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1857—约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57(咸丰七年)年生。1867年,姚锡光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翌年应丙戌科朝考,考取二等,以教职用。十四年(1888),中试光绪戊子科举人,次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
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的十多年间,他逐步走向仕途,主要是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手下任职,从事军事、教育等活动,并且不断在治军、教育、江防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光绪丙戌(1886)春夏间,他“以萃科入都,廷试报罢”,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北洋武备学堂,聘请他为教习。当时,该学堂依照西洋陆军学堂建立,聘用德国军官作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前往学习,文员愿意学习武备的也一并录取,有学生一百人。学生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和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兼习经史。开始时,学生仅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就发回各营,以后逐渐延长了年限,选拔年轻的学生入学肄业。姚锡光在这里任职长达九年,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三百多人,其中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出任过地方大员。这期间李鸿章曾保请姚锡光为候补直隶州知府。
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期间,姚锡光多次上书李鸿章,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他向李鸿章呈递《请赴朝阳行营说帖》、《北洋军防利器用法未竟说帖》等,一度要求到军营效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布防、迎敌等问题也提上日程。姚锡光又先后呈《请奖防军将弁说帖》、《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因为自己的建议未受到李鸿章重视,姚颇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奉讳旋里”,因“北洋将领数以兵事招”,经过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时,还代守卫这里的总兵贾制坛写了两份禀文,即《洋河口布置情形并请增营扼守禀》、《金山嘴设暗炮台禀》,呈递给李鸿章,并代写了《洋河口军防情形笺》呈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就秦王岛附近洋河口一带布防问题提出意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姚锡光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随军驻在莱州,任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他在李秉衡幕府任职前后五个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秉衡回驻济南,他也获准辞职返故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幕府幕僚。这年秋冬间,他两次奉命与德国军事专家查看长江下游炮台防务,并向张之洞呈递禀折,报告视察情况,介绍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就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意见。姚氏后来把这些禀折和总图一幅、分图四幅合并,并附录炮台、炮位编目,出版了《长江炮台刍议》一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担任自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考察期间,他在东京两个月,了解了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的情况和“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旁及议院、银行、工厂并各公会”六十多处地方,与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进行了交流。回国后,他呈递《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向张之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
在湖北任职期间,他根据在甲午战争期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版《东方兵事纪略》。此书原计划分六卷出版,因第十一部分的表、第十二部分的图未在1898年本刊印,故“戊戌排印本”约十万字,只有五卷十篇,大致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冲突的缘由、过程和重大的战役,并论述中日议和、中国人民保卫台湾反对割让斗争的情况,并强调此次战争中国失败的影响及原因,呼吁举国上下认真反思。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姚锡光被派往安徽,先后担任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等地方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安徽任职期间,姚锡光主要政绩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文教事业,注重“时事”,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处理积案,解决民教冲突;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理;应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其中,面对特大的洪水,他采取多种措施抗洪救灾,包括加固圩堤,保障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设法筹集粮食,保障灾民的粮食供应;以工代赈,安置灾民,避免饥民外出逃荒;向国内外紧急求助,争取更多的资金开展救灾工作,尤其是发动上海士绅给予援助,表示“按月登报,以昭征信”,经过多方努力,救灾款的募集工作颇见成效。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姚锡光“请咨赴引”,此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北京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24日,经吏部引见,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光绪三十年春,请咨到省,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一度奉命拟定复兴海军的规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出任殖边学堂监督,2月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宣统三年(1911),他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闰六月二十日(8月14日)被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袁世凯组织“完全内阁”,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重新任命顾问大臣九人,姚锡光等再未列入其中。
这期间,他关心教育、海军与海防、蒙古与西藏等各种事务,并光绪三十四年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于西藏,姚锡光建议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笼络达赖,稳固西藏,保卫西南边疆;反思清代治藏的得失,强调要处理好稳定与开发、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姚锡光在清末对边疆民族事务颇有见解,又与袁世凯系统渊源很深,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五族国民合进会希望通过这一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
7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蒙藏事务局官制》,并自公布之日施行。7月29日,姚锡光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8月5日,姚锡光到局办公,内务部派员移交。由于总裁迟迟未见任命,姚氏一直以“兼署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名义主持工作,因此一些人在7、8月间呼吁民国政府任命他为总裁,如蒙藏交通公司等团体前后三次呈请中央直接任命姚为总裁。民国政府认为这是民间干预政府官员任免,对此颇为不满,但又因其一直标榜民主共和,宣称“人民意见本准陈达以备采察”,对前两次呈文未加指责。到8月中旬,国务院对于第三次呈请则大为光火,指出“任命官吏为大总统职权,载在约法。各该团体不应任意干请”,并斥责各团体“原为增进智识共谋公益而设,倘辄干涉政治,殊属昧于大体”,还表示这样做“亦非所以爱姚君”。此事是因姚氏本有此意而暗示这些团体向民国政府呈文,还是这些团体自发而为,现在因资料缺乏尚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姚氏在蒙藏事务局的任职。9月9日,贡桑诺尔布才被任命为总裁,16日,贡桑诺尔布到任视事,并呈报临时大总统。10月28日,民国政府任命荣勋署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11月11日,他启用“口北宣抚使关防”,为木质关防,中篆汉、蒙、唐古忒三种文字,正式就任口北宣抚使一职。1913年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荣勋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免去姚锡光副总裁之职。事实上,这是以外出“宣抚”为由将姚氏调离该局。
姚锡光在蒙藏事务局任职期间,正处在该局初建之时,特别是八九月间担任副总裁兼署总裁,主持该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因此他不仅为蒙藏事务局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这一时期的蒙藏事务管理做出了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与内务部办理交接,启用印信办公。二、选派职员,充实机构。八九月间,该局陆续任命了主要部门的二十多名官吏,还聘请了熙凌阿、鄂多台、沈钧、陆兴祺等十九名顾问。三、主持蒙藏事务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沿习旧制并有所创新,主要在取消原来与皇权有关的满蒙联姻等事务的同时,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在喇嘛教管理和蒙古地区王公爵位的承袭、觐见和官员的任免,蒙藏院王公、喇嘛、活佛在年班、觐见时的礼仪及相关的“贡输、宴赉各名目”等蒙藏事务方面都力求稳定中有变革。四、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调查,先后派人前往内蒙、甘、新、青、滇、藏,既搜集情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又慰问边胞,稳定边陲。同时,一些关心、研究边事的民间团体和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能前往边陲进行调查,该局对他们也给予了支持。五、为及早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蒙藏事务局积极搜集相关情报,转报民间的有关建议,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加封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恢复、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13年以后,伴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各派军阀混战和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北京民国政府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潮迭起。在这种动荡的政局之下,姚氏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但在政潮迭起的政局变动中又不时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23年—1924年担任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和介入了曹锟贿选,后参与了1926年的“法统之争”。1923年1月31日,他被任命为锡威将军。4月30日,又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并于5月初就职。此时,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一方面加紧收买议员进行贿选活动,一方面在6月13日动用军警把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驱逐到天津,为曹锟“当选”扫除了障碍。但是黎元洪被驱逐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不仅国内反对直系军阀的各种力量对曹锟大选联合拆台,而且国会议员相继出走,国会陷于分裂。这对于曹锟利用国会达到“当选”目的极为不利,6月17日,姚锡光为此给曹锟写了密信,建议他在选举前“出动京中军警占领车站,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以保证国会选举时达到法定人数;在选举时“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的话“一则可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并限定一周内以所谓“合法”手续完成大选。曹锟认为这些建议“深识远虑”,让下属依计行事,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由于阴谋泄露,逼选计划失败,而后改为贿选,10月5日曹锟终于“当选”了总统。正是这一期间,9月20日北京民国政府一度下令裁撤“川边矿务督办”,同日被裁的机构还有“边藏劝业专员”和“青海劝业专员”。这一命令发生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半个月,10月5日以后似乎并未生效,故1924年姚锡光又以“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的身份,向北京民国政府保荐人才,经国务总理孙宝琦呈核,6月10日得到批复,对他“特保人才滕祖周等实职”一事,准滕祖周以简任职交院存记,吴昌曜以简任职升用。
到1926年5月,奉系张作霖击败冯玉祥之后,何人继承民国“法统”的问题颇受各方关注,据《申报》报道,5月6日,姚锡光致函吴佩孚,讨论护法的问题,指出:“君崇关岳,志在春秋,民国法统,在黎不在曹。史笔可畏,千秋昭鉴,帝蜀寇魏,可以存正统也。”当他主张以黎元洪承接“法统”之时,黎元洪却因为“复法声浪甚高,多有补足八十三日任期相请者”,他“不胜其扰”,拟妥下野通电,大意谓“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冯玉祥逼宫,大法中斩。今幸大憝已除,法律可复,元洪忧患余生,未便重执政柄,请各方贤豪公开解决,重组中枢,国家幸甚”等语,表示“倘各方强迫复职,即拍发”。此后未见姚锡光政治活动的记载,卒年未详。
《吏皖存牍》是姚锡光1899—1901年任职安徽时期的治政文书汇编,主要以官府的日常公牍为主。公牍类型主要有禀、示、函、判等,内容涉及行政事务和司法案件等多个方面。从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姚锡光面临政务问题时,在教育、农业、民教纠纷、团练保甲、水灾治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颇具前瞻性和开创性。通过对文书的动态流转研究,可以看出姚锡光救灾、团练筹款途径的多样性。除了官府介入,中外士绅亦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姚锡光的创新多变和恪尽职守增强了政府对救灾以及团练保甲的管控力,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公文的执行效果往往得不到保证。《吏皖存牍》作为一线治政文书汇编,不仅展现出姚锡光情理结合,文质兼具的行文特色,更是后世学习的典型教材。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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