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当自孔子以后迄于朱子，此一千七百年来之儒学流变，与夫百家众说之杂出，先作一概括之叙述。
自孔子殁后，孔门诸大弟子，分散列国，相与传扬孔子之道，其时儒学基础已奠定。然同时反对孔子与儒学者，亦即随而踵起。最著者有杨墨，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然百家众流，亦即继之竞兴，至荀子而有《非十二子》之篇。其所反对，不仅百家众流，即子思孟子亦在其列。当时称儒分为八，然惟孟荀称大宗。
及秦人一统，始皇帝颇尚法家言。汉兴，黄老道家骎盛。其时则战国时代之百家众流，渐趋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然儒家言犹尚若居道法两家之后。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跻于独盛。然此下汉儒之学，毕竟与先秦儒有区别。此种区别，大体由于双方所处时代背景不同而引生。
战国时代，列强纷争，天下未定，百家竞起，各欲揭其主张以为一世之蕲向。先秦儒为自身争存，亦相务于树新义，肆博辨。故其贡献，主要在理想方面者为多。汉代统一，局面大变，当时主要论点，在为此天下求实际之治平。汉初君臣，来自田间，本身初无学术修养，然深知民间疾苦，极欲与民休息，而道家清静无为之说，遂乘时兴起。然无为而治，事不可久，抑且无为即是不治，故汉初政治，实乃一依秦旧，承续法治之轨辙。及至武帝临朝，董仲舒对策，力言复古更化，复古乃复周之古，更化则更秦之化。周代绵历八百年，秦则不二世而亡，此乃历史教训，明白彰著。此下汉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历史，言治道。欲法周，则必上本之于六艺经典。当时谓六经起自周公而成于孔子之手，故曰孔子为汉制法。尊孔子，乃由于尊周治。尊周治，则必尊周公，尊六艺。故汉武帝兴太学，立五经博士，专以六艺设教，而《论语》乃与《孝经》《尔雅》并列为小学书。《尔雅》乃五经之字典，而《孝经》《论语》则仅是小学教本。《汉书·艺文志》上承刘向歆父子，分群书为七略。首六艺略，次诸子略，儒家者言居诸子略之首，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属之。而孔子不与焉。《论语》《孝经》《尔雅》则同附六艺略之后，此乃汉儒心目中之学术分野，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史汉儒林传中序列诸儒，皆起汉初，而曾思孟荀亦不预。此乃一代之新儒，以传经言治为业，与战国诸儒之以明道作人为唱者，畸轻畸重之间有不同。此一区别，首当明辨。换言之，先秦儒在汉儒心目中，亦属百家言。汉儒传经，乃即所谓王官之学，一则主张于朝廷，一则兴起于田野，其为不同，显然可知。
汉儒固若无伟大特创之政治理想，亦若无伟大杰出之政治人物，然而定法制，垂规模，坐而言，即继以起而行。两汉郅治，永为后世称羡而效法。汉儒之功，要为不可否认。
汉儒言治道，必本之于经术，而经籍之整理，事亦不易。先秦儒如孟子荀卿，虽亦时时称引诗书，然仅止于随所意欲而加称引，非求于经籍有通体之发挥。秦火以后，经籍残缺。汉儒治经之功，一则曰纂辑，再则曰训诂，又后而有章句，始于全经逐章逐句，一一解释。其间容多未是，又复各家之说不同，未能会归一致。然而汉儒治经之功，亦要为不可没。
今再综合言之，汉儒之为功于当时者，一为治道之实绩，一为传经之专业。又复渐分两途，一则专务治术，一则专守经业。迄于东汉季世，朝政不纲，治道日替，务于治术之儒，日失其职，而专一经业之儒，退处在野，乃大为一世所仰重。如许慎马融郑玄诸人，亦永为后世治经之宗师。然若谓汉儒功在传经，而忽其言治，则终为得其一而失其一，无当于汉儒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