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撢各家文学之渊源，仍须推本于经。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铭无不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与后人徒恃“峥嵘”、“崔巍”等连词者迥异。此盖得诸《诗》、《书》，如《尧典》首二段虚实合用，表象之辞甚多。汉人有韵之文皆用此法，而伯喈尤为擅长。故研究蔡文者，必知其句中之虚实，乃能得其法门。且六朝以后，形容词用法甚严，状拟君王之词绝不能施诸臣民。汉文用实典甚少，故可不分地位。如“克岐克嶷”原称后稷聪明（见《诗经·大疋·生民》篇），而断章取义，则无妨用之童稚。又汉人用表象之词比附事实，故可繁可简；六朝人用史书之典比附事实，故不得不繁，此其大较也。班固之文亦多出自《诗》、《书》、《春秋》，故其文无一句不浓厚，其气无一篇不渊懿。《周礼》之文未尝不古质也，然以视《诗》、《书》之朴厚则有间矣。曹子建之文大致亦近中郎，惟浓厚细密间或过之。又研究陆士衡者必先熟读《国语》，盖《国语》之文虽重规叠矩而不觉其繁，句句在虚实之间而各有所指，文气聚而凝，选词安而雅，陆文得其法度遂能据以成家。如《辨亡》、《五等》二论（《文选》卷五十三及五十四），每段重叠至十余句，而句各有义，绝不相犯，斯并善于体味《国语》所致，研究陆文者应于此等处入手。又文章之巧拙，与言语之辩讷无殊。要须娴于词令，其术始工。词令之玲珑宛转以《左传》为最，而善于运用《左传》之词令者则以任昉称首。彦昇之文虽无因袭左氏字句之迹，而能化其词令以为己有。且疏密轻重各如其人之所欲言，口气毕肖，时势悉合，凡所表达无不恰到好处，是真能得左氏之神似者也。
研究各家不独应推本于经，亦应穷源于子。盖一时代有一时代流行之学说，而流行之学说影响于文学者至巨。战国之时，诸子争鸣，九流歧出，蔚为极盛。周、秦以后，各家互为消长，而文运之升降系焉。约而论之，西汉初年，儒家与道、法、纵横并立，其时文学，儒家而外，如邹阳、朱买臣、严助等之雄辩，则纵横家之流也；贾谊《新书》取法韩非，则法家之流也；《史记》之文，兼取三家，其气厚含蓄之处，固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为近，而其深入之笔法则得之法家，采《国策》之文，则为纵横家，故与纯粹儒家之文不同。
自武帝以迄建安，儒术独尊，故儒家之文亦独盛。如班固《汉书》不独表志纪序取法经说，即传赞亦莫不尔。就其文论，气厚而浓密，渊茂而含蕴，字里行间饶有余味，纯系儒家风格，与法家迥殊。盖法家之文，发泄无余，乏言外之意，说理固其所长，但古质而无渊懿之光；儒家之文说理虽不能尽，而朴厚中自有渊懿之光。若孟坚则能备具儒家之特色者也。蔡伯喈之文亦纯为儒家，其碑铭颂赞固多采用经说，即论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而文章之重规叠矩，则又胎息于荀子《礼论》、《乐论》。故虽明白显露，而文章自然含蕴不尽，文能含蕴则气自厚矣。研究班、蔡之文者，能含蕴不尽，即为有得。又班、蔡之文并渊懿而有光，与古质不同。李斯刻石虽古质而不渊懿，韩昌黎《平淮西碑》摹拟秦刻石，益古质而无光矣。
建安以后，群雄分立，游说风行。魏祖提倡名法，趋重深刻，故法家、纵横又渐被于文学，与儒家复成鼎足之势。儒家则东汉之遗韵，法家、纵横则当时之新变也。七子之中，曹子建可代表儒家，其作法与班、蔡相同，气厚而有光，惟不免杂以慨叹耳。王仲宣介乎儒、法之间，其文大都渊懿，惟议论之文推析尽致，渐开校练名理之风，已与两汉之儒家异贯。盖论理之文，“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文心雕龙·论说》篇语），意尚新奇，文必深刻，如剥芭蕉，层脱层现，如转螺旋，节节逼深，不可为肤里脉外之言及铺张门面之语，故非参以名、法家言不可，仲宣即开此派之端者也。至于三国奏章皆属法家之文，斩截了当，以质实为主。王弼、何晏之文，所以变成道家，即由法家循名责实之观念进而为探索高深哲理耳。陈琳、阮瑀并以骋词为主，盖受纵横家之影响而下开阮嗣宗一派。故研究建安文学者，学子建应本于儒；学仲宣应溯诸法；学阮、陈应求之纵横，最近亦当推迹邹阳；而嵇叔夜之长论，则非参合道、法二家之学说不为功。大抵儒家之文能“衍”，法家之文能“推”。中国文学之最深刻者，莫过法家。如《韩非·解老》、《喻老》及《说难》，层层辩驳逐渐深入，实议论文之上乘。建安以后，名、法盛行，故法家之文亦极发达。如王弼《易略例》、《易注》之作法皆出于《解老》、《喻老》。至嵇叔夜将文体益加恢宏，其面貌虽与韩非全殊，而其神髓仍与法家无异。综上所述，可知三国之文学最为复杂也。
降及西晋，法家、道家亦颇发达，而陆士衡仍守儒家矩矱，多“衍”而少“推”，一以伯喈、子建为宗。
是故就人而论，太史公书最为复杂；就时代而论，建安最为复杂。若以儒、法二家之文相较，则学儒家之文积气甚难，此惟可意会，不能言传，多读西汉初年之篇章，详味其衍及含蓄，久之自能有光。学法家之文，应先研究其文章分多面，句各有意，字不虚设，章无盈辞，且能屏弃陈义，孚甲新思，考虑周详，面面完到。自兹入手，庶能得所楷式矣。