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宋学，善讲宇宙论的周、邵、张三大师，都已在上述说过。现在要说到程颢，他被尊为中期宋学之正统。他的精采处，在其讲人生修养与心理修养上。因人对宇宙的了解总有限，再由宇宙论转到人生论，总是牵强不亲近。不如简捷从人生实经验，来建立人生界一切的理论。此乃颢所谓“鞭辟近里”，亦即是他对宋学思想最大贡献之所在。
颢字伯淳，河南洛阳人，学者称明道先生。他和其弟颐，十五六岁时，尝从学于周敦颐，并曾两度从游。他自说：
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又说：
某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又说：
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在这几段回忆中，我们却可追寻他学问的渊源和脉络。固然人的姿性有不同，但青年期的感受与薰陶，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张载十八岁见范仲淹，仲淹授以《中庸》一篇，张载在此刺戟下，才努力作书本上冥心探索的工夫。程颢十六七岁时见周敦颐，敦颐却给他以一个自己人格的活薰陶，一种日常人生亲切的启示。又提示他一问题，教他去寻仲尼、颜渊生活的乐趣，究竟在哪里。那青年骤和这样一位大师接触了，觉得吟风弄月，眼前的天地，全都呈现着异样的光辉，充满着异样的情味。连他自己一向嗜好的田猎驰骋，也感得索然少兴了。但敦颐却指点他，你莫谓自己已然没有这嗜好了。这一句话，远隔了十二年，却给他说中了。自己的心，自己不知道，别人却直透你心坎底里，说中你十二年后的心事，那是何等地感动人的一种活教训？
颢自己也是一位春风和气般的人。他二十岁，已举了进士，在鄠县作主簿，那是小得可怜的一个官。他却满腔快乐，生趣盎然。作诗道：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又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他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他芟了，他说：“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他说：“欲观万物自得意。”我们可以从此想象，他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意境，还是受他幼年期的那位前辈的薰陶呀！但这里还有一大问题，这是时代思潮逼得他非从自己内心求得一彻底解决不可的问题。那问题便是人生最高真理，究竟在儒抑在释？当时说他，
十五六时，与弟正叔闻汝南周茂叔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是他成学前一段广泛研寻、深切探讨之经过。但他之泛滥诸家，出入老、释，毕竟和其他学人有不同。他早已懂得时时处处从他自己的亲身活经验里来亲证与实悟。因此他自己说：
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这两句话，道尽了他学问的真精神。第一，他的学问，完全由他自己实生活里亲身体验来，并不从书本文字言说上建基础。第二，他提出了“天理”二字。此所谓天理，却不是指的宇宙之理，而实指的是人生之理。他只轻轻把天字来形容理，便见天的分量轻，理的分量重。于是他便撇开了宇宙论，直透入人生论。这一点，尤值我们之注意。我们也可说，“天理”二字，是他学问的总纲领、总归宿。
因此他讲学，不像以前人，不脱书卷气，显然在讲学问，讲道理，而他则只是在讲生活。现在所需讨论的，既是主要在人生问题上，而他则直从人生讲人生，自然见得更亲切，更真实。故他说：
学只要鞭辟近里。
从人生问题再“鞭辟近里”讲，便是“心”的问题了。他讲学长处，便在从实际人生中，指点出心的问题来，教人如何去修养自己的心。所以他说：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须知这一条，并不是在讲《孟子》书里的“收放心”，也不是在讲《论语》里的“下学而上达”，更不是真个要把圣人千言万语，牵搭上《孟子》书里“收放心”三字。他只是直率地在讲他的实生活真经验。我们必得先明白这一层，才能懂得他的话，才能懂得他学问的着精神处。
他曾说：
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
“敬”字是程门提出最主要的一个字。用近代俗语讲，敬只如当心。写字时便该当心在写字，但不要另分一心要字写得好。若要字写得好，严格说，这便是私欲。如想字写好了，得名或得利。再退一步讲，存心要字好，便成了学写字。学写字，只是学的一技一艺了。现在是要解决指导人生的最高真理呀！所学的目标，不在技艺上，在真理上。此指导人生的最高真理，他称之曰“天理”。写字应该当心在写字上，那是写字时的天理呀！所以写字时甚敬便是学，学的什么呢？学的是天理。他也只在如此等处的日常生活中，来体贴出天理。
他曾说：
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
因修桥而访求一根好木材，那是应该的。但此事若在心上生着根，换言之，成了心习了，以后遇见好树木，便会想起那木料好作如何用。其实那时本不需用木材，那些计度之心是多余的。人若积累了这样许多的心习，他的心每向熟处走，将会永远束缚在这些心习上。所以他又说：
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他又说：
昔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先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这种心理经验，也是人人可以遇到的。我们若把来和上条讲写字的合看，正写字，应该当心在写字上。但若一心要字好，便是着心了。往往任意挥洒，反而写得好。刻意求工，转而不佳了。这也是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他又说：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这句话，涵义却深了。他把自己日常生活里的内心经验来解释仁。你如太着心在一事上，或另着心在别事上，都会使你心把捉不定，如是会对外面事情物理应付不到恰当处。心本来能应付一切事情物理得一恰当处，此恰当处即天理，应付到恰当处的此心则是仁。着心，是心之私，心因有私，反而把捉不定，得不到恰当处，陷入于不仁。那些都是他把自己日常亲经验，来发挥他自己的新见解。这一切，总在讲人生，不在讲书本，讲古训。
因此他说：
人心不得有所系。
他又说：
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终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自得便是此心得天理，方法则在敬。敬不是急迫，凡急迫都是私，非天理。这些话，全扣紧在心上说，即所谓“鞭辟近里”。所以他又说：
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性静者可以为学。
一切文字言说理论，也都是安排。他教人离开这许多安排，求心之自得，要在自心上觉到这一境。所以说：
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
他并不注重在探索与研寻，只注重在存养。存养此心，便可体贴出天理。存养的工夫便是敬。他又说：
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
孔子只说到饮水曲肱之乐，他却把这一种心境，转移到政务丛脞军情倥偬的场合下。他认为饮水曲肱之乐即便是天理，我们该使此心无往而不得此天理。虽是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依然是此一天理，因此吾心好像无一事，只如饮水曲肱般。于是他说：
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事业，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
孔子只说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却说治国平天下，圣功王道，也只如浮云。事到临头，因物付物，只像无事般。事过了，功程圆满，过了还便是过了。心上没事，如浮云之过目。
可见一切事，只如没有事，所争在此心。他又说：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须与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他，尖不必刺人也。何畏之有？除了身，只是理。
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心上没事便没事。尧舜事业，心上不留便不留。若你心怕尖物，依他说，却不是件小事。他教你不要把此事放过了。“放过”是把此事放一旁，假装不理会，其事实还在，你心上还是怕。“放下”便不同，“放下”是真个没事了。如何放下呢？你心怕尖物，便索性满屋都放着尖物，好叫你心真明白，尖物并不刺人呀！你心真明白了，便自不怕了。他为何把这小事看得这样重？他认为你心怕尖物，便是你心不合理。心失却了天理，到处会出事，到处会有问题。须教尽力改正，使你心合天理了，一切事都没有。万事万变，其间只是一天理，其实则只是我心之恰到妥当处。
所以说：
须是大其心使开辟。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如何大其心？便是叫心合理。世界之大，只是这一理，因此称天理。心合理，便是心合天，那还不大吗？离了理，便只见身。身属私，理属公。心只顾着身，便会怕尖物，像要来刺我。心在理上，便知尖物决不刺我身。所以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如何浑然与物同体呢？只同在理上。你先把己身与物分开着，便怕尖物或许会刺我身。你把物与身平铺着，尖物只是尖物，何尝定要来刺我身？
其实天理也不难明，他说：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
人欲太重，便会提防外面的一切，如怕尖物或会刺我身。我们看了他这些话，却不要想我心并不怕尖物呀！当知怕尖物只是偶举之一例，你心若太着重在己身上，自会把捉不定，自会遇事怕。怕这样，怕那样，自会心中充塞了一切事，把对事的应有天理都昧失了。所以说：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照他说，自不必像上举周、邵、张三家般，远从宇宙论讲起，来证明人与天地万物之合一。此理只要在心上求。所以说：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人心着私，易生怕，又易生怒。
他又说：
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他又说：
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
你心中是怕是怒，是和是乐，是有事，是没事，人人可以自己体贴到。总之他种种话，永远从心上指点你。所以说：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是栽培之义。
六经古训，孔孟嘉言，在他看，只如泥土肥料般，重要是我此心。肥料只栽培，生长是我心。所以说：
悟则句句皆是这个，道理已明后，无不是此事。
如何求悟呢？还是从自己实生活上，由自己的心去悟。所以说：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所以说：
学者今日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尽便没事。
从宋学初兴，直到他当时，学问上添得很多了。添到周、邵、张三家，由他看来，更不该再添了。他主张减，减到只有此心此理，便一切没事了。所以他又说：
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我们看他许多话，在宋学中，实在可算是一种最新颖，而又最笃实，且是最主要的话。他不讲圣人古经典与大道理，又不讲治国平天下大事业，更不讲宇宙神化大玄妙，只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让自己的心获到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获到一恰当处。那便是他所称由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也便是他所要学者须先识得的“仁”。
我们看他这些话，或许会怀疑，这些话很像禅宗祖师们的话。明儒高攀龙曾说：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
不错！禅宗祖师们，也教我们心上无一事，但他们却只教我们心上无一事。程颢则教我们把自己的心体贴出一个天理来，识得一个仁，这样才始是真个心上无一事。因此在他心上，虽若无一事，而一切事却全都了当了。这是和禅学的究竟不同处。
我们看他这些话，又许会怀疑，他只在讲个人的私生活，只在自己心上下工夫，怕只成一自了汉，担当不了人群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但他早已说过了，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所以他讲学，只着重在这一面。他在政治上，虽只做几任小官，但有很多事，处理得给当时和后世之赞美。他有《上神宗陈治法十事疏》，后人说：“案其时势，悉中肯綮。”有许多意见，却和王安石相似。他所讲王霸之辨，也同安石的见解。据说，安石新政中的“保甲法”，还是根据他做留城令时之“保伍法”。他曾参加安石新法之推行见《朱子语类》，他曾充安石遣使考察新法的八人中之一。张载曾说过：
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诚，而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当时人对他的荐章，说他“志节慷慨”。朱熹说：
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想是他经历世故多，见得事势不可行。
后来安石新政失败了，连宋朝也垮了。后人才更觉得程颢说的话中有真理，因此更要推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