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太过重视物质生活，遂深感贫富之不平等。贫人多，富人少，不平等之刺激更明显。由经济财力转移到政治权力上，又感到贵贱之不平等，贵少贱多，不平等之现象益明显。
谁不欲富贵？谁甘于贫贱？但外面有种种条件，种种因缘，谁也料不到，谁也捉不住。中国人说富贵有命，则不由自主，岂不又加了一层不自由。因此平等自由的呼声，一人唱之，千人诺之，成为人生最高理想，亦若是人生唯一目标。西方民主政治即从此来。政府最高领袖由民选，算是一平等。任期权力各有限，岂不更平等。但实际仍不平等，只在政治领袖方面加一些不自由而已。而且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人出来竞选。出来竞选的，亦难得当选，岂非又是一不自由。故西方民主自由，实是一种法治，在法律上尽多加上了种种限制，使在政治上位者感其不平等不自由。人生尽由法治，又何意义价值可言。
在民主政治下有自由资本，又显是一不平等。只许人自由竞争，但始终争不到一平等，愈争而愈不平等。于是又在法律上来加以限制。所得愈多，赋税愈重。贫穷失业，则加以救济。一切措施，只在人生之不平等不自由中制裁其得意者，辅助其不得意者。抑制少许放肆，使多数获得少许安慰，而其为不平等不自由则依然如故。真自由真平等，实只在许人争，如是而已。
男女恋爱，称为平等自由，但亦有种种因缘条件。其在通都大邑，或在穷乡僻壤，即一不平等。穷乡僻壤对象少，通都大邑对象多。但亦有种种限制，种种束缚，与穷乡僻壤亦无多异，此皆不自由。中国人言“人相偶”，佳偶相逢作一遇字。偶与遇，皆难得义。故佳偶乃巧遇，天生天成，来自天命，明非自由。即生之于身，身之于家，亦偶所寄寓。以中国文字学言，天人内外之通合相偶亦然。自然皆偶然，非一己之所得自由。人生平等则正是一不自由。尽争自由，将更见为不平等。尽争平等，将更见为不自由。如是而已。
美国一妇人，其夫为总统，贵为第一夫人，已跻不平等之上乘。不幸其夫遇刺死，倘此妇守节不再嫁，岂不更得国人崇敬。乃此妇又改嫁一世界首富希腊船王。不幸其夫又死。可见自由有限，不得常如己志。唯此妇仍求再嫁，此亦法律所许。然在首贵首富外，欲觅第三人，究属不易。是则自由改嫁易，欲觅三夫平等难。仍将以自由获得不平等。一场春梦又一场，人生真相，此妇诚一例。
西方有宗教，进入教堂，富贵贫贱，皆平等。又信仰自由，岂不乃一自由平等之人生。但耶稣上十字架，即是一不自由不平等。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又是一不自由不平等。故宗教信仰，乃亦仍不足以满足实际人生之希望。
又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成世界化。乃于法律规定之不自由中，许以争夺之自由，于本属人生平等中，来求取不平等。其胜负又有幸有不幸。果优劣显然，则不成比赛。胜者得名得利，然全人生则已奉献在此。一旦退休，几无他业可再从事。但参加比赛者，毕竟亦有限。场外观众，数万数十万，乃真获得一场平等自由之机会。然座位有不平等，不得自由入场。要之，则已为人生一快事。运动外，又有歌场舞厅，购票入座，则亦仍有不平等不自由。然则人生职业不平等，娱乐亦有不平等。职业不自由，娱乐亦有不自由。人生岂果如此。
中国社会亦有贫富贵贱之不平等，亦同希富贵。孔子曰：“富贵不可求。”此乃实际人生中一真情实况，中国人谓此不可求曰命，乃一种外力，非己所主。中国古人教人知命。则安和而不争。命来自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即是一大自然。人生必有死，亦不能尽富贵。孰不愿平等自由，而终不能平等自由。中国人归之于天命。在此大自然中，有种种复杂因缘，复杂条件，产生种种复杂现象。究竟孰在为之，则无可指名，而名之曰天，亦曰自然，言其乃自己如此。人生亦大自然中一小自然，一切非可全凭作为，亦非可一切前知。但生命有一进程，物质生命之后，继以精神生命，则亦确有能自作主张自出安排处。孔子言从吾所好，所好乃曰性。天命之谓性，则自由不自由乃同归天命，不足辨。
不论有生无生，凡物皆有性。物指其当前具体言，性指其变化之内在可能言。饥思食，寒思衣，亦属性。温饱后，更求多余，则谓欲。但性与欲之界线极难分。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其心即养其性，亦即养其情。所好之情已得，所欲乃未得。温饱已得即可好，其所未得，不当一一加以欲而求。必寡欲而后性得养，此义耐深思。
性有好恶。山洞人出猎，偶多获，留一羊。羊性善，而形美，可玩赏。繁殖多，洞外放牧，可免猎取之劳。一人如此，人人效之。一家如此，家家尽然。人群自渔猎转而为畜牧，为人生一大进步，此亦孔子之所谓从吾所好矣。
马牛羊鸡犬豕，家有六畜，皆自从心所好来。放牧多闲，进而转入耕稼，又为人生一大进步。此亦皆人性所好。渔猎求生，迫于欲。耕稼定居，出所好。非由教诲，一从性好，乃亦自然。耕稼余暇，又为陶冶，同所性好。进而日美，亦从性好中流出，乃成人生中之艺术。百工愈分，日中为市，以所有易所无，各得所欲而退。则人之赴市场，亦从心所好，非以为利。别有国际商人，亦如农工，皆世袭皆由公家给养。于是治国之外又求其渐达于平天下，亦皆从其性好，非有他故。
性有所好，得其所好斯为德。民生在勤劳，非所欲。勤其所好，乃以成德。性之流而为欲，所当戒。性之养而成德，则当勉。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性中有德，非有教者，乃读无字天书来。雎鸠之德，人亦同好。夫妇遂为人伦之始。乃本之性，发于情，亦所好，而非欲。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冰雪交加，众木皆凋，松柏独能后凋，此即松柏之德。人知好之，亦自能畜成其德。孔子慕松柏，后世人尽慕孔子。世运届于严冬，必有大贤后凋之君子，历世常青。世运之转，人道不随以遽绝，则亦赖之。
孔子又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已矣夫。”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练食不食。孔子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亦似之。故凤凰之来，乃世治之象。晦蒙否塞之极，许衡与众坐大树下，树上果落地，群争取之，衡独不取。众曰：果无主，何害拾取。衡曰，果无主，此心独无主乎。宋末大乱，生事艰难，衡能有守如此。一时之群，亦知慕敬，遂以传述。是衡亦元初一凤矣。世运之转，不得谓衡无其功。富贵不可求，此心有主，非可好乎。
古诗三百首有比有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比之鸟而性自兴。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人生群居大道，乃自人群中各己之德来。孔子又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色在外，好之乃成欲。德在内，好之乃为情。情可好，欲不可好。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故贵以斯道觉斯民。
德，人所同好，亦人所同具。发扬己德，亦以成人，斯为人生中大人。故据于德又必依于仁。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人生即知爱父母，敬兄长，此为孝弟。居家为一好子弟，出即为一好人，故曰孝弟为仁之本。舜之大孝，则为人生一种最高艺术。非有此艺，不成其孝。故依于仁，又必游于艺。艺则为人生行为中之可法可好。
周公之孝，亦同与舜。其治礼作乐治国平天下，亦为人生一大艺术。纵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舜与周公当之无愧。孔子大圣，则为人生一大艺术家。艺术之可贵，则贵在能以己之所好所乐同之人。但非唱一歌作一画之所能尽。
西方人分别真善美三者皆在外。但依中国人观念，人生向外皆为欲。人欲之所向，则不真不善不美。又中国人以真善美为一，天人内外，同此一体。此心此德，即真善美之所在。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知之即真，好之即善，乐之即美。则此心亦即同是真善美。西方哲学仅求知，科学求好求乐，皆有大欲存焉。中西人生之不同，此亦其一端。
中国人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此一天，此一命，莫能自外，亦莫能自异。中国人视人生，实亦一平等，但不能自由。家私万贯之与不名一文，贩夫走卒之与君卿高位，同是人，同有生，所不平等者，在其所遇，不在其德与性。德性内具于己，人得自由，非外力所能主使。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有为即是一自由，其决定则在己之志。孔子言：“志于道。”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道乃内在之精神人生，衣食则外在之物质人生。物质人生关系小，大体平等，无多分别。强生分别，但又不自由，无法相争。精神人生则谓之道，大道小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其间有大分别，乃真不平等，关键则在己心之所志。反求诸己，人各自由。志于此，而又耻于彼，则诚无足与议矣。
中国人所谓之人生不平等，指其流品。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分人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中又各分三品，共九品。上智下愚暂不论。大圣大贤，极恶小人，论其本源，则尽由其所志来。全由其己各自负责，则不平等仍属平等。但人岂自愿为一小人，而终于下流之归。是其智不及，故必从事于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人性忠信，属大平等。好学与不好学，则人不平等。心之所好，亦从天性来，乃人生一真乐，又何外欲之求。故人既平等，又各自由，中国人论人生乃如此。
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但又言性相近。非言人道之难移，乃言人道之易于有移也。舜之居深山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此乃舜之所以为上智。文灭道丧，晦盲否塞之际，有一上智者出，世道亦随而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之鸣亦其性，闻鸡鸣而起舞，此见人道之易移矣。至于下愚，亦人中之绝少数，不立志，不好学，亦其性。然既不为人移，亦不能移人，终不闻有举世为下愚所移者。然则下愚之不移，又何病于大道之行。下愚亦当在人道涵育中，不必强求其移。
孔子又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人类长期绵延，前有大舜周公，后有孔子，则焉知后世之不再有舜与周孔。孔子十五志学，即志学于周公。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强立不返。五十而知天命，则知来者之亦将如今，故能人不知而不愠。又能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视人一皆平等，莫不知其所以然，即皆知天命之所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则此心即天，天即此心。孔子之一生，其学之随年而移有如此。此即上智之不移。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亦岂有所移。
今日国人乃尽欲移我以效人，曰平等，曰自由，既见彼我之不平等，亦见我之不自由。则正为有一功利之欲害之，乃至于无情如此。但亦非不可移，则静以待之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