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人重人之德性，故重公更过于重私，重大更过于重小。国家民族之大生命更重于家室个别之小生命。人类之德性，亦于此表达。而为政为教之大公至正之大本大源，亦胥在是矣。
今择国家与政府一题论之。此大有关人事之诸方面，而亦东西文化相异一好例。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时并无一国家观念。如古希腊，乃以一民族同居一小小半岛上，城邦分裂，雅典斯巴达，如是者，乃以百计。此诸城邦，则各有一政府为之代表，但非先认有一民族与国家之存在。其城邦郊外，尚有耕地与农民，但受城邦政府议会之统治而供其奴役。故古希腊有政府无国家。
罗马亦一城邦。唯重军事武力，异于希腊之重商业。遂以征服意大利半岛，乃有罗马帝国。但其政府则仍是一城邦政府，而统治此半岛。非由此半岛上人自建国家，自成政府。帝国逐步扩大，北及法兰西、英格兰，南及地中海四围，远及非、亚两洲，然仍由此一城邦政府来征服与统治。此一政府绵延甚久，其间亦有种种变革，然论其大体，则先后相承，无大相异。故罗马乃由一城邦扩张为帝国，实不得谓是一国家。如埃及、波斯，同属此一政府之统治，不得谓同组成此政府。史例昭然，无可否认。
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城邦废，堡垒兴。一家贵族凭仗武力保有此一堡垒，并及其堡垒以外附近之农奴及耕地。显然更不得谓是一国家。文艺复兴，沿海新城市兴起，先自意大利半岛，次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此诸新城市，可谓乃古希腊城邦之雏型。由是而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乃至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则可谓是古罗马帝国之雏型。此皆先有政府，后有国家。非国家由政府建立，亦非政府由国家建立。西方建国情势，与中国传统不同，大体同具有帝国型。推究根源，则仍以城邦为基础。意大利与德意志两国，成立最后，亦显然以城邦扩张而来。
以上略述西方史迹，而中国则大不然。中国自始即有一国家观念成立在先，然后乃有政府来代表此国家，管理此国家之事。此国家则相传称中国。外有四围，亦称四夷或四裔。先无此固定之分别，而已有此固定之观念。政府可有变，国家则终不变。如先有神农氏，次有黄帝，此两时期政府之详不可知，而其有变则可知。政府交替，中国人称之曰代。每一代政府历时有久暂，久者或绵亘四五世八九世，乃至十几世。每世则称之为朝，指其为全国所朝向，所共同拥戴，故中国历史上只见有朝代更迭，而国家则依然如故。至今二十五史相承，仍为一部中国史。故西洋的国家多变，中国则无变，仅政府朝代有变。继此以往，西洋诸国当仍有变，中国应仍无变。观念不同，而人事亦不同。中国观念先有家，其家人乃有父母、子女、夫妇诸别。西方人则先有此诸别，乃始合成为一家。孰是孰非，孰为合理，讨论东西文化异同，此一观念，诚值研讨。就世界形象言，自然为主，人文为副。战胜自然，另创天地，有此想，无此可能。主客之间，不当不辨。
就中国史言，此代表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而为国家人民共同朝向共同拥戴之政府，其成立亦可有种种不同因缘。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诛，如神农氏之征三苗，黄帝之诛蚩尤。而黄帝之代神农，或亦有征诛。但武力保持与武力创辟，事大不同。中国人观念，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则在其有积世相传道一风同之共同标准，即所谓礼乐教化，即今人之所谓文化。而教化之本，则在德不在力。权仗力，不仗德。立国之本，在德不在权。故圣帝明皇，代表此一国家之政治元首人物，中国人则常称其德性，不夸其权力。夷狄与中国之别乃在此。故又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族类之异主要在心。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同有此德，乃得同有此天下。此非空论，乃事实。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内为德性，外为道义。中国人乃为人类全体生命作广大悠久之打算。符其标准，乃得谓中国人。细加推溯，当自黄帝时已有此观念。明白言之，即在黄帝时，已有中国人与中国之观念存在，故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始，而黄帝为第一人。中国古人所传种种文物，亦多创始于黄帝时代。此下中国人则群奉黄帝为中国之始祖，中国人尽为黄帝子孙。再上溯则有神农，亦称炎帝，故中国人亦群认为是炎黄子孙。
五帝之最后两代，则为唐尧虞舜。唐虞禅让，而尧舜之君德则尤为后世所传颂。尧禅舜，舜禅禹，皆以德，不以力。而禹之父鲧，以治水失当而殛死。禹继父业，子生方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德功俱盛。禹亦禅位于益，而全国人民不忘禹之大德大功，终拥戴其子启承父位。于是国家之政治领袖，又自禅让转而为世袭。此一大转变，仍以德，不以力。此为治中国古史者，不得不特加注意一要目。
抑且禅让亦出公意。尧禅舜，亦须岳牧咸荐。四岳九牧，乃当时中央政府外许多地方政府中之首长，代表其他地方政府，而表示其公众之意见。在当时虽同属一国家，乃可有许多政府分层负责，作为代表，以管理此国家之许多事务。此一形势远在黄帝时已然。及大禹时，犹称万国，是每一政府皆得称国。以当时疆土言，主要不外黄河流域之两岸，而犹有此万国，则每一国疆土之小可知。大者当不过一城邦，小者当不过一堡垒。每地一政府，实即代表一家属。层累而上，乃有一万国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而其首领则自黄帝以下皆称帝，大禹以下则称王。王者众所归往，即众所朝向。于是而有夏商周三代。其更迭亦以征诛，不以禅让。当时则称之曰革命。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生。其君之德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负责其政治任务，斯为王。禹之子孙失德，至桀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商汤代之而起。汤之子孙失德，至纣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周武王代之而起。天命所归有变，故曰革命。商汤南面而征北方怨，东面而征西方怨，则汤之武力亦尚其文德。周武王灭纣，而周人必尊周文王为王朝之始祖。唯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故能受命于天。而周人又尊奉后稷为始祖，生民之诗已明白告人，后稷亦有父有母有邻里，同时有渔牧诸业。后稷之前，已远有生民，而必尊后稷为始祖者，因后稷教民稼穑，人民生业由是始定。
故周文王之前有后稷，犹黄帝之前有神农。中国人以农立国，远在有政治以前，人民生业已定。生业定，而后有政府。故五帝三代时之中国，即犹一天下。中国之外虽有夷狄，而不妨即称中国为天下。大学以“明明德”为三纲领之首，平天下为八条目之末。中国古人一切思想言论，皆本之其对以往历史之实际观念来。即大学亦如此。
现代国人治古史，谓必推本殷墟发掘之甲骨文字，乃有真凭实据，其他尽传说不足信。然甲骨仅中国古文字之一鳞片爪，若尽摒其他诸文字，则甲骨文亦无可说。或又谓，中国古史传说皆由孔子儒家之托古改制，则孔子岂不将成为中国一大说谎家。孔子当详说周公东征，杀其兄管叔，大义灭亲，摄王位而不居，何一系虚构？尚有其他大政绩，见于西周书，及其一切雅颂之见诗经三百首者，岂尽不如殷墟甲骨文之可信？此下治中国史，必仍溯诗书，迄今已三千年。所谓孔子之托古改制者究何在。
言生必言性命。孟子有性命之辨。使孔子不生当时，不周游当时之鲁、齐、卫、陈诸国，则不成为当时之孔子。使颜渊、子贡、子路、子夏而不遇孔子，亦不成其为颜渊子贡子路子夏。是命必有性，性亦必有命，天命人性，相融成体。而性命又各有分别。故行必兼乎言，而修必贵乎行，岂徒以语言文字为学，所能尽其为人之深趣。
中国人重视个性，而能和平相处。每不见当身之成功，而能在长时期之大群中，永留其影响。孔子道不行，鲁人欣赏其门人子贡，谓其贤于孔子。孔子死，子贡庐墓六年，其政治生涯随以终结。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往见，子夏逾垣而避。此皆所谓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似无大表现，而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其深厚稳固之基础。故在儒家思想中，早包藏有道家精神，唯庄老始畅发之而已。秦汉以下，杰士名贤，无不同具此一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已。而岂学术分家分派之观念，所能尽其深趣之所在。
孔子又言为己之学。己亦一人，知为己，即知为人。人亦一物，能格人，斯能格物。物亦一天，能通于物，斯必通于天矣。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立足之地，瞬息之间，即广宇长宙之中心。环中在握，斯无穷亦有穷，此之谓止于至善。非至善即不能止，但非能止，亦不得为至善。
中国人言身家国天下，进则有国有天下，退则有身有家。亦有进至于天下而忘其国者，亦有退至于一身而忘其家者。孔子则曰“执两用中”。身家国天下，一体相通，进退自如，斯止矣。西方人好分别，各走极端。其宗教科学皆可忘其生命，或一意于天堂，或一意于太空。各有向往，而当前之性命则可置于不顾。濂溪言无极而太极，西方观念可谓只是太极而无极，有进而无退，有动而无止，忘置其当前之性命，则又何极之有。
中国自古即有一国家观，而西方无之。国家乃大群观，而性命则各别观。各别有性命，斯大群有文化。西方个人主义物质人生，不重视个人德性与大群体制，政治唯在小集团中争权利，谋功利而止。柏拉图之乌托邦凭空设想，以一哲人王主政，其下无家庭无宗族，儿童尽归公育，将来当兵经商，乃及其他一切业务，皆由政府指定分配。此其理想，更为专横独断。试问此哲人王何由产生，何由得人拥戴。此一政府乃仅凭个人空想之一种哲学，而非代表一群体国家。则此一国家一人群，亦断无久存之理。
耶稣亦犹太人，亦不存有国家观。乃谓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政治截然在人生之外。耶稣受政治压力上十字架，而凯撒终亦信了上帝耶稣，但罗马帝国则终于崩溃。神圣罗马帝国，仅一幻想，难于实现。
卢梭始唱天赋人权说，引起法国大革命，遂有欧洲近代民主政治之出现。孟德斯鸠则分世界政府为三大型，一曰君主专制，一曰君主立宪，一曰民主立宪。实只专制、立宪两型。唯求在权力政治上，加以一种法治，使政府权力有所限制而已。西方之现代国家与政府，始终不脱权力一意态，故孟氏有此说。
西方人又分政权为神权、皇权、民权三阶层。其实神权乃回教王穆罕默德所唱。印度分社会为四阶级，亦一种神权政治。欧洲人之宗教信仰，乃由亚洲传人，神权政治非其本有。凯撒是一种皇权，古希腊城邦政府则可称是民权。神权则后起。欧洲人之政治体制，实可谓乃由小团体民权，演进到大团体之皇权与神权。罗马皇帝不能统治其广大之领土，乃借耶稣为护法。故罗马帝国后期，已可谓是一种神权政治。罗马帝国崩溃乃又转而为现代国家之皇权与民权。首尾颠倒，反复循环，但终无一稳定之立脚点。则因误认政治仅一权力，而非代表人类之德性与道义，乃有此病。此诚西方政治一致命伤，无可医疗。此下西方政治，恐将无法摆离此一民权与神权之斗争。拟其与中国人即国家即天下之观念，东西相望，若河汉之无极矣。
西方人又说，国家乃由土地、人民、权力三项结合而成。则试问此三项中之权力一项，究何由而生。若谓权力出于人民，则只土地人民两项已得，何必增入此权力之一项。由上所述，西方国家乃由城邦型转入为帝国型。两者皆建基于权力，又可分财力与武力。仅尚财力，则希腊城邦尽为马其顿所覆亡。唯武力亦必藉财力，故帝国主义必向外侵略，向外榨取。西方现代国家乃由文艺复兴之城市转来，但又必转为帝国型。要之，资本主义仍必藉帝国主义为后盾。唯力是尚，此又西方文化一致可忧虑之前途。
中国政治，只重职务，不言权力。人生亦唯言德性，不言欲望。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人乃亦轻内而重外，不言德而只言权。始谓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两千年传统政治，乃一帝皇专制。则试问广土众民，比全欧洲而有余，此一帝皇用何权力来专制，以达两千年之久。此非一神迹而何？秦并六国，在朝首相，为楚人李斯。防边大将，为齐人蒙恬。政府组织，即以代表天下，非以代表秦。自居为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乃计天下之长治久安，非于私家权力有自信。帝王专制四字，古代中国无之，秦后中国亦不言及。无此事实，亦无此观念，无此语言。黄帝起，政府即以代表国家。五帝三代，体制日益鲜明。唯封建时代，代表全国者，为王室，为天子。代表全国之各部分者，为诸侯。秦以下，代表全中国者为中央政府，代表国内各部分者，为郡县政府。古今一体，依然一中国，并无二致。
西周自幽厉以下，以至平王东迁，中央政府已不足代表全中国，于是有霸者继起。孔子谓，管仲相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不以兵力，而使中国人免于左衽。此非西方之神权、皇权、民权，乃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之一种政教方式，政教力量。创业垂统，乃由主此政教者之德性。中国国家基本，则亦在此德性与力量上。唯建立与运用此力量者，亦有高下。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晋文以下，霸业又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孔子继管仲，当另有一套想法，惜其不见用未实施。孟子则曰：“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又曰：“以齐王犹反手。”是孟子继孔子，亦另有其一套想法。
其他如墨、如道、如阴阳，诸子百家，亦莫不各有其一套治国平天下之想法。皆为大群体设计，不为当时某一部分人着想。遗书尚在，读而可知。要之，莫非有一全中国全天下存其心中。此下中国一统，乃中国人自为一统，而非齐、楚、秦、赵，某一国之力足以统一之。此为读战国史者首当注意一事项，否则即无以明中国人所谓之道义。
诸子中有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孟子曰：“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君即无群，无群即无国。杨朱为我，无国家观，亦不成一家言。近人或疑杨朱即庄周，然庄子内篇七篇殿应帝王，非无君。尊君，乃尊其国尊其群，而岂一人之为君。此亦中国文化一大传统所在。庄周杨朱之辨即在此。
秦灭六国，自称始皇帝，以前为旧中国，此下始为新中国。则在始皇帝心中，旧中国已不存在。故秦之统一，二世而亡，亦固其宜。汉高祖为皇帝，非如西方罗马，以丰沛征服全国。初即位，即下诏求贤，欲与共天下。武帝时，吴楚七国封建已崩溃，此下中国仍要一新中央，而公孙弘以东海一牧豕奴为全国之首相。中国此下乃有一新型式之士人政府，与旧传统之政府实无大相异。而汉廷继起诸臣，乃谓天下无百世不亡之王朝，群主汉帝禅让，无待征诛之踵起。王莽登天子位，群情拥戴，非不爱国不尊君，亦非反对君位世袭。唯为大群体着想，近代西方民选，事态纷烦，中国广土众民，其势不可能。政府百官分职，君亦一职，尊君非即一罪恶。易君位，亦可为政府一寻常事。每一国之传统文化，当从每一国之历史情态妥善作解。中国史当从中国人立场求解释。否则一部二十五史，又无从说起。
但王莽新朝，终亦不符人望，于是乃有光武中兴。所谓人心思汉，王道不外乎人情，此亦为道为义，有一番真理存其间。岂得以帝皇专制四字说之。光武、明、章，可谓极王室教育之能事。下逮桓灵，终于没落，乃有魏蜀吴三国鼎峙。曹操一世枭雄，但仅求以周文王自居，待其子起为武王。司马懿亦然。于是魏晋之际，禅让征诛篡弑，混淆不清，在朝代更迭上，形成一大污点，并留下恶影响。若政治专尚权力，曹操司马懿，可以肆意欲为，何待如此忸怩。
五胡乱华实中国一番内乱。刘渊石勒亦受中国教育，乃求以一新王朝兴起。王猛仕石勒，则仅求其安定北方，故戒其勿生心南犯。中国人对朝代更迭，又有正统伪统之辨。曹操司马懿，皆内心自知不得为正统。王猛则知石勒不得为正统，故有此告诫。此非深切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传统观念，则此等人物皆无可辨认，加以评论。此岂西方观念所能道尽其底里。
唐代灭亡，能不如西洋史上罗马帝国之崩溃，实为此下中国一大幸运。八姓十三君，多半属于夷狄，最为中国历史上一黑暗时期。文化传递，乃在十国。宋兴，一时学者竞唱华夷之辨，竞唱尊王，竞唱孔子春秋大义。则孔子岂不乃为提倡尊王尊中央尊一统之中国自古一圣人。而近代国人，又必以拥护专制鄙夷孔子，于是中国史乃无一页可读，中国人乃无一人可尊。而宋代王室之尊贤下士，亦创自古所未有。宋后之犹有中国，则胥此是赖。宋神宗以下，新旧党争，宋室一蹶不复振。君子群而不党，在中国亦自古有明训。士人政府，职权之上下分配，亦贵有体制。岂得人人可自谓代表一政府，代表一国家。周、张、二程以下，理学兴起，中国士传统用意之所重，乃又转而在野不在朝，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非通此下历史，亦无以言之。
蒙古入主，中国政亡于上，而学存于下，蒙古政权不百年而遽灭。晚明东林党又引起祸乱。满洲入主，政又亡于上，学仍存于下。顾亭林乃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亭林所谓亡国，乃指政府王朝言。所谓亡天下，乃指社会大群文化传统言。中国五千年建立，其本源即在此。中国人自信则谓其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故每以中国与天下并言。有天下斯必有中国，有中国自必成天下。中国人非不知中国之外尚有外国，而求一世于大同太平，则必以中国为中心。此可谓乃炎黄以来五千年中国人一传统观念。其信与否，则待此下中国人之努力。
辛亥革命，中国人自易国号曰中华民国。其实仍是此中国。唯此下则一变故常，由君主转而为民主，一姓一家朝代更迭已不再见。国家元首凭西化选举，故此下之“中华民国”，乃与以往之古中国大不同。“国歌”中有“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意乃指打倒了秦始皇帝以下两千年之帝皇专制，而走进了西化之大同。以上两千年之古中国，则可不复存在。岂然岂其然乎？唐代杜佑以下，有三通、九通、十通，记载历代政治制度，如租税，如兵役，如考试监察等，何一不有明确制度之规定，何曾由帝皇一人来专制？专举一句西方话来讲中国史，则可谓辛亥以后之中国，乃全无所承，赤手成家。此下之中国，慕效西洋，先则英法，今则美苏。但核武器僵持，今日不知明日，则高卧缓起，以徐待其定，亦不失为明智之一举。
近人又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乃效美国人称华盛顿来。但美国由华盛顿创始。中山先生亦仅得为中华民国之国父，不得谓乃中国之国父。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先征诛，后禅让，在中国历史人物中，尤为难得。
今再论，美国本由大英帝国来，苏维埃乃从俄罗斯帝国来。美国立国仅两百年，苏维埃未到一百年，立国基础皆未稳。中国立国五千年，并世无匹。唯今国人喜新厌旧，辛亥以来，乃常陷于摇荡不安中。不治旧国史，何来新观念。国人好学，其试再加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