧諟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無「也」字，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語。於「無能胥以寧」，則重《盤庚》上篇為「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真，吾不知作《禮記》者必於「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去「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下增「也」字，去「慎乃儉德」等語，於「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盤庚》，易為「無能胥以寧」，是何心也？
又按：餘少嘗有一論，其略曰：人主不患其有過，惟患其不悔。苟有過而悔，未有不卓然為一代之令主者。天子之悔過，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一以桐宮之放而悔，悔而作《太甲》；一以《祈招》之詩而悔，悔而沒祗宮。是皆待人而悔者也。其為從諫如流之美，則一也。諸侯之悔過，衛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一以飲酒而悔，悔而作《賓之初筵》；一以師敗於殽而悔，悔而作《秦誓》。是皆因事而悔者也。其為陳其既往之失，則一也。逮後世漢武帝悔於輪台，唐太宗悔於遼左，或舉其生平而悔之，或偶懲一事而悔之，是皆有絕人之智，屈己之勇，而後能如此。雖然，諸君皆悔之於銳氣既衰，善念易萌之日，固猶未足為難也。惟商太甲悔之於蚤年，成之於六載，上以法其祖，下以順其師，褒稱太宗，配天亡極。是誠為不可及也夫。喜其不涉偽古文中一事錄之。
又按：或者聞餘謂武丁都西亳，引詩《玄鳥》「景員維河」，《殷武》「陟彼景山」，以為都當在景亳。景亳者，北亳。是以《括地志》《寰宇記》《玉海》為證詞，甚辯。餘曰：此第讀朱子《詩集傳》熟耳。《集傳》兩處並雲，景山名商所都也。不知《毛傳》訓景為大，陟彼景山是使人升彼大山之上，姑勿論，而即真屬山名，取彼松柏成茲寢廟，何必近在郊之間？下文是斷是遷，說者曰，斷之於生植之處，遷之於造作之所。一「遷」字非無謂，證以《魯頌·翽宮》「徂來之鬆，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餘屢經過之，去魯都曲阜尚遙，未嘗不可掄其材木以成魯新廟。侯國既然，天子抑又可知。而必以就近始得者，書生寒儉之語，可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集傳》始雲未詳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此惟孔穎達《疏》最合雲鄭氏轉「員」為「雲」，「河」為「何」者，以撝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雲，亦不得如毛《傳》為「大均」，且古文「員」與「雲」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仿《洛誥》；臣之失，則緣誤仿《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係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康成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讚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偽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於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至於稱字，烏乎敢？
按：孔安國《太甲》中《傳》云：君而稽首於臣。予則對之曰：臣而稱字於君，冠履倒置，莫此為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讀書必有「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歎。
又按：《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於周公止呼「公」，而謂「伊尹」便緣此不自名，名其字，恐無此事，殆又一義證雲。
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餘謂《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摯，無伊摯。
又按：《立政》「其在受德暋」，安國以「受德」為紂之字，乃其父帝乙所作，說與康成同。康成則遠從《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仲冬紀》「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得來。穎達謂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亦佳。因悟向來皆謂受即紂字者非。蓋帝乙少子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爾。
又按：天子字諸侯僅見《書·文侯之命》。覲禮則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恒稱，無稱其二十字者。降而字陪臣，惟春秋中葉後有之。宣十六年王於士會曰季氏，成二年王於鞏朔曰伯，昭十五年王於荀躒曰伯氏，籍談曰叔氏，竟稱其五十字。較之僖十二年王謂管仲舅氏，杜預《注》「伯舅之使，故曰舅氏」者，已少不同，豈非世降變禮之一端乎？因思諸侯既異姓，其臣雖與我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後，如管仲者，亦隻謂之舅氏。蓋即孔子名從主人之義。則同姓諸侯之臣之稱從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則曰伯氏，或叔父之使，則曰叔氏。一以國之大小而分。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協乎禮矣。
○第六十二
《周禮》真聖人之書，其猶有疑焉者，亦不盡在煩文碎節，而在一二大端處。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遞而降之男百里，則不合於《孟子》。止載塚宰以下六卿職掌，而不上及太師、太傅、公、孤等官，則不合於《書·周官》篇。不知不合於《孟子》誠屬可疑，不合於《書·周官》篇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其有人然後充之。」以此運為中一段。《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又運為首一段。及中或曰：然則，太師、太傅等竟無復有是官與？餘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幹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為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則終身焉官太保。皆班班可考，安得謂之無是官與？或曰：然則，曷不載《周禮》？餘曰：古者三公多係兼官，唯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非成書與？又安得以晚出《書》旁采《漢表》而忘其所自出與？
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為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為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偽作《周官》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公，燮理陰陽」。失之遠矣。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竊以唐虞時四嶽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為職任，必欲認以為名則非，何以驗之？後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皋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為官名。苟以為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麵豈有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此為何官？餘曰：此即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塚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餘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偽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嶽俱官名，曰：「內有百揆、四嶽。」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又按：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聃季為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論見商，《周禮》記此一段，從來解皆錯。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為周令辟者，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蔡氏之妄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