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前，即闻人言康有为近作《共和平议》，文颇冗长可观，当时以不能即获一读为憾，良以此老前后二十年，两次谋窃政权，皆为所援引之武人所摈斥（戊戌变法，见摈于袁世凯；丁已复辟，见排于张勋），胸中郁抑不平之气，发为文章，必有可观；又以此老颇读旧书，笃信孔教尊君大义，新著中必奋力发挥君主政治之原理，足供吾人研究政治学说之资，虽论旨不同，无伤也。乃近从友人求得第九、十两期合本《不忍杂志》读之，见有《共和平议》及与《徐太傅书》，一言民主共和之害，一言虚君共和之利（前者属于破坏，后者属于建设；不读后者，不明其立论之全旨，故此篇并及之），不禁大失望！
《共和平议》凡三卷二万四千余言，多录其旧作及各报言论，杂举时政之失，悉归罪于共和，词繁而义约，不足观也，与徐书，颇指斥专制君主之非，盛称虚君共和之善，且譬言虚君共和之君主，如土木偶神，如衣顶荣身之官衔，一若国家有此土木偶神，有此衣顶荣身之官衔，立可拨乱而反治，转弱而为强，其言之滑稽如此！
《共和平议》卷首题言，用《吕览》之例，有破其说者，酬千圆。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自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
康氏原作，文繁不及备录，兹录其篇目，要义可见矣。
导言：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求共和为慕美国，适得其反而为墨西哥。
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革命之初。
民国求共和设政府，为保人民和平，安宁，幸福，权利，生命，财产，而适得其反：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皆不能保，并民意不能达。
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乃得美、日协约之保护如高丽，且直设民政如属地，于是求得宣布中国死刑之日。
《新闻报》论日、美协同宣言日，代议员绝非民意；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所有约法，参议院，国会，行政会议，约法会议，宪法，皆如一人或少数武人专制之意，而非四万万民意。
中国共和根本之误在约法为十七省都督代表所定，则非四万万之民意。
民国政府明行专制必不开国民大会，故中国宪法永不成而无共和之望。
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
中国武人干政，铁道未通，银行听政府盗支，无能监理，与共和成鸿沟，绝流无通至之理。
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
武人只有为君主之翼戴，或自为君主而与民主相反不相容。
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
中国必行君主，则国不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
日本《每日新闻》论中国政局之支离灭裂，蹈俄国、波斯、突厥之覆辙。
——以上卷一——
此卷各篇之总义：谓今之中国武人专政，国民无力实行共和，徒慕共和之虚名，必致召乱亡国。愚以为立国今世，能存在与否，全属国民程度问题，原与共和君主无关；倘国民程度不克争存，欲以立君而图存，与欲以共和而救亡，乃为同一之谬误。以吾国民程度而言，能否建设民主共和，固属疑问；即以之建设虚君共和制，成立宪君主制，果足胜任而愉快乎？敢问康氏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无论民主共和，或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只形式略异；而国为公有，不许一人私有，武人专政，则一也。吾国民果能遮禁武人专政，使国为公有，是岂有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之理？倘曰未能，虽有君主，将何以立宪乎？更将何以虚君共和乎？纷争日久，国力消亡，外患乘之，覆灭是惧，此象共和君主之衰世皆有之，非独见诸共和时代也。不必远征往史，即前清道、咸之间，庚子之乱，取侮召亡，岂非眼前君主时代之事乎？
以上诸问，康氏倘不能解答，其主论之基础完全不能成立。
以下列举其荒谬之想，矛盾之言，以问康氏，以告国人：
康氏全文发端，即盛称共和之美曰：“夫以专制之害也，一旦拔而去之，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治，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鄙人昔发明《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与夫遥望瑞士、美、法共和之俗，未尝不慨然神往，想望治平。”后文乃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若美、法诸国，设代议士而号称民意；而选举之时，皆以金钱酒食买之，不过得一金钱一酒食之权云尔，非出于真知的见是非好恶之公也，何民意之足云！”是不独其言前后自相矛盾，且对于美、法共和而亦加以诅咒，况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乎？康氏诅咒中国之共和，非谓其求共和为慕美、法，适得其反，而诅咒之乎？今并美、法之共和而亦沮咒之，可见中国共和政治，即比隆美、法，而皆适得其反，亦不免康氏之诅咒也。以法、美之共和，尚为人所诅咒；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虽为人所诅咒也，庸何伤？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今世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即我国之共和，虽尚无价值；而杀人夺货之惨酷，岂不愈于三国唐未五代之事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诅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康氏若效张动、辜鸿铭辈，自根本上绝对排斥共和，斯亦已矣，然明明主张无天子公天下之义，又盛称共和拔去专制之害矣；复谓今非其时，但强行之，徒以乱国，夫共和果为善制，择善而行，岂有必待来年之理？吾人行善，更不应一遇艰难，即须反而为恶。譬之缠足妇人，初放足时，反觉痛苦不良于行，遂谓天足诚善，今非其时，复缠如旧，将终其身无放足之时矣，又如人露宿寒郊，僵冻欲死，初移温室，不克遽苏，而云仍返寒郊，始能续命乎？其谓共和虽善，此时行之中国而无效，不如仍立君主者，何以异是？
康氏谓：“今中国六年来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岂不高美哉？当辛亥以前，未得共和也，望之若天上；及辛亥冬，居然得之，以为国家敉宁，人民富盛，教化普及，德礼风行，则可追瑞士，媲美、法，可跻于上治，而永为万年有道之长矣，岂非吾人之至望至乐？嗟乎！宁知适得其反耶！”又曰：“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而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夫民国六年操政权者，皆反对共和政治之人。共和名耳，何以责效？即令执政实行共和，国利民福，岂可因之立致？美、法、瑞士之兴隆，更非六年所可跻及（美、法无论矣，即日本之改革，内无阻力，尚辛苦经营数十年，始有今日）；共和虽善，无此神奇。康氏讥国人误视共和为万应丸药，其实国人何尝如是，有之惟康氏自身耳；且其指摘六年以来之秕政，不遗余力，既云宁知适得其反，又云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跌宕为文，固以作态，绳之论理，将焉自诠乎？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而得专制，诸共和先进国非无其例，何独以此归罪于吾国之共和耶？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情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平情论事，倘局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此理此事，不必上征往古，取例远西，即以近事言之，戊戌变法，非吾国文明开发之始基乎？当时见阻于守旧之军人（荣禄、袁世凯等），学者（张之洞、叶德辉等），致召庚子之难，一时复旧，残民之政，远甚于变法以前，平情论事，不于当时守旧党荣、袁、张、叶是诛，而归罪于谋变法者康、梁与夫死难六贤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康氏诅咒共和，无所不用其极，乃至以破坏共和者洪宪帝、督军团之所为，亦归罪于共和，休矣康氏，胡不自反！
吾人创业艰难，即一富厚之家，亦非万苦千辛莫致；况共和大业，欲不任极大痛苦，供极大牺牲而得之者，妄也。其痛苦牺牲之度，以国中反对共和之度为正比例。墨西哥及法国革命之初，所以痛苦牺牲剧烈者，正惟狄亚士、拿破仑辈反对共和剧烈之故耳，岂有他哉？中华民国六年之扰乱，亦惟袁氏及其余臭反对共和之故耳，岂有他哉？康氏倘不忍使祖国递演争乱，如墨西哥如法国革命之初，正宜大声疾呼，诏国人以“天下为民公有之义”与夫“《春秋》太平世无天子”、“《礼运》大同公天下”诸说，使窃国好雄，知所敛抑，奈何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诅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
康氏既曰：“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共和为治，非以民为主耶？考美国宪法，最重之权利法典，为保人民身体之自由，及财产之安固，各国同之，美各州宪法，尤重此义，皆首举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护其生命自由与天然权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权威为基础；政府为谋人民平和安宁幸福及保护财产而设之者。南州、路易、诗烟拿之宪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操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设立，其唯一之目的，在保护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此数语乎，真共和国之天经地义矣！”又曰：“夫民意乎，岂自民国之主体乎？”又曰：“欧、美之政体，只争国为公有，而不争君主民主。”又曰：“吾三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又曰：“以数千游学之士，..拾欧、美已过之唾余，不中时之陈言，曰自由也，曰共和联邦也，..”又曰：“今民国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以风俗所尚，孕育所成，则只有为洪水猛兽布满全国而已！”又曰：“鄙人不以民主为然也。”又曰：“吾国人醉于民本主义以为万应丸药，无人知其非者！俄、波、突厥亦然，甚矣，醉药之易于杀人也！”忽称自由权利为大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国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
康氏所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之理由有三：曰武人专政，曰铁道未通，曰银行听政府盗支。按此三者，本国之大患，无论若何国体，若何政制，都不相容，不独限于民主也。民主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狄克推多；虚君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权奸，其义一也。
康氏谓：“君主国之制，自上及下，故将校得藉君主之威灵而驭下，而后其下懔威而听命焉！民主国之制，自下以及上，故将校藉士卒之力而后其上畏威而听命焉。无世爵之延，以结其不叛之心；无忠义之名，以鼓其报效之气；故不足以收武人之用，而反以成其跋扈之风也。”夫以盛时而言，康氏见德、日军人服从其君主，独不闻法将霞飞，威震邻邦，而俯首听命于国会乎？以衰世而言，汉之莽、卓，唐之藩镇，独非君主时代之事乎？即以近事证之，辛亥之役，即不废帝政，袁世凯握八镇之兵，行操、莽之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视六载伪共和，不更暗无天日乎？（即就康氏自身而论，戊戌亡命所受之痛苦，岂不较今为甚？）再以最近事证之，去年复辟之役，康氏所谓“复辟可反攻以讨逆，旧君之义可废，何有于法”，可见帝政复兴，亦无以结其不叛之心，鼓其报效之气也。
又康氏与徐东海书云：“惟绍帅专心兵事，其政治大计，皆付托左右，遂至其左右隐操大权，刚愎自用而专断。..先是吾代草诏书，用虚君共和之义，定中华帝国之名，立开国民大会而成宪法，即召集国会而速选举，其他除满、汉，合新旧，免拜跪，免避讳等诏，皆预草数十，以备施行，及见排不用，..”呜乎！大权犹未操，已是何等景象！武人秉政而谓能国为公有，虚君言治邪？嗟嗟康氏，幸不为蔡伯喈耳，见排不用，犹未为大辱也！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须道路交通而后民情可达；又必道路交通而后无恃险阻兵，以酿战争，..今吾国创造铁路，南不能至川、滇、黔、粤，北不能通新疆、甘肃、陕西；故西南得以负险而称兵，政府亦不能陈兵旅拒之；其初敢抗拒政府者，肇于僻远之云南，渐及负险之四川。”夫道路交通，固立国之要政，何独限于共和耶？岂君主国与夫虚君共和国，道路皆不必交通，民情可不必宣达耶？康氏所理想之虚君共和，不识是何等黑暗景象！西南义师，正以道路修阻，得扑袁帝而保共和；康氏所云，为袁帝鸣不平则可，著引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证，却正与事实相反。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在财政与国民共之，而政府不能分毫妄支焉，今中国、交通两银行，皆为政府所欲为，国民虽有资本，国民虽有贮金，而政府妄支，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而国民不能知其数，更不能监理之，坐听其亏空，停止兑现而已。”按袁皇帝盗国市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以致停止兑现，此正政府不行共和之果，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殊违论法。而康氏或曰：国民何以不能监督政府，听其妄支妄为，不行共和，此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乎？然则国民若不能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即君主国又何以立宪，又何以虚君共和，国为公有乎？
康氏以此三种理由，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君主专制，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酋长专制，更毋宁谓其不能存在于今世；良以今世国家，若武人专政，道路不通，国民无力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未有不灭亡者也，岂独不能共和哉！
康氏所指摘民国六年以来之政象，谓为共和所致者，如下：
袁世凯称帝——失去外蒙、西藏道里物产无算——各督跋扈，狎侮轻玩中央——无国会，无宪法——督军团跋扈于前，西南割据于后——烟酒盐关教育实业之拒派遣——府院争权——令长吏授意，举其私人为议员——增兵至八十师团，兵费至二万万两——不经国会公决而组内阁，而借外债，而宣战——解散国会，召集参议而废约法——增外债数万万——围议院迫议员——政府妄支国币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中国银行积款八千万已为洪宪盗而称帝——矫诬民意强迫议员签名布告中外以拥袁帝——总统总理日日盗取银行——政费日增，赋敛日重，富者远徙，民生日蹙——诸将争权，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算，生机断绝——私抽赋税，妄刑无幸，民不堪命——六年以来无预算决算之表示，民不敢过问——新税加征，公债强迫——元年京、津之变，损失逾万万——袁世凯月用八十万金，其施之于侦探暗杀五百万金——六年四乱，商务大败，银行停止兑现，纸币低折——袁称帝而川、湘、粤大受蹂躏——开平之煤，招商局之船，汉冶萍之铁厂，亦可押于外人——袁世凯善用金钱收买，习而成风——癸丑江、赣、粤、楚之战，死民无数——贤才摧弃，若赵秉钧、宋教仁以暗杀死，谭典虞、汤觉顿无幸被戮——对于蔡锷、曹锟、张敬尧、梁士诒等赏罚错——非法之假政府逮捕真国会之二百议员——密订军械借款及凤凰山铁矿合办之约。
上列政象，有一非反对共和之袁世凯及其爪牙“会议徐州，决行复辟，出名画诺，信誓旦旦之十四省督军”（用康氏与徐东海书中语）之所为乎？此正不能厉行共和之果，而谓为共和所致，且据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何颠倒一至于此！
康氏谓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又谓代议员绝非民意。试问康氏所谓国民大会，乃不用代议制乎？夫国民直接参政，诚属共和之极则，然非分裂至极小之国家，或自由都市，此事如何可期？康氏最恶分裂，又反对代议制，不知有何法以通之？倘谓君主国无论大小，国民大会皆可不用代议制，斯真梦呓矣。此时世界立宪国家，无论君主民主，皆采用代议制者，良非得已。代议员之意，固与国民总意（国民总意，亦只多数而非全体）有间；然不愈于君主一人或权贵少数人之意乎？康氏非难共和，并非难代议制，则世界民主共和君主立宪皆无价值，奈何独指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征乎？代议制虽非至善之法，然居今日速舍此而言立宪，直藉口欺人耳，盖国民直接参政之则期尚远，必待此而始可共和，始可立宪；吾不知康氏所主张之虚君共和制，将以何法使吾“四万万人，人人自发其意”乎？“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万事之赜，若事事待于合议，则意见各殊，运动不灵，大失事机；故瑞士议长之制，国民公决之法，共和至公至平之制也，但中国之大，则难行也”：此非康氏之言乎？夫自知其难行，而执以非难今日之共和，岂非藉口欺人乎？
康氏又谓：“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并引墨西哥之狭亚士为证。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狄亚士之乱墨西哥，正因其自恃雄杰不循共和轨道之故。康氏游墨诗有云：“专制犹存乱岂平？”可谓知言矣。康氏盛称狄亚士，而惜其“若在中土，虽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何以加焉！不幸生于墨西哥为民主之国，而以专制治。夫以墨积乱三百年，非专制不能为治；然既为民主国而专制，即大悖乎共和之法，而大失乎人心矣”。康氏《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中，亦有相类之论调曰：“今墨乱已三百年，而今乱日臻，南美共和廿国，殆皆类是，盖未可行共和而宜专制者，若误行之，祸害必大。”康氏论墨西哥事，既以“非专制不能为治”为前提，又惜狄亚士以共和专制而败，然则舍君主专制，墨固无治法矣。康氏数以墨乱戒中国，且云：“中国之广土众民，远过于墨；鉴于去年府院争权，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夫既曰“非专制不能力治”，“宜专制”，“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其心其志，盖已昭然，何国为公有云乎哉！何虚君共和云乎哉！呜呼康氏！一面主张国为公有，讥民国政府“为专制君主之私有其国”，讥“国人不通政学，不知欧、美政体之徒争国为公有，而不争民主君主之虚名”；而一面又主张专制。呜呼康氏！果何以自解？吾知康氏所精通之政学，一言以蔽之曰：藉口欺人而已！
民国两年已失蒙、藏、辽地二万里。民国之内乱如麻，川、粤惨剧将演于各省，而国民日危。近者，长沙内变，惠、潮兵争，而宁波又独立，浙江又风起云涌矣。凡此皆由南北争权利为之，而实共和为之也。湘、粤、浙之同胞乎，憾共和可也！曹、王、陈、李四督最后忠告之通电。民国之兵只可自乱。民国之兵费必亡国。民国数年之外债过于清室百年，再增一倍半，即可如埃及之亡国。民国苛敛，数倍清室，加之丧乱频仍，致民生凋敞，四海因穷。民国之官方只同盗妓。民国之贤才必隐沦摧弃。民国高谈法治，而法律赏罚皆颠倒奇谬，甚于野蛮无法。民国之物质扫地同于野蛮。民国之媚外类于黑奴。民国之学术只导昧亡。民国之教化崇尚无良，无耻，无恒，沦于禽兽。民主政府内争者必一切不顾，甘卖国而竞当前之权利，而吾国民听其鬻若南洋之猪仔。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若近者军器同盟及凤凰山铁矿事一端。李烈钧致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电。民国之政俗坏乱，人莫不厌之，愤之，忧之，怒之。吾旧论中国行民主必不能出美洲、墨国、印度乱惨分立之轨道，不幸而言中。——以上卷二——是卷各篇之总义：乃举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归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为如是不祥之怪物耶？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无一能发生者耶？康氏所举事实，虽不尽诬，使民国字样，悉易以中国，则予固无词以驳之。若其归罪于共和，则共和不受也。若其归罪于伪共和则可，而真共和不受也。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许可，与外国订丧失蒙、藏之条约耶？真共和而有“以十五条易帝制”，听外人设警察之事耶？真共和而有谋复帝制，废弃国会，非法内阁，致演川、湘、浙、粤之兵争耶？真共和而可以国币贿买海陆军，以制造内乱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大借外债，以增军队杀敌党行专制耶？真共和而可任意苛敛浪费，无须国会之预算决算耶？真共和而文官可以妻妾营差，武官则不识字之督军（此等督军，只可与言复辟尊孔）遍国中耶？真共和而贤才隐沦且遭暗杀耶？真共和而有法律无效之事耶？真共和而有空言礼教，不尊重科学，力图物质文明者耶？真共和而容有因内争卖国之政府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而订军器同盟私卖矿山之约耶？——凡此康氏所痛恨者，吾人亦痛恨之。正惟痛恨之乃希望实行真共和始有以救之；若君主专制，则无济也。益君主专制之国，无法律（专制国之法律，君主得以个人私意兴废之），无民权，无公道，政无由宁，乱无由止。康氏谓中国非专制不能定乱，康氏独不思六朝五代晋室八王及欧洲中世之黑暗，皆帝王专制而非共和耶？
康氏或曰：专制定乱，纵不可必，然非至大同之世，真共和又岂可期；伪共和实为召乱之媒，故不若虚君共和，既去帝王专制之弊，又无以兵争政之忧，不亦善乎？按此亦似辩而实非也。夫自政治原理言之，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本非异物，施行此制时所需于国民之德之力，均不甚相远；所不同者，惟元首世袭与选举之别耳。康氏论选举制之弊曰：“行总统制，则必由专制而复于帝制，人民不服，必复乱，行责任内阁制，则府院不和，必各拥各省督军以内乱。”又曰：“美总统之制，仅统内阁之群吏，于各州自治无预也。中国之总统，则统各省之行政；其事权之大，百倍于美总统矣。然中南美之总统也，必以兵争。”又曰：“法责任年阁之制，乃鉴于革命八十三年之乱，不敢复行旧总统制也，见英行虚君共和制之安乐也，乃仿行之，以总统为虚君也，岂知英之虚君，世袭而非选举，论门第而不论才能，故不与总理争权，故能行之而安也。”夫总统制与内阁制，各有利弊，本政治学者所苦心讨论之问题，然未闻有以虚君制能解决此难题者。盖虚君制虽不发生总统选举问题，而内阁制之弊依然存在也。内阁而亦世袭那？则必无此事理。内阁而由君主任命耶？则专制而非虚君矣。内阁而由国会推举耶？则今之英制与法无异。虚君制之内阁，即不与虚君争权，保无以兵争总理之事乎？且保无欺虚君之无权，效操、莽之篡窃乎？依人为而言政制，盖无一而可者。若云预防流弊，则采用康氏所深恶痛恨之联邦制，更益以责任内阁，岂不足以防总统之专制乎？兵争总统之事，不当稍杀乎？倘云诸制悉非至善，则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
中南美廿民国除智利、阿廷根外皆大乱。
俄改民主共和必内乱且分裂，苟不改，渐或致亡。
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
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
天下古今民主国无强者。
罗马与英皆由民主改君主而后盛强。
吾二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
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恰相反，无能取法，误慕师之，故致乱。
法国取法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相反之极？
中南美洲廿共和国全师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去美之远？
法共和制不良，中国不可行。
葡制与中国不同，不能行。
瑞士制为小国联邦，与中国相反，尤不能行。
吾有自创之共和制何虑不能行？
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
——以上卷三——
此卷各篇之总义：乃谓民主共和政体，不能造成强大国家，遂不能应国际之竞争；是以行之欧、美，尚利不胜害，况无共和学识与经验之中国乎？
余第一欲问康氏者：今世强大国家果皆君主乎？君主国果皆强大乎？民主国果无一强大者乎？康氏倘未能用统计形式，确定此大前提，则所谓“民主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与其反证“非君主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之说，故当然不能成立。康氏亦尝称美国共和之盛矣，即法兰西可谓非今世强大国家乎？康氏不尝称雅典、罗马共和时代之武功乎？中南美虽曾经专制者之扰害，然今日果皆大乱如康氏所云乎？近世衰乱而亡之国，若波兰，若印度，若缅甸，若安南，若朝鲜，有一非君主国乎？有一可归罪于共和者乎？且何以近世国家行民主共和而灭亡者，反未之闻也？
第二欲问康氏者：即云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而近世国际竞争场里，除东洋式昏乱之君主专制国外，果非强大国家，无一存在者乎？弱小而文明国若荷、比、瑞士人民之幸福，果不及强大而野蛮之俄罗斯人乎？此次欧战之结果，除国民消极的自卫外，积极的侵略的强大国家之观念，保无破坏乎？今日之中国，当以宁政苏民，徐图发展为要务（专制政体之下，政无由宁，民无由苏，民力国势，莫由发展），果有造成强大国家之必要与可能乎？
第三欲问康氏者：欧、美之行共和，果皆利不胜害，不若君主国一一强盛乎？美、法无论矣，瑞士之安乐如何？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此义非短篇所能罄，当专论之。）若论中南美诸共和国，智利，阿廷根，固康氏所称许；他若巴西、秘鲁诸邦之富盛，不远愈于康氏所梦想之大清帝国乎？康氏蔑视南美之谬见，章秋桐君在《甲寅杂志》中已力证其妄，康氏岂未见之耶？一八二五年，美国建革命纪念碑于Bunker Hill 时，大雄辩家Danlel Webster 著名之演说中有云：
（略）
Webster 氏谓“此南方广土，蹂躏于殖民者屈服垄断顽固之下，不见天日，今始得有一新生命，南半球乃由海底而起”。康氏乃谓为岁岁争乱，视若地狱，又曰：“共和国者，共乱国也。”（康氏谓共和国武人争政为共乱国，我谓君主国武人专政为军主国，军主国有不终归大乱，不可救治者乎？）呜呼康氏！诅咒共和，至于斯极！倘有好事者译以告欧、美人，当大怪笑至陋极臭之豚尾奴，何以狂妄糊涂如此！
第四欲问康氏者：共和若必由有经验而成，则终古无经验，将终古无成理矣？且最初之经验，又何所托始乎？若不信古无而今有，则古无康有为，何今无经验而竟有之？康有为又未尝为《不忍杂志》，何今竟有之？《不忍杂志》前无《共和平议》一文，何今竟有之？康氏须知自盘古开辟，以至康有为撰《不忍杂志》，其间人事万端，无一非古无而今有也，何独于共和而疑之乎？康氏尝述《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又谓《易赞》群龙无首为政治之极轨；又称周召共和，又自称先发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又曰：“共和民主国，岂待外求于欧、美哉？吾粤之乡治，久实行之。吾中国地大而治疏，上虽有君主之专制，而乡民实行自由共和。”又曰：“九江乡绅大，无尤强大者，故无争，能守法，此与雅典略同，真吾国共和之模范也。何必欧、美？其不能穷极其治乐者，则以统于大国之下，无外交，无国史，故不焜耀耳。”今奈何忽一笔抹杀，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又谓：“共和为中国数千年未尝试验之物。”嗟嗟康氏！任意骋词，大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慨，奈自相矛盾何！
帝制初改共和，照例必经过纷乱时代，此本不足为异，康氏纯以目前现象乱不乱为前提，遂不惜牺牲六年四战以鲜血购来之共和，欲戴清帝，以求定乱。然又云：“今上海租界，已是小共和国，于中国共乱亦能不乱，然执政者谁哉，吾滋愧言之！”夫康氏政见，但求不乱耳，何必问执政者为何族！又何必言之滋愧！
卢骚所谓“民主之制宜于二万人国”之说，乃指人民直接参政而言，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说，已完全不能成立。何以证之？请观美、法。康氏所谓大国不能共和之理曰：“小国寡民，易于改良；其最要则不治兵，故无武人，故无武人之干政，即无改君主之事变。”又日：“若国土既大，则靖内对外，不能不待兵力；既用兵，则最强武者遂为国之君主矣；诸强者并立，则必以兵争政矣。”又曰：“大国必待兵，待兵则不能禁武人干政，故不能行民主共和也。”夫武人干政，甚至以兵争政，固非共和之道；然以国为公有之虚君共和国家，即不妨武人干政，以兵争政乎？若日未可，则大国不但不能行民主共和，亦并不能行虚君共和也。民主虚君，既均不能行，则治大国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康氏须知今世国家，无论大小，皆有相当之兵力；倘民权未伸，舆论无力，豪强皆可盗以乱政，此固无择于国之大小君主共和也。若执此以为民主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理由，康氏所谓为兵争政乱之南美诸邦，有一大国乎？亦自相矛盾而已！
康氏谓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挟有天然海界之美，以其四无强邻也。不知近代世界交通便利，宛若比邻；欧人足迹，无所不至；远洋荒岛，皆有主人；民主政治，若不能行之美国而致衰乱，天然海界，乌足以庇之？法兰西属地人口之众，不可谓非大国，岂亦有天然海界，四无强邻耶？
国家制度，犹之私人行为，舍短用长，断无取法一国之事，更无必须地理历史一一相同，然后可以取法之理。乃康氏举中国不同于美者七事，谓为无能取法，谓中国若欲师美，“（一）请先掘西藏，印度，波斯，安南，中亚细亚，为一大太平洋；迁西伯利亚之俄罗斯于欧洲，而听其为殖民地；移日本于南美洲，以为大东洋：则四无强邻，高枕而卧，可以学美矣。（一）又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又尽迁四万万人于世界之外，但留三百万之遗种，（倘留三百万零一人，不知能师美与否？）以耕食此广土而复归于朴僿。（一）又令于明、清两朝时，先改为十三国殖民地，（十二国不知可行否？）设十三议院，及十三总统；然后今乃费尽诸志士才人之心肝口舌，以八年奔走之力说合之。（一）又令英、俄、德、法、日本尽废其铁路，轮船，铁船，飞船，无线电，种种奇技异器。（一）国内又尽去百万之兵，只留警察，若能是，则学美之总统制可也，为联邦制亦可也。（一）然尚须上议院监限其总统之权。”夫必地理历史一一酷肖如此，然后可以取法他国政制，则世界各国，皆应自力风气，未可相师矣，有是理耶？康氏固以英之虚君制教国人者；试问英之地理历史，有一与吾华相同者乎？康氏其有以语我？虚君共和外，康氏复有自创之共和制，自谓：“上禀孔子群龙无首之言，外采希腊、罗马、德、瑞、美、法之制，内采唐、虞四岳，周召共和之法，合一炉而冶之，调众味而和之，其或可行乎。”其制维何？即于国会外，立元老院为最高机关，各省区公举元老一人，额数二十人，轮选七人为常驻办事员，分掌外交，兵事，法律，平政，国教，五事，公举议长副议长各一，其议长之制如瑞士。
按康氏此制，所谓元老院职掌之五事，皆不越行政范围，与立法事无关涉；所不同于总统府者，惟人数加多，不由国会选举耳；而康氏不曰改总统府为元老院，乃曰于国会外立元老院，诚令人索解不得也。人数加多，且分掌大政，适与内阁各部为骈枝，则院院之争，不将较府院尤烈乎？元老不由国会选举，而由各省区公举，夫公举法固不识如何，在康氏理想，被选举者必为该省区之贤豪无疑；所不解者，此等贤豪，何以不能屈尊于国会或内阁，必别立元老院始许为国宣劳也？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阂耳；康氏此制，匪独不能沟通此二者，且以促进行政纷争之程度，瑞士之制，果如是乎？康氏赞成君主，则主张君主制可也，不必诡曰虚君共和。康氏赞成民主，则主张民主共和可也，不必别立此非驴非马之元老院。盖康氏所谓之元老院制，既非图行政立法之沟通，又不足以言行政部选举制，只为行政部增一促进纷争之赘疣耳；犹不若废去国会内阁，直效希腊贤人会议，罗马元老院及三头政治之为痛快也。吾知康氏之主张虚君共和，意在虚君而不在共和；其自创之共和制，意在元老院而不在共和。康氏脑中去君主贵族，无以言治；殆犹犬马之舌，习于粪刍，舍此无以为甘美也。
康氏理论之最奇者，莫如“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呜呼，是何言也！谓全世界凡共和政府皆如是耶？不知康氏将何以证实此前提之不误？谓以袁、段政府，代表全世界凡共和政府耶？则亦必无此理。
康氏全文之结语曰：“要之一言：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康氏倘易其词曰：“民国与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不并立，民国成则帝国败，民国存则帝国亡”，则谁得而非之？或云：“民国即亡，而中国犹可存。”此亦不得而非之。以政制虽变更，而国犹存在也。若今后共和不亡，民国伊然存在，不知更指何物为中国，而谓之败谓之亡也？
岂非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即不可谓为中国乎？康氏其有以语我？吾文之终，有应忠告康氏之言曰：
（一）凡立论必不可自失其立脚点康氏倘直主张其君主制，理各有当，尚未为大失；今不于根本上反对共和，而于现行制度及目前政象，刻意吹求，是枝叶之见也，是自失其立脚点也。
（二）凡立论必不可自相矛盾他人攻之，犹可曰是非未定也；自相矛盾，是自攻也，论何由立？
今之青年，论事析理，每喜精密，非若往时学究可欺以笼统之词也。康氏倘欲与吾人尚论古今，慎勿老气横秋，漠视余之忠告。
一九一七，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