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师川诗云：“楚汉纷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何颜肯姓刘。”谓项伯籍之近族，乃附刘而背项，郑君已为汉臣，乃达汉而思楚也。余尝论之曰①，方刘、项之势，雌雄未决也，其间岂无容容狡诈之士，首鼠两端，以观成败，而为身谋者乎，项伯是也。其意以谓项氏得天下，则吾尝以宗族从军，策画定计，岂吾废哉？刘氏得天下，则鸿门之会，吾尝舞剑以蔽沛公矣，广武之会，吾尝劝勿烹太公矣，刘氏岂吾废哉？高祖之封项伯，殆以此也。至郑君则不然。事籍，籍死属汉，高祖令诸故楚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观此则郑君与项伯贤佞可见。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恶，则知戮丁公者，一时矫激之为也。
①“余”字《类编》本作“徐”。
王俭《七志》曰：宋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谢瞻所赋，冠于一时，今载于《文选》者是也。其曰“鸿门销薄蚀，陔下陨欃枪。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则子房辅汉之策，尽于此数矣。王荆公云：“《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亦用此数事。而议论格调，出瞻数等。东坡论子房袖椎之事，以谓良不为伊、吕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余观之，此良少年之锐气，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书之后，所见岂前比哉！
左太冲、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太冲则曰：“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渊明则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余谓荆轲功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当时固已惜之。然概之于义，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故扬子云：“荆轲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可谓善论轲者。
盗杀武元衡也，白乐天为京兆掾，初非言责，而请捕盗，以必得为期。时宰恶其出位，坐赋《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闻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又云：“及泉曾改庄公誓，胜母终回曾子车。素绠银床堪泪堕，更能赋咏独何如。”
李义山诗云：“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王元之诗云：“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余谓炎汉创业，何为宗臣，高祖设指踪之喻尽之矣，他人岂容议邪！
韦苏州睢阳感怀有诗曰：“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宿将谓许远，儒生谓张巡也。盖当时物议，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远畏死，辞服于贼，故应物云尔。然韩愈尝有言曰：“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后，贼将生致远于偃师，远亦以不屈死。则是远亦终死贼也。
三良以身殉秦缪之葬，《黄鸟》之诗哀之。序《诗》者谓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则咎在秦缪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赀。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元亮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不以三良之死为非也。至李德裕则谓为社稷死则死之，不可许之死，欲与梁邱据、安陵君同讥，则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众驱之于后，为三良者，虽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颗不用乱命，则岂至陷父于不义如此哉！东坡《和陶》亦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似与柳子之论合。而《过秦缪墓诗》乃云：“缪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则又言三良之殉，非缪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清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斸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①。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熏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呜呼，东汉之季，柄在宦官，陈蕃之徒，以忠勇之资，谋殪其党，而事亦不遂，史载其名，殆如日星。而训、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为乱人，万世之下，无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旧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记》一卷，二书之说，时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训等诛宦官，事觉反为所擒，而《乙卯记》乃谓训等有逆谋。盖《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论，而《乙卯记》附会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记》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记为非是，其说与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①“犬”原作“大”，据《樊川集》改。
杜牧之集有《李给事诗》二首，其中有“纷纷白昼惊千古，铁锧朱殷几一空”之句，谓郑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之句，牧之自注云，给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余尝考之，李石虽尝为给事，然劾郑注之事，史所不载。虽载语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后。石既拜相，则牧之诗题，不应以给事为称，其非李石明矣。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尝因旱欲乞斩注，以申宋申锡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归颍阳。今牧之诗有“元礼去归缑氏学”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论郑注告归颍阳。又史云：注诛，迁给事。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由是论之，则是中敏无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诗》云：“鵩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士，消长相持势自然。”盖言郑注事也。方是时，和鼎论注不可为相，旋致贬责，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而宪宗未尝谪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时，而文宗时无辛卯也。岂牧之误乎？余谓牧之所云，非谓实庚子辛卯也。鵩集于舍，班固书庚子之日，日有蚀之，诗人有辛卯之咏，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唐穆宗时，令狐楚为相，为景陵使，以佣钱献羡余，怨声载路，致有衡州之贬。观《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堕青天。委废从兹日，旋归在几年。”又有《答窦巩中丞诗》末句云：“何年相赠答，却得在中台。”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其楚之谓乎？观“甘露”之中，则可见矣。当是时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与李训谋逆，将立郑注。楚时以旧相在阙下，文宗召楚至，帝对楚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邪？”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呜呼，观望腐夫阉人，而诬置人于死地，楚忍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若以史为证，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窥江左之意，子玚劝其取金陵，史称薛缪、李台卿等为璘谋主而不及李白。白传止言永王璘辟为府僚，璘起兵遂逃还彭泽。审尔，则白非深于璘者。及观白集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乃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度辽。”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白既流夜郎，有《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宋中丞荐白启云：“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乃用白《述怀》意，以抆拭其过尔。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败，洁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计，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老杜《送巢父归江东》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无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