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明黄省曾撰。一卷。杂记苏州风俗,于明代江南缙绅、士大夫之奢靡,郡县胥吏之横虐,及官府对铺户、百姓之克剥均有深刻反映。 查看详情>>

清代文言笔记集。8卷。梁绍壬著。道光十七年(1837)钱塘汪氏振绮堂初刻。卷首有汪适孙《序》。翻印本甚多,如文德堂刻本、光绪十年(1884)吉华室刻本(卷末增许之琎《书后》、王堃《后序》)、光绪十八年(1892)兰溪铜活字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旧小说》(己集)本、《清代笔记丛刊》(第6卷)本、《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本等。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式标点本,并删去两则。该书共录890篇,是一部较有影响的笔记集,其内容驳杂而充实,或记载掌故,或评述诗文,或讨论学术,或考证名物。其中较突出者是有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政治、经济情况的记载,并对民生疾苦表现了深切的关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文学方面,则记载了清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事迹,以及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的资料,较有文学史料价值。但其中也夹杂宣扬封建迷信、诬蔑农民起义等消极内容,表现了作者的局限性。 查看详情>>

《稽瑞》一书为唐代刘庚辑著的一本历数各个朝代有名的天降祥瑞的记载。文章多是引用一些古籍如《史记》、《山海经》、《汉书》、《瑞应图》等书中所载的各种祥瑞现象。清道光季锡畴重刊《稽瑞》序曰：子思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之事见于上世者不一。自后世狐鸣篝火之术兴，图谶纬书往往伪托，是以圣君贤相戒在下不许言瑞。可见，自古以来大多所谓的祥瑞现象，都是为古代帝王登基上位制作的种种包装宣传而已。 查看详情>>

清蒲松龄作，文中主要考证了煎饼的历史演变，义记述了三百年前鲁中地区制作食用煎饼的状况，对研究淄博饮食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详情>>

山水小品。唐代陆羽作一卷。有今人张宏庸辑校本,载1986年《陆羽研究集刊》。全文共五节,第三节“绿蛇”、第四节“报春鸟”虽为顾渚山事,却仅有“采茶人呼为报春鸟”一句似与茶有关。而第一节《获神茗》,则载录晋代王浮所撰《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第二节《飨茗获报》,收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的剡县陈务妻与二子以茶祀古冢而得钱十万。第五节《昙济茶》,则为《宋录》载豫章王子尚访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饮茗而称之为“甘露”。此三节均与顾渚山无关,陆羽撰《茶经》均又收入《七之事》。通考全文,《顾渚山记》似为未完之作,或虽以《顾渚山记》题名,却仅为游顾渚山时所辑撰,并非专为顾渚山茶事而作。 查看详情>>

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查看详情>>

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查看详情>>

《昭惠周后诔》全文上千余字，是李煜传世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此文作于大周后辞世之后，是为悼念她而作，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肺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煜对于周后的感情之深、之真。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22个“哀”字。 四字一句，仅有几句是六字、七字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作者心中的酸楚悲痛。读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收束全文，使人也不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读罢此文，我们还可看出李煜文笔的老练——行文极其流畅，引用典故、借用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并无晦涩、牵强之感；可见，多年的诗词创作与艺术熏陶对他的文章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查看详情>>

袁枚撰。这是一篇享誉甚高的祭文,历代评论家常以之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相提并论。作者三妹素文与其夫系指腹为婚,十几岁时夫家父母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然素文坚持从一而终的礼教,成婚后丈夫果然嫖赌成性,常毒打勒索嫁妆嫖妓,委屈忍受,直至要将她卖掉抵赌债,方逃回娘家告官判离,已受尽折磨。作者在文中痛言此为读书识礼之过,“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如是”,对封建礼教表示了怀疑,也道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文中一字一哭地回忆了兄妹从幼至长相亲相爱的历历旧事,声泪俱下地向九泉苦魂诉说着为兄未及诀别的深深遗憾,从儿时同玩蟋蟀岁寒虫僵共埋之到兄为妹料理殓葬,从葬妹祭妹哭妹想到自己“在人间尚复几日”,作者在琐琐碎碎的细节常情的倾诉中,把怀念亲人的感情逐渐推向高潮,使文章笼罩在深沉的感伤气氛里,令人读之下泪。 查看详情>>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折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