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道藏》有唐道士强思《道德經玄德纂疏》，又有顧歡《道德經注疏》，兩書中引成玄英疏頗富，合而輯之，此無彼有，互爲補正，成《疏》之亡殆千年，至是疑有完編也。自餘李霖《道德經取善集》、范應元《道德經集注》，皆每徵引成《疏》，悉取以相讎校，亦時得異同。敦煌秘籍之出，於今數十年，每有殘卷佚篇，莫知作者，取羅叔言影印《老子義疏》閱之，定羅所印固成《疏》也。以寫本校輯本，然後知兹之所輯，確爲完書。凡寫本之訛奪，皆可一一以輯本補正。至羅氏疑此殘卷爲孟智周疏，或又疑爲劉進喜者，兹皆不必論也。因輯校成《疏》之故，見凡引成説諸籍，皆引李榮《注》，因并輯之。李榮《老子注》，見於唐宋志，今惟《正統道藏》中有李《注》殘卷，僅《道經》而又不完，且多羡奪誤字，《德經》則久佚也。今此輯本二篇皆備，亦庶幾足以補之，倘又得一完書也。爰以輯本《道經》之《注》，校之正統殘本，凡改四十六字，補五十七字，删十一字，而李《注》條然可誦矣。惟正統本原第三十七“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章，兹所輯録，亦適未見。則李《注》幾有完書而復不得完。《道經》之《注》有輯本、有正統本，可資校勘；《德經》之《注》，則徒輯本，其間仍多疑誤，無可據以是正，固皆此書之憾也。因念成、李二家，名重唐代，以故徵引特多，今敦煌寫本《老疏》羅氏所影印者，余既考知其爲成公之書，則敦煌他之寫本稱爲無名氏注《老子》者凡四種，倘即李《注》之佚歟？因函巴黎訪之，且告以成《疏》復見事；復别函余君讓之，探詢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本。旋得余君復書，謂果如余所懸想，確爲李《注》，且允代爲鈔寄。而巴黎所贈敦煌《老》卷影本全部適至，無名氏《老注》三種在焉，驗之其一爲開元御注，其他二種爲李注《德經》之後卷。以此敦煌本校余輯李《注》，擇善取之，凡改二十四字，補八字，删一字，而敦煌訛文奪句，或且并經、注皆奪之，其誤則不可枚數也。乃正統殘本所佚第三十七章經注全文，皆存於此本《德經》之末，於是佚亡已將千載之李《注》，遂亦爲完璧，固可異耶！昔孫淵如校《晏子春秋》，以章計之，知其一，後於《御》所引得之。兹校李《注》，事殆又奇，孫氏未可獨傲於前也。於時北平圖書館所藏李《注》亦鈔成寄至，而適爲《德經》李《注》之前卷，復依之補三十九字，删八字，改十四字，於是先所疑者，皆凍解冰釋。自餘李霖《取善集》、顧歡《注疏》、焦竑《老子冀》，於李《注》皆有徵引，一皆取校，惟無多益耳。竊怪正統、敦煌所存，一爲《道經》，一爲《德經》；巴黎、北平所寄，一爲《德經》前卷，一爲《德經》後卷，事之巧合，乃至於此；正統所《上經》一章，敦煌於《下經》之末補出之，宇宙間之詭奇，竟有如是者，非鬼物呵護，曷克臻此。前校成《疏》既竟，以得敦煌本而後知《疏》爲完疏，兹校李《注》，又以得敦煌本而後定《注》爲完注。凡敦煌本奪誤，皆可由輯本正之；敦煌寫卷舊皆不知作者，由今論之，一爲成氏，一爲李氏，皆鑿鑿不待論，此固爲古今之一快耶？羅氏所印敦煌本成《疏》，僅存全書五分之一，而李《注》則巴黎、北平所寄敦煌本，已及全書之半，則校李《注》之幸，又遠過成《疏》也。前校成《疏》，於成公之《經》，致力摸索，僅乃成之。兹校李《注》，以《道經》有正統本，《德經》有敦煌本，經文皆具，即有誤奪，而大較可知，以校余所定成公之《經》，頗能符合，殆一系之傳，固不相遠，亦更足驗前定成《經》，尚無大失。而正統本李《注》經文，每與注違，則爲後之樸野羽流妄依他本改易者，皆爲之是正，俾復其舊，得與注合，蓋亦事之不可不然者。凡經之與注，所改正者，皆有明據，其去取皆斟酌數四乃得定，當别爲校記，備著異同，詳其所以，或得或失，將與學林共見之。
李《注》《上經》末所一章，敦煌寫本於《下經》之末出之，此事最奇，殆别有其故。考董思靖《道德經集解》稱：“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而葛洪等又加增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此所云葛云等又加損益，敦煌卷子張係師五千文本，前有太極左仙公葛玄名，删損之本，後人托之張、葛，此五九、四九之説，云“葛等損益”，當亦後人之所托也。惟四九、五九之分，不可具知。今本《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移《上經》一章於《下經》，亦可符於葛氏之説，豈唐世李榮注本“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一章，原移《下經》之末，即以此耶？以無確據，固未敢意爲之説也。後於唐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卷三十，見杜云：“或有移《上經》末章居下卷之末，以取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陽，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陰，此亦後人妄爲，其意穿鑿，將恐乖失玄聖之旨也。”依此，則唐代李《注》傳本，真所謂後人妄爲者也。《廣聖義》引《道德玄叙》言：“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别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知四九、五九之説出於開元，李榮作《注》遠在開元之先，則李本之改易，又開元後人移之也。故五千文之本，雖已見於《登真隱訣》，遠在梁世，而唐時所寫五千文本，究無移《上經》末章於《下經》末者，是董思靖所云者，究爲開元後人托之葛氏耳。惟開元頒下之本，仍與移一章本不同，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是開元之本，悉亂舊次，非僅一章，如李《注》本者。江袤言：“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疑後人析之也。”此當即開元本也。《唐書·司馬承禎傳》言：“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此宜江袤所見古文《老子》所自出。董氏所云“刻之渦口”者，固即司馬承禎之所書也。董思靖言：“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而世傳五千文本，次第皆無改易，知復爲二本。雖皆托之葛氏，其先後實不同。開元以前有五千文本，而無改定章次本，四九、五九之説肇於開元，後人更依其説，乃移《上經》末章於《下經》之末，又非開元之舊，故杜光庭徑斥爲後人妄爲。唐世李《注》傳本雖如此，知非任真之舊，兹者注爲新輯，則不得依妄改之本，以爲任真實然，故仍以第三十七章經注，還之《上經》之末，庶乎任真之舊貫也。
李榮時地，亦略可考。《唐志》有《道德經集解》二卷任真子注。杜光庭《廣聖義》云：“任真子李榮注《道德經》上下二卷。”知任真子爲李榮，惟均未言李榮爲唐何時人，其郡望亦不著。《廣聖義》又云：“唐朝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賾、李榮、車惠弼，皆明重玄之道。”是榮之時代僅次於成公。《玉海》言：“張君相《道德經三十家集解》，第二十七蔡子晃，二十八成玄英，二十九車惠弼。”所言略與杜同。張守節《史記·老子列傳正義》引張君相云：“老子是號非名云云。”而《正義自序》言：“於開元二十四年，殺青斯竟。”則張君相書應在開元以前，而李、車諸人又在張君相前也。《郡齋讀書志》意張爲天寶後人，誤也。求之於道家言李榮之可知者如此。更於唐初史乘求之。《舊書·儒學傳》稱：“羅道悰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又言：“道悰於貞觀上書忤旨，高宗末官至大學博士。”宜李榮即高宗時人。《大唐新語》十三《諧謔》稱：“京師僧道常争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所災，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總章爲高宗年號，是李榮當總章之先，譽名早播，故與道悰、國安爲時所稱。今正統藏本李榮《道德經注》殘卷，首題元天觀道士，與此稱東明觀道士不合，當是李榮先後住二觀不同，或是劉肅作《新語》傳聞有誤，不礙其爲一人也。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録詳注》於《道德經義解》下注云：“九天觀道士息齋李榮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言：《道德經義解》四卷，息齋道人解，即徵《藏目》爲説，云“榮字嘉謀，宋時人，行事無所考”。此真踵訛謬之説，元天觀道士爲唐之李榮，而息齋道人爲宋之李嘉謀，二人固不相涉，誤混爲一，則自白雲霽書爲始，道家記述每誤，若此之比，非特一事，不足深論也。
李榮行事更於初唐人集部中究之，盧照鄰《幽憂子集》有《贈道士李榮詩》云：“敷誠歸帝，應詔佐明君。”此李榮之應徵入長安也。李榮《上道德經注表》云：“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涣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與盧贈詩語意正合，是李之交游，皆一代重名。復於《駱賓王集》得《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詩》，輕麗綺旎，此與盧集之李榮應是一人，即爲此《老子注》者，然竟亦不能得其故實，倘亦文人薄戲之爲乎？《代王靈妃》詩有云：“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騶引。”又云：“爲想三春斜邪路，莫辭九折邛道。”是任真子李榮者，殆蜀人也。何意昔人諧戲之作，翻足爲今日考論之資。考《朝野僉載》言：“盧照鄰弱冠拜鄧王府典，後爲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蜀中，放曠詩酒。”觀照鄰《幽憂子集》中，頗多益州、梓州、綿州之作，則其《贈李榮道士詩》，或即爲在蜀中之作，故詩云：“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是固客游中語也。又駱賓王蓋亦曾遊蜀者，集中有《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序》，又有《憶蜀地佳人》，皆其游蜀之證。至李榮爲蜀何地人，則不可知。遍檢志乘，於梓州、益州、綿州求之尤力，旋於《綿陽縣志》中見云：“舊志載唐駙馬蔣曜《登富樂山别李道士榮詩》云：‘珠崐山遠，銀宫漲海懸，送君從此路，城郭幾千年。’”云云，此詩《全唐詩》失載，《志》又據鄭樵《通志·藝文略》有李榮《道德經注》，云“當即此人”。則李榮者綿州人也。惟蔣曜不可考，《唐會要》記載唐室尚主人姓名無蔣曜者，則以唐之《實録》，後多零落不完，固爲書之未備。惟《唐書·蔣乂傳》“乂二子係、伸，係子曙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官至起居郎。”蔣伸相宣宗，曙以世族，宜尚主者，《傳》稱：“曙以黄巢之亂，絕意仕進，隱居沉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若蔣曜即此蔣耀之，則與曜同時者固别有一道士李榮，非住東明觀號任真子者也。及求之《唐詩紀事》十三言：“薛曜尚城陽公主。”而《唐會要》六紀公主事云：“太宗二十一女，城陽公主初降杜荷。”亦不言薛曜。《全唐文》亦言“薛曜尚城陽公主”，則《綿陽志》云唐駙馬蔣曜者，殆薛曜之誤文歟？《舊唐書·薛收傳》云：“元超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歷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新書·宰相世系表》云：“元超相高宗，子曜字昇華，給事中，汾陰男。”聖歷爲武后年號，薛曜固與盧、駱同時。《王子安集》有《秋夜於綿州群官席别薛昇華序》，知昇華適官綿州，其事正合。則蔣曜决薛之誤，而登富樂山贈别之李榮，宜即盧、駱集中之李榮，無足疑者。是任真子者誠蜀之綿州人也。余於《校成疏叙録》中論重玄後多在蜀，兹又知李榮亦即蜀中之爲重玄論者也。友人鄧君少琴亦於《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册《諧謔》中得李榮《興善寺詩》，即《大唐新語》所著，而注云：“榮巴西人也。”與此考正合。《全唐詩》所云，必有所本，惟未知所據耳。《全唐詩》亦記僧法軌與李榮互謔云：“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時李榮與論議往復數番，軌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云：姓李應須禮，言榮遂不榮，未及得道下句，榮應聲接云：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伏其辨捷。”於此遺事，合前詩觀之，亦足見榮之風趣。至榮所著書别有《子注》，其佚文已不可考。又有《西昇經注》，宋碧虚子陳景元《西昇經集注》中頗引其文，惟非全帙，知榮誠富於著述者也。
《唐志》原有李榮《老子集解》四卷，今不可見。正統藏有顧歡《老子注疏》，阮元云：“顧歡時人，《唐志》有《義疏》四卷，不特書名卷數均與不合，不應顧爲時人，而先引及陶弘景、成玄英諸人。惟晁公武《讀書志》、王應麟《玉海》有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今以其言考之，頗與是書合，則爲君相所集無疑。至書中兼有唐玄宗御注，又爲後人所羼入。”自阮氏之書出，言者殆皆以顧歡書爲君相書。劉翰怡嘉業堂刻本《跋》云：“君相《集解》三十家，今本只有十五家，又有缺佚也。”然就顧書論之，晁氏所舉三十家，其可見者凡有十七家，劉云十五家，誤。其不可見者十三家，是佚者幾及其半，復别有御曰，則開元也；有想爾則張道陵也；有陳曰，宜陳嗣古也；有王曰，非王弼，而爲解《河上公注》者，則杜光庭所謂“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者也；有榮曰，以李榮《注》校之，一一能合，則任真子也。溢出張氏三十家外者凡五家，則不可以阮氏以後人羼入爲解也。其與君相書之異同，若是其遠，安得定爲即君相書！李霖《道德經取善集》中引張君相曰凡十數條，殆皆君相《集解》文也，乃無一見於顧書中者，是顧書之非張氏《集解》又審也。今顧氏書中徵引各家，皆舉姓氏或書名，獨任真之説稱榮曰，知是書爲李榮之作，乃李之《集解》，非張之《集解》。李霖書既取張君相説，所集晉唐人注凡二十餘家，宜亦采之張氏，則求張書宜於李霖之《取善集》，以校顧歡之書，而君相、任真兩家異同可立見也。惟李榮書不能下及開元御注，倘後之羽流以李榮之《集解》爲注，而以成玄英之《疏》爲疏，并以開元之注入之也。竊意成《疏》、御注、李《注》，既有全書，則宜剔出任其别行。顧本始“天地不仁”至“持而盈之”凡五章徒有經文，注説全缺，是李榮《集解》久非完書。李、張皆唐初人，一爲綿州道士，一爲岷山道士，是宜取張氏《集解》之存於《取善集》者，録出以附於任真之書。宋之范應元《古本集注》，亦存晉唐人説二十許家，亦應附之。褚伯秀言范爲蜀之順慶人，乃《老經》古注之存，皆以蜀人著述，事亦足喜。因以余所散見晉唐舊注舉以附之，都四十餘家，欲自托於驥尾之附，凡所增益，悉謂之補，以别於原書，而各注其所自出，以資考按，於治老子書者，或有裨焉。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蒙文通識。
據《道書輯校十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