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约328年—约376年)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年不详,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初卒,年四十九岁。少孤贫,以运租自业。有逸才,文章绝美。 初入仕,谢尚引为参军,累迁大司马桓温府纪室。桓温很看重他的才思敏捷,使专综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顷刻间便成七纸,非常可观。后入为吏部郎,授东阳太守。袁宏性格强正亮直,虽被桓温礼遇,但每于辩理,从不阿屈,所以往往得不到升迁。他享有“一时文宗”(《晋书·袁宏传》)之誉,文章驰誉当时。所作《东征赋》盛名一时。 从桓温北伐时,又曾作有《北征赋》,亦负一时之名。二赋熔叙事、抒情于一炉,辞意婉曲,文笔清丽。诗以《咏史》诗见称,是其风情所案。谢尚尝于秋夜乘月,听他诵《咏史》诗,深深赞叹“声既清会,辞又藻拔”(《晋书·袁宏传》)。被钟嵘《诗品》称为“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卷中)。
袁宏一生勤于著述,有《后汉纪》30卷,还有《三国名臣颂》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300首。作为一个封建正统史学家,他的治史目的非常明确,在《后汉纪·自序》中,公开宣称:“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而“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通古今而笃名教”就是要通过历史记载来阐明政治的治乱得失,维护并宣扬“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观念。用这个标准评判以往的史书,除“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外,其余的没有一部令他满意, “史迁剖析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兄弟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至于东汉一代的史书,更是“烦秽杂乱”,于是依照荀悦《汉纪》的形式编成《后汉纪》, “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时,庶以弘敷王道。”可见借史以阐名教、以敷王道是袁宏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他把君臣父子的礼义作为评判史事人物的主要尺度,认为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 “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后汉纪》卷26)同以往的史学家一样,他十分重视历史记载的惩劝作用,认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兴焉,淫人惧焉。”(《后汉纪》卷29)在编年体的编纂方法方面,他有所发展,即在荀悦《汉纪》“通比其事,便系年月”的基础上,创造了“言行趋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自序》)的叙事方法,常常在记述某人某事时,将同一类型的人和事连带写出几个、几件,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增强了编年体史书记载政事和人物的完整性和感染力。
袁宏著述颇丰。《晋书·本传》称其所著“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原有文集二十卷,已佚。逸存诗文今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书。他还精通史学,曾撰《后汉纪》三十卷,对范晔撰写《后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受到历代史学家的赞赏。
东晋袁宏撰。三十卷,编年体东汉史。《后汉纪》是继《前汉纪》之后,又一部断代编年史名著。它记载了自更始元年(公元23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东汉终结为止,共198年的历史。体例仿荀悦《汉纪》,依据《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的《后汉书》及其他史料编成,简明易检,考订、剪裁都较精密。是范晔修《后汉书》的重要依据之一。本书在宋代时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无法句读。至明代,有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基本恢复了原貌,但仍有脱误。清康熙年间,蒋国祚、蒋国祥兄弟以明刊本互校,又详采其他史书考校,实为近代精本。此外,流传于世的还有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以及四部丛刊本。今人周天游在上述诸刊本中,择善而从,兼取诸本之长,精加校注,于198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后汉纪校注》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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